1934年10月，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1930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下令突围。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防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而此时,蒋介石已经察觉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何键，薛岳等，随中央军湘系、粤系、桂系的二十五个师、四十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做出来八红军歼于湘水、漓水以东的部署，蒋介石发出“党国命运在此一役”的讲话。
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后最严峻的考验。
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部队渡江，控制了脚山铺一带，准备迎击南下的湘军，红三军团坚守光华铺，阻止桂军北上，一南一北，为后续部队打开长达几十里的通道。
战役形势图
可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没有充分发挥红军的长处，部队在行动方面仍背负大量行李，“搬家式”行军，使原本从中央军委所在地达文市到最近的界首渡口仅500里，两三天的行程变为了五天。
而这一切时间都将由将士们的性命来丈量，在这段时间，由于没等到中央纵队的抵达，红一、红三方面军只能咬紧牙关“死打”，以阻击敌人，守住战地，以开辟西进的道路，为中央红军争取时间。
1934年11月28日，湘江战火惨烈燃烧。
界首渡口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下令“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可此时中央军委距离首界渡口仍有100里。
29日，湘江战役全线打响。
据一位84岁的时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刘志坚同志回忆说，战役异常惨烈，红一、红三，三天便损失极为严重，“就我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四个团长、政委，步枪、机关炮、迫击炮都朝我们打。”
而红五、红八、红九由于在湘东与追击之敌激战，前进十分缓慢。
主席朱德、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收到了红一军团的电报：“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昼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这封已经明显带些命令性口吻的电报，显示红一、红三军团真的已经到了拼尽全力的境地了。
11月29日，中央红军做出了兵分四路、强渡湘江的指令。命令黄冕昌所在部队红五师赶往新圩，阻击兵力十倍于红五师，装备悬殊的第二十四师、四十四师。
红五军与敌人激战，战士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一带炒米，在战士们和师长黄冕昌中传递，每人一口，便继续作战而在战斗中，黄冕昌的腿被流弹击中，随行人员想把他送回团部，可是兵不可一日无将，军不可一日无帅，师长坚持要与军队共存亡，坚持指挥作战。他的留下，使部队有了主心骨，使军队作战有了方向，可是不幸，战场硝云弹雨，师长最终倒于血泊之中，年仅32岁。
12月1日，中共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保证军委一号一时作战命令全部实现，致红一、三军团电“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有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1934年12月1日凌晨，中央军委到达界首渡口，敌军以飞机掩护，轰炸渡江，红一、红二师奋力拼杀、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自9月27日起，战役第五天，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以至于，战役结束后，当地长久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下午四点，中央军委终于渡过湘江。
而红五军团34师和红三军团61师18团却永远的被阻于湘江东岸。
红34师五千多名将士大都数牺牲，仅有六人存活。
红18师全部牺牲。
伤亡两万余人，加上之前突破封锁线的减员损失，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而其中一位师长令人格外动容，陈树湘同志是34师的师长，在湘江战役中，虽率领军队英勇战斗，予敌重大杀伤，且最终寡不敌众，34师弹尽粮绝，几乎全部牺牲。
而师长由于腹部受伤，在昏迷中被俘，他醒来时，敌人正用担架担着他去邀功请赏，师长以刻骨的信仰，坚守“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忍者剧痛，从伤口中掏出肠子扯断，当场牺牲，年仅29岁。而他的头颅却被敌人残忍的割下来，悬挂在故乡的城门上，而城门正对着的就是他的家，家里是他年迈的母亲和新婚离别多年的妻子，从1927年秋收起义到1934年，一别便是7年。
湘江战役是红军战役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损失最惨重的战役。如此惨重的伤亡，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却以两万多将士的性命来弥补，使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中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了极点。
湘江惨胜直接导致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他是红军四处碰壁深处绝境时召开的，从此中国革命翻开崭新的一页。
遵义会议遗址
而永远留在昨日湘江的战士们，他们的血脉经由流淌不息的湘江水，红色的泥土在我们身上流淌，只要我们还在传承，他们便不会消失，“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
湘江战役纪念馆
战役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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