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讽刺的现象，直到70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
1、我们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识字。我们有广播、电视、电影，每天都有报纸可看。但是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广告的协作下，用廉价的、缺乏真实感的垃圾，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不论老少，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了毒害，但如果有人主张，政府应该资助那些启迪和提高人们智力的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斥责。
2、我们已经将每日的平均工作时间减少到了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们现在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我们的祖先梦想的还要多。但是，结果又怎样呢？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这些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我们只是设法消磨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
是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我们病了吗？还是这个社会，造就了我们的不健全？
一个特定类型的社会是人的精神结构的必然结果吗？还是人的精神犹如一张白纸，社会和文化在这张白纸上盖上它们自己的印记？任何一个有过小时候的人都能知道，这两种观点都不能自圆其说。
人类有一些共有的根本的东西。人在改造他周围世界的同时，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改造了他自己。但是，正像他只能按照自然物质的性质来改造和改变自然界一样，他也只能按人的本性来改造和改变他自己。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便是开发这种潜力。所以，人内在的主要感情和动力是人的全部存在的产物，这些情感和动力是明确的，一部分有益于健康和幸福，一部分则易于造成疾病和不幸。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不会创造这些基本的感情和动力，但却决定着哪几种潜在的感情会比较普遍或者占据优势地位。婴儿一生下来就具有人的一切潜力。这本书就是在大胆从事“研究文明社会病理的工作”，他的基础是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的客观需要的社会。所以下面会首先确定什么是根源于人性的需要，进而讨论什么是健全的社会。
人需要满足动物性的生理需求——饥饿、干渴及性需求，但只有这些满足，甚至不足以使他健全。人类整体以及人类个体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诞生的问题。从子宫内到子宫外诚然是一次重大的变化，但刚出生的婴儿与未出生的婴儿没有什么区别，他感受不到外界事物，不能养活自己，完全依赖母亲。实际上，诞生的过程仍然在继续。孩子开始认识外界的东西，有情感上的回应，协调自己的动作，学说话，学着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学着躲避惩罚、得到赞扬与喜爱。渐渐地，这个日益成长的人学着去爱，去拓展理性，去客观地看世界。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力量，获得身份感，为了一种完整的生活克服感官的诱惑。个人的整个一生不是别的，而是诞下自己的过程。我们在死亡之时应达到最完全的生。
人必须在倒退与前进之间，在退回到动物的生存状态与达到人类的存在状态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人人都逃不脱这种选择。任何倒退的尝试都是痛苦的，都必定导致苦难与精神疾病。人每前进一步都会感到恐惧与痛苦，直到他达到了某一点，在那里，他不再那么害怕和怀疑。人最激烈的感情和最迫切的需要不是植根于他的肉体，而是植根于他的存在的独特性。
根源于人类存在的需要和感情有以下五种。一、与他者关联和自恋。（精神错乱的人失掉了同世界的联系，退缩到了自己之中，无法体验到物质的或者现实本来的样子，而只能见到他们被自己的内心活动所决定和塑造成的样子。）二、超越——创造性与破坏性。（天赋的理性和想象力，使人不满足于被动的角色，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着他去超越被造物的角色以及他的存在的偶然性和被动性，成为一个创造者。）三、根性——友爱与乱伦。（世上不止有父亲的良心，也有母亲的良心。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去尽职责，也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去爱，去原谅——爱自己，爱别人，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实际上，他们说的似乎刚好相反。不过，责任的原则与爱的原则之间的矛盾，父亲的良心与母亲的良心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存在所固有的矛盾，人应该同时接受矛盾的双方。只听从责任的命令的良心和只听从爱的指示的良心都是歪曲的良心。一个人亵渎国旗和宣称赞成杀死所有犹太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民族主义是一种倒退。）四、身份感——个性与从众行为。五、对定位坐标系与信仰体系的需求——理性与非理性。
在讨论什么是健全的社会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现状是怎么样的。二十世纪资本主义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性格？需要的是在大团体中能和他人顺利合作的人，想要消费的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趣味标准化、易于受到影响、其要求可以预测的人。需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自由，独立，不服从任何权威、原则或良心，然而却自愿接受支配，做别人希望的事，毫无摩擦的顺应社会机器。现代社会中，异化几乎无所不在，他弥漫在人与他的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人与他的同胞、人与他自己的关系中。人构筑了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他造的技术机器。但是，他所创造的一切却高踞于他之上。他没有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中心，而感到自己是他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机器的奴仆。“随着设计师、微动作研究人员，以及科学管理人员进一步剥夺工人自由思维和自由行动的权利，生命正在被否定，其必然结果便是工人方面的退避或斗争、冷漠或破坏，以及心理上的倒退。”这种异化，在十九世纪，是囤积倾向与剥削倾向的融合；在二十世纪，是接纳倾向与市场倾向融合。当我在进行任何创造性的，自发的活动时，比如我在看书、欣赏风景、同朋友交谈之时，我自身之中会发生某些事。有了这种经历之后，我便不同于先前的我了。而在异化的享乐形式中，我自身之中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消费了球赛、电影、报纸、杂志、书籍、讲座、自然景色、社会集会，就像消费所购买的商品一样，采取的都是异化的、抽象的方式。我不是在积极的参与，只是在接纳。趣味在被人操纵。甚至一个人每天早晨散步，也会把散步看成是对健康的一种投资，而不认为散步是令人愉快的活动，用不着任何辩护理由。整个生活类似于一桩生意。所以，现在人的心中出现了新的问题：人生是否值得度过？以及，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这种看法实属荒谬。我们有快乐，也有不幸，实现了某些目标，而没有达到另一些目标；但是，没有什么合理的天平能够评判人生是否值得活。谁又能说爱的一刻欢愉，或者因在一个明媚的清晨散步、呼吸清新的空气而产生的愉悦，抵不上生命所必然包含的所有苦难与奋斗呢？人生是独一无二的赠礼和挑战，不能用其他任何东西来衡量。对于人生是否值得一活这个问题，我们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异化的另一些表现有：不加区别地与人交往和缺乏个性被称为开朗；人们通过交谈交谈再交谈使得可能破裂的婚姻关系得到挽救，低落的情绪不致恶化——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他们从来都不正视一个问题。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断接纳的、被动的。阿波罗神殿的神谕“知汝自身！”，但现实是，现代人在一切重要的事情上都缺乏现实感，且程度令人惊异。这些事情包括：生与死的意义，幸福与痛苦，以及感情与严肃的思想。不论是一神教的还是世俗人本主义的伦理都基于这样的原则：没有什么机构和事物可以高于任何个人，生命的目的就是展示人的爱和理性，人的其他一切活动均应服务于这一目的。如果人变成了一部自动运行的机器，服务于那个庞大的“它”，伦理道德怎能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呢？我们的文化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世俗化的文化。我们不关心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不关心生命的意义及其解答；我们一开始就认定，除了成功地将生命这项资本投出去，并无灾无难的度过一生之外，生命别无其它目的。那么，劳动的意义又变成了什么？中产阶级认为工作是一种义务，而无产阶级则认为工作是一种强迫劳动。中产阶级的人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如何有意义的度过他的一生，他工作是为了摆脱无法承受的无聊；产业工人是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掌握机器的主动的力量，不是机器取代人力，而是人成了机器的替代品，人的工作就是完成目前机器还不能做的事。但现代的工作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工作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毫无意义的获得薪水的条件。毫不奇怪，这种态度会助长偷奸耍滑、少做事却拿同样薪水的风气，同时还令人不愉快和不满意——因为一张薪水单实在不足以作为他的自尊的基石。甚至有一个著名神经病学家提出幸福与人的价值也应服从于与大家保持较好关系的原则，他对一千五百名超级市场经理说道：“如果我们快乐，顾客也会更满意。···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些价值和人际关系的总原则的一部分付诸实践。就会换回不带感情的金钱。”他所说的“人际关系”指的是最非人的关系，是异化了的、行为如同机械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他所说的幸福指的是完全循规蹈矩的生活，排除了人的最后的疑虑和所有的自发性。工作的异化特性及其令人在深层次上缺乏满足感的特性导致了两种反应：一、追求彻底的懒散；二、对工作以及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人和物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尽管常常是不自觉的敌意。很多商人感到他自己是他所做的生意和所卖商品的囚犯，他对自己的产品有一种虚假的感情，暗地里看不起。他憎恨顾客，因为他们迫使他夸耀卖弄，好售出商品；他恨与他竞争的同行，因为他们对他构成了威胁；他恨他的雇员及上司，因为他得经常同他们较量。最重要的是，他恨他自己，因为他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分秒流逝，除了成功带来的短暂狂喜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对于“安全”的宣传，也完全是误导。一个有感觉的、活生生的人怎样才能感到安全呢？由于我们的生存处境，我们不可能感到一切安全。一个人能够并必须给自己定出的心理任务不是使自己具有安全感，而是能够不惊慌也不过分恐惧的接纳不安全因素。自由的人必然不安全，思维的人必定有疑虑。
按照人本主义的观点，精神健康具有这样一些特性：能够爱，能够创造，从家庭和自然的乱伦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将自己体验为自身力量的主体，他的身份感就建立在这种体验之上，他能够掌握内在和外在于自己的现实，也就是说，他的客观性与理性得到了发展。生命的目的就是认真的度过人生，完全地脱离母体，充分觉醒。脱离孩子气的宏大空洞的幻想，坚信自己有真正的力量，尽量这种力量十分有限；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同时又不比一只苍蝇或一片草叶更重要。能热爱生命，但同时能无畏地接受死亡；能承受那些生活要求我们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又坚信自己的思想、感情，只要这些思想、感情确实是我们自己的。能够独立自处，同时又能同心爱的人、普天下的兄弟、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融为一体；听从良心的召唤，这种召唤令我们回到自身，但同时，在听不清良心的声音因而无法遵从之时，不沉溺于个人的仇恨之中。精神健全的人是凭借爱、理性、信仰生活的人，他们尊重生命，不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
那么，如何改革，才是通向健全社会的路呢？
一、经济方面：经济改革基于这样的几个原则：1、贫穷正是人被奴役的标志，要救治贫穷，你应当不再为他人下苦力，你必须相信你自己。只要世上有充当主子的人或机构，工资奴隶就会存在，而当工人学会将自由置于舒适享乐之上的时候，这种状态就会结束。2、异化了的工作令人厌烦，使人不满；它使人精神极度紧张，也使人产生敌视情绪，进而厌恶正在做的工作及与此相关的一切。结果我们发现，渴望懒惰、什么也不干，就成了很多人的理想。具体改革的策略：略。
二、政治方面：基于的原则：1、如果民主是指个人能表达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意愿，那么，这里的前提是，他有一种信念、一个意愿。而事实却是：异化了的现代人有意见，有偏见，却没有信念；有好恶，却没有意愿。他的意见、偏见、好恶，同他的兴趣、爱好一样，都受到强有力的宣传机器的支配。2、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讲，一切“正确的”政治、科学‘哲学、宗教或科学的思想原本都是少数人的主张。要是我们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思想的价值，我们现在会仍然生活在洞穴中。具体改革的策略：略。
三、文化改革：基于的原则：1、我们现在的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造就于社会机器有用的公民，而不在于帮助发展学生的人格。这点显见于这一事实：六岁到十八岁是学习读写算以及语言的最佳年龄，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年龄段的人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解力有限，一个人要想真正理想这些领域的问题，必须有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对很多人来说，三十至四十岁是更适合学习的年龄。2、为了要在世上感到舒服自在，人就得掌握世界，不仅用头脑，也用他的感官，他的眼、他的耳，以及他的整个身体。他必须用身体表达出他的头脑所想到的。3、我们需要关切的是实质而非外壳，是实践而非口号，是人而非制度。
可以推测，西方会迅速地朝着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的方向发展，而东方今天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描述的情形。几千年前，上帝对一个小部落说道：“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而你选择了生。”这也是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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