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回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狂叫着，把出身于旧军阀家庭，因画过裸体像、又因“侮辱女同学”等罪名判过刑的美术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遍体鳞伤的陈老师在污泥中挣扎着，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通！"又一块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入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 14分（请永远记住这历史的一刻！）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
据说这是“第一个死在红卫兵手下的人”，当时把“八?一八”这一天叫做“红卫兵的革命盛大节日”。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却令人毛骨悚然：其震惊之处，正在于残酷的虐杀竟然是在青少年的狂欢之中完成。
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名言：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的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同对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玩笑》)
20世纪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创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为青春提供的“一个游乐场”：中国的红卫兵一知半解却狂热地相信人们教给他们的“革命雄心壮志”以及相应的“豪言壮语”，决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中国改造成纯而又纯的“革命圣地”，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与中心——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与“中华民族(文化)中心梦”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也正是这“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既是真诚又是虚假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却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他们也同样把中国专制主义的残忍，嗜杀、灭绝人性，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这就是中国的红色卫兵；“天堂”的梦与“地狱”之门并存，伊甸园与集中营同在，应该这样来把握与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从来都是说：“青春是美丽的”——这是作家巴金的名言，也是中国作家、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甚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正视：“青春是可怕的”——连同所有与“青春”相联系的乌托邦幻想，一切非理性“抒情诗”都有导向“专制”的可能。正如昆德拉所说：“人世间凡属于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属于魔鬼。”
昆德拉的另一判断也同样发人深思：应把“青春”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我们在20世纪中华民族身上，也同样发现了这种“青春期”的“烦躁不安”。上一世纪末，沉迷于中华中心梦的古老的中国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的婴儿，于是产生了“期待着长大”(赶上世界，潜意识中依然没有放弃“中华中心梦”)的焦躁。我们这个民族从“五四”时期就不断呼唤“青春”，这绝非偶然，它表现了中国现代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也显示了它的不成熟性；以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视“青春”为历史的正题，而忽视了它的负面。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不断为青春的表演提供“游乐场”，而最终演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青春的专制暴力的大浩劫。20世纪的民族青春史，也就从正面转向了负面，这可以说是历史对我们民族不成熟的一个无情惩罚。
但受到惩罚的民族并不会自动走向成熟。如果我们仍然沉湎于青春的狂梦与焦躁中，不敢正视青春的“可怕”，我们的灾难就不仅是长不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疯狂还会以另一种形式莅临于我们的国土，那位101中学美术教师的阴魂就会继续追随我们每一个人——多做做这样的“噩梦”可能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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