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

统战

统战，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说法就是：“在没有手枪可用，但是又必须消灭敌人的情况下，就要制造一个拥抱敌人的机会，在拥抱中消灭敌人。”共产国际不愧为革命的教主，季诺维也夫对统战的论述，说明统战永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统战口号的提出，往往说明的是：“僭主”政权正在向“合法或半合法政权”转变。张献忠或“十月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不适用以“统战”来定义其相似行为。但是如果张献忠变成朱元璋、列宁变成戈尔巴乔夫后，“统战”的定义就找到对应的政权主体。

“统战”对象永远不可能成为自己人，近代以来东亚历史的规律是，随着“敌人”角色的不断变化，“统战”对象的角色也不断变化，除了没办法成为自己人，“统战对象”与“敌人”两种角色可以随时转换。

当敌人来自敌国时，统战范围扩大，因为基本上所有人不是自己人，就是统战对象。当敌人的角色发生变化，原先的统战对象被迅速定义为敌人。此时，统战对象唯一的生存之道，只能是在“革命不如反革命，老革命不如新革命”的特定时间节点，及时改变立场（或者说变节）。幸好我们的祖先早就为其后代发明了解决办法，光武帝刘秀用“崇官”安置功臣，革命政府用“国家副主席”安置“反革命”（李济深）。

统战永远只是权宜之策，被统战对象应该庆幸的是，统战的目标永远实现不了，也就意味着被统战对象的价值永远存在。

相反的情况的理解，可以参考刘少奇当年的讲话，刘在盐城干部训练班上说：“对那些鼎鼎大名、有地位、过去在群众中有威望的绅士地主，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重要，虽然他们顽固反对我们，但是的因为捉了或杀了影响很大，就不能不在事前慎重考虑和决定处理办法。”

统战对象和革命对象其实是同一批人，统战时期应该慎重对待的，意思就是在（以前和以后）的时期应该也可以处理掉。

因此，统战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儒家的教化与社会的关系，其实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大部分情况下，儒家的教化总是对社会偏离理想中（儒家角度）的轨道痛心疾首，但是儒家的教化得以存在的前提，恰恰就在于社会偏离正常的轨道（这样儒家的教化与匡正才有存在的价值）。

同理，统战的功能，就是要让“不是自己人”的人，表面上看起来还算是“自己人”。统战与社会的关系的矛盾之处在于，统战的最高与最终目标，是社会再也没有统战对象，但是统战越是完成或接近其目标，统战工作的必要性也越低，被统战对象的价值也就越低，正如社会越是教化无效，儒家的教化就显得越迫切、越有价值。
病人数量足够庞大，社会就会把不正常当成正常。

宋庆龄向总理提出入党的要求，总理对宋庆龄说：“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的作用更大。”据《沈钧儒年谱》记载，总理对沈钧儒也说过类似的话。这就是统战的最高境界。
统战工作，就是要将中间力量变成自己人，统战的成功，衬托出敌人的统战失败。敌人为什么没有进行统战或统战失败，是因为统战对象认为自己应该生活在为所欲为的大清与北洋的时代，而现实的世界并非如此。统战为什么成功，是因为敌人没办法给统战对象“兑现承诺”，但是统战对象对于更加无法兑现承诺、未来的列宁与斯大林的“空头支票”，当成美好的愿景。

统战对象在大清与北洋的时代，养成为所欲为的习惯，但是除了特定的时期（统战开展的时期），作为凡人的统战对象，只能忍受两袖清风甚至穷困潦倒的生活，比如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民主人士担任此职务，说明法院实乃可有可无）。

统战对象的生活习惯与生活处境决定了，统战对象对旧社会的仇恨，甚至大于贫苦农民。沈钧儒在国共和谈破裂时就说：“我原已看出国府并无和谈诚意，曾向主席建议要‘摆队送客，下令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