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
写作是孤独的，特别是它开始的时候。
“那个人居然要写作！”人们听说你要成为作家那一刻，或者仅仅是在写着什么东西，他们或许会这样感叹道。你显然与众人不同，你要表达，与某种神秘的力量进行沟通。有人说，写作是天才写庸人，天才总是凤毛麟角。这一过程可以分享吗？恐怕只有自己知道。就算你的作品某天得以公诸于世，它们也不可能被多数人理解，甚至一闪而过，尘封起来。那些成名已久的作者们不孤独？你不妨去看看他们的作品，只要这种成名不是炒出来的，你就能多少看出些蛛丝马迹。避世只是回归这种孤独的方式之一。
中国古代有“隐逸”的传统，跟生存环境、时代变革关系密切，魏晋是一个高峰，“隐士”则是代表，“潜龙勿用”，时候未到。不过这类“隐士”往往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颇为功利，而文学上的“避世”虽与此相似，但亦有区别。最大者，便是其无功利性，写作本来就具备这样的特质。曹丕所谓“文章经国大业”，不过是满足统治需求的说辞罢了，换种身份也许结局不同。写作更多地与具体的人相关，至少在一开始写作时是这样的，你想成为作家，写出优秀的作品，然后就去写，仅此而已，至于使命问题，那是后来的事。“使命”是“有”，而“写作”是“无”，无中生有也。
陶渊明是较早“避世”的写作者，为官数十载，人到中年终于知道自己属于那块叫诗歌的田园。即便是累于政务，他也没有放弃写作。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好一个“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写作不就是一件“自然”的事吗？陶渊明最真挚的诗作就是此时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诗合一了。
唐代大诗人王维也是个避世者，晚年更是遁入禅境，居高位而不为所动，实在难得。按说一个人信了佛，每日吃斋念经即好，又何必写什么“诗”呢？王维一辈子做官，且官位不低，却以诗闻名天下，“宁薛诸王附马豪贵之门，无不拂席迎之”,他骨子里就是个诗人，跟做不做官没什么关系。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跟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首《山居秋暝》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算是王维彼时心态的写照了，何须多言呢？
苏东坡就更不用说了，一生沉浮，仕途坎坷，但他对于写作的坚守可与上面的两位比肩。只不过东坡的“避世”偏于被动，朝廷要贬你迁你，是不会跟你商量的，所以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哪是什么“功业”，明明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羞耻”，可东坡不是一般人啊，他每到一地都有欢乐的日子：
在黄州，他开垦了一片荒地，名之曰“东坡”，并不远处，盖一座茅屋，名之曰“雪堂”。世事萦怀，却有东坡雪堂可以栖息，人生如此，何乐而不为？
在惠州，他自称“岭南人”。烟瘴弥漫的荒蛮之地竟成了一个“洞天福地”。朝中人皆以为他的人生沉到了谷底，他却自诩乐不思蜀的世外神仙，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儋州，他自称“儋耳人”。虽早已白发萧散，老病缠身，仍不妨他把生活过得真实而鲜活。诚如苏轼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他既可做得一个高不可攀的圣人，亦可做得一个极接地气的庶人。
就这样生活着，写着，令人羡慕啊。
现代的周作人、废名等人继承了古人的衣钵，周作人有“自己的园地”，而废名作为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亲力亲为，在得知老师周作人被解雇，他愤然退学，先是京郊西山正黄旗农舍隐居一年，后于1937年举家迁往湖北老家黄梅县，教书、写作不问世事，长达十年。介于时局，他们的“避世”难免遭人诟病，但在写作上，这种“避世”确实又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文学”的阵地。周作人在这期间写出了大量“平和冲淡”的小品文，这些作品成为后世散文之典范；废名也写出了“特异”的《莫须有先生传》。孰是孰非，留待后人评说矣。
当代也不乏此类写作者。比如海子，那个被称为“孤独的王子”的诗人，安息在自己的那片麦地。他为何选择自杀呢？历来众说纷纭，什么“重要意义”之类，私以为，这一举动其实说到底是避世的，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了吗？未可知。多种版本在试图呈现海子的这一行为，结果呢，一个诗人的死被疯狂地消费了。他的死多少跟写作是分不开的，抛开其他的身份，海子首先是一个诗人，他对于写作的执着已经超越了大部分作家。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超越就必须自杀，每个人的方式是迥异的。避世的方式也是有差别的，“大隐隐于市”也是一种“避世”，关乎心灵。
刘亮程就住在“一个人的村庄”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生活在这个村子里，他写这个村子，除此之外无他。他写的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庄，这样的村庄哪里没有?但如果他不在这里生活、思考，全心全意，他是写不出《一个人的村庄》这样的作品的。他避开了“大”，选择了“小”，避开了“概念”，选择了“细节”。
“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尽管这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但堆满房子角角落落的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共拥共享，别人是无法看到的。走进这间房子，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到家了。即使离乡多年，再次转世回来，你也不会忘记回这个家的路。”唯有切身体会，才有如此真诚。
木心呢，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避世”者。他此生经历颇丰，从贵族子弟到落魄工人，酸甜苦辣皆尝遍。他从来不曾说过一个“苦”字，那年在狱中，他居然洋洋洒洒写出了65万言的《狱中笔记》，这需要何等的魄力与坚韧。对于他的文学成就的评判，历来多有纷争，实属常事。比如我，就觉得那首《从前慢》写得有些“空洞”了。但是他对于写作的坚守是值得肯定的。
另外一个叫苇岸的写作者也可归为“避世”者。他将他的目光转移到“田野”之上，那本《大地上的事情》中有这样的描写：“我观察过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小型蚁筑巢，将湿润的土粒吐在巢口，垒成酒盅状、灶台状、坟冢状、城堡状或松疏的蜂房状，高耸在地面；中型蚁的巢口，土粒散得均匀美观，围成喇叭口或泉心的形状，仿佛大地开放的一只黑色花朵；大型蚁筑巢像北方人的举止，随便、粗略、不拘细节，它们将颗粒远远地衔到什么地方，任意一丢，就像大步奔走撒种的农夫。”是不是又让你想起古人来了？陶渊明“采菊”，王维“看云”，苏东坡“啖荔枝”。有一种说回来的感觉。
实际上，“避世”的写作者不是中国独有的，放眼国外，也可举出几个例子：
法国思想家卢梭就是一个。他早年住在巴黎，约有15年吧，有一天突然就跑到乡下去了，从此再没有回去。他在乡下干什么去了呢？就是写作啊！他大概觉得像巴黎那样大都市是不适合一个作家的。这期间他写出了政治学名著《民约论》，这是世界政治学史上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他的政治观点，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育学论著《爱弥儿》，简述了他那独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这是一部儿童教育的经典著作，虽然卢梭在世时，曾因此书而遭受攻击，但其独到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后来的教育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动力。自传体小说《新爱洛绮丝》，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人人争看的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风靡全欧。若不是避世，世间就会缺少这几部伟大的作品。
托尔斯泰算一个。老托是个贵族子弟，却终生过着“隐居”的生活。亚斯亚纳－波利亚纳的俄文意思是“明媚的林间旷地”，这座贵族庄园距莫斯科有200多里之遥，有着茂密的森林和宽广的田野。这是托尔斯泰诞生的地方，也是他长眠之处。
据说托尔斯泰幼年时，常随他三个哥哥到那片被称为“老禁区”森子游玩。他的长兄尼古拉告诉他，这片林子里埋着一根小绿杖，上面写着各种秘密，谁要是找到它，就可以知道关于人类幸福的奥秘。当时他才5岁，寻找小绿棍成了他追逐一生的梦。
托尔斯泰不喜欢繁华，他的亚斯纳亚住宅简单实用。他不在乎吃穿，简单的饮食就已足够。平时他只罩上一件平常的俄国式样的衬衫，夏天是麻纱料子，冬天是羊毛料子。他是个有规律的勤奋的劳动者，又是一个热忱的运动家、养蜂家、园艺家、农事爱好者，尤其喜欢打猎、骑马。1870年10月2日他在日记里写到，“我遇到了不幸的事，我的马病了，兽医说它的呼吸器官出了毛病，气喘，我不相信是我骑坏的……”。
他早年的生活是惬意的，两部不朽的杰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就诞生在这个时期，前者用了6年，后者只用了2年。文学成了他寻找小绿棍的船只，他驾船在生命的海洋里遨游了一生，直到晚年他走出庄园，与笛卡尔一样，化作流星一颗。1910年10月28日在阿斯波沃的一个小车站，他被肺炎夺去了生命，按遗嘱他被埋在那块藏有小绿棍的林中。他那简朴的小墓如同他的作品，令所有人难忘。
其他，诸如海德格尔有自己的“黑森林”，他的后半生就在那里度过，像一个思考的诗人那样，在大地上游走，而维特根斯坦也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开启了他的写作之旅。此外，意大利还有一个诗歌流派叫“隐逸派”，他们的作品中大都抒发自我情感，尤其注意对于“瞬间”的捕捉，或片段式地描写自然场景，表现内心的孤独。现实太残酷了，只好到自我的世界中寻找慰藉。代表诗人有蒙塔莱、夸齐莫多、翁加雷蒂。其中夸齐莫多、蒙塔莱分别是1959年、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翁加雷蒂(1888～1970)早年曾受到法国象征主义、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影响,他善于以精确的、富于巨大表现力的诗句刻划人的内心世界。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还有萨巴(1883～1957)、卢齐（1914～ )。
以上所谈的“避世”写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奔着写作去的，写作是他们的归宿。他们通过“避世”回到了自己的“本心”，独孤又如何呢？写下去就是！
那么如今还有这样的“避世”写作者吗？我环顾四周，好像还真发现几个呢。比如湖北的野夫，就在大理寻了一块宝地“隐居”起来，收徒、写作，闹得沸沸扬扬，也不见有什么大作出世；湖南某君“隐居”山洞中十余载，潜心续写《红楼梦》，据说是曹雪芹上身，其续写的《红楼梦》一经出版，又惹起一阵炒作来；另有先锋作家隐洪峰隐居云南某地，却早已无心写作，干起了养殖的营生，等等。
如此说来，“避世”也未必就能产生好作家好作品；而继续深究的话，不避世也未必不能成为好作家，写出好作品，比如杜牧、柳永就常年混迹于勾栏瓦斯，照样才思泉涌，下笔如神；比如美国在作家海明威，那可是生活的好手，怎舍得“避世”呢，其在文学界还不是声名赫赫，比如德裔美国诗人、小说家布考斯基，真个放荡不羁，酒不离手，但也不妨碍人家“诗神附体”啊。
我举出来的“避世”写作者们，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芸芸写作者中脱颖而出，至今被人们记住，不全是因为他们的“避世”，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写作的孤独中坚守自我的本心。实际上，一个写作者是无法超脱他的时代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找到自己，并以此建起自己的“文学之塔”。
避世也好，不避世也罢，关键不在此处，而在作者本身，其先天禀赋与后天养成。我想起一个“书非借不能读”的说法，其实，你要真想读，都无大碍，写作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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