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上知：即上智。孔子曾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上知者即“生而知之者”。什么人才算是生而知之者呢？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人虽然智商有高低，但是每个人，哪怕是天才，都要经过努力学习才能获取知识。
孔子曾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这里，孔子为了表示谦虚，虚构出一种人：“生而知之者”，表明自己并不是最聪明的人，知识是靠自己努力学来的。
愚：从心从禺，禺意为“角落”，也指道路不通，心和禺结合，意为“性格孤僻，不与人交往，不通人情世事。”《荀子》曰：“非是是非谓之愚”。“下愚”就是指“困而不学的人”。
移：从禾从多，意为把秧田里的秧苗移到大田栽种。移的原意就是“移植”。后来延伸为“移动，”“改变位置”，“变动”等意。如“移风易俗”，“坚定不移”等。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只有那些生而知之者和那些困而不学的人，不会被教育改变。”
本章和上一章内容是相关联的，都是谈教育问题。如果把上一章的“性”理解为“人性”或者“秉性”，那么在这里就进入了死胡同。“上知”和“下愚”为何秉性不移呢？很难自圆其说。
孔安国曰：“上知不可使为恶，下愚不可使强贤。” 意思是说，上知就是一件坏事都不做的大好人，而下愚就是一件好事都不做的大坏人。
班固在《汉书》的《古今人表》里的解释：“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知；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上知”是做好事而不会做坏事的人，“下愚”是做坏事而不会做好事的人。也是延续了孔字国先生的思路，那么，他们为何不移呢？是主动不移还是被动不移呢？他们说不清楚。
程颐、朱熹认为“下愚者”是“自暴自弃者”，那么他们为何无法改变（不移）呢？两位先贤的论述都很难服众。
有人认为“上知者”指上层统治者，“下愚者”指下层人民，孔子在歧视劳动人民，这种理解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其实，孔子在这里讲的是教育的“可行性”。孔子认为：“上知者”是生而知之的，他们不需要接受教育，“下愚者”不愿意接受教育，所以他们这两种人是无法通过教育来让他们改变的。不过，这两种人很少，大部分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他们的。简言之：“教育是可以普及的，教育适合大部分人。”
教育救国第一人——容闳
1553年，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以晒渔网等借口在澳门获得了居住权，从此西方的宗教、科技、文化、艺术以此为缺口慢慢向中国渗透。
1828年的一天，就在和澳门隔海相望的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今珠海市南屏镇）一个贫穷的渔农之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容闳”。十几年后，他成为中国留学生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后来，他立志要以教育来赈救灾难深重，积贫积弱的祖国，成为中国“教育救国”第一人。
因为家贫无力入学读书，7岁时，其父把他送到澳门英国人办的马礼逊教会学校（免学费），容闳在这个学校读到12岁时鸦片战争爆发了，教会学校的教师为避战祸，全部回国了。容闳辍学，这一年，容闳的父亲因病去世。直到1841年11月，战争结束，马礼逊教会学校重新开学了，校长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传教士布朗先生。容闳说服母亲，重返教会学校读书。
到了1847年，要退休回国的布朗先生带着18岁的容闳及黄宽（后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成为我国最早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家）、黄胜（后因病回国，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近代印刷企业。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华人中文报纸）跨过太平洋，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读完高中后，于1850年考取了耶鲁大学文学院。
1854年耶鲁大学即将毕业，时年27岁的容闳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祖国的命运，经过深思熟虑，要拯救古老落后的中国，一定要使西方的科技文明，输入中国。从那时起，他就立下了宏伟的志愿，要使中国的青年幼童，和他一样受到近代文明的教育，挑选幼童留学西洋的种子，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在容闳心中生根发芽。
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27岁的容闳于1854年11月扬帆回国。这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太平军起义正轰轰烈烈，洪秀全在南京称王已经一年多了。中国处于真正的“一国两制”时期，清政府正忙于围剿太平军。
由于太平军领袖洪秀全也是广东人，而且打着基督的旗号起义，感觉思想比较进步，所以，于1860年容闳与几名传教士秘密访问太平天国，一方面考察，一方面是想通过太平天国来实现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当时南京的天王洪秀全正与曾国藩的湘军激烈撕杀搏斗，根本无暇顾及容闳写给太平天国的上书建议。却慷慨地给容闳封了个“义王”，容闳看出洪天王难成气候，辞谢了王位。
1862年夏天，容闳通过朋友引荐，来到安庆大营第一次拜见曾国藩。曾国藩出于洋务事业的需要，很快安排接见容闳。当时曾国藩已经接任两江总督，节制东南四省的政治军事，成为清朝东南半壁江山的支柱，帐下的幕僚包括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经济精英，可谓人才济济。像数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张文虎，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皆聚集在曾国藩帐下，这些人后来与容闳成了好朋友。
到1863年容闳又两次谒见曾国藩，曾国藩通过考察了解，确信容闳是一位诚实君子，且精通洋务，这才授予他重任，一次就交给他六万八千两银子，购买“制器之器”。容闳很快带着六万八千两银子奔赴美国，一年多后，容闳从美国采购回来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化机器，包括车床、刨床、钻床等“制器之器”。
曾国藩接着命容闳协助时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洋务派风云人物，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今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客家人）组建江南制造局。容闳与丁日昌在共同的洋务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容闳于1868年通过丁日昌给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上书《条陈四则》，其中第二条即为“政府宜选派聪颖幼童，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但是，好事多磨，直到五年后的1871年，在丁日昌和曾国藩的大力帮助下，经慈禧太后拍板，朝廷终于下旨同意挑选120聪颖幼童留学西洋。任命四品刑部主事陈兰彬（晚清首任驻美公使，广东湛江吴川市人）为留洋委员，五品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
这一年，洋务派开创的近代化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天津枪炮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规模都在逐渐扩大。国内还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同治帝完婚亲政，两宫皇太后要撤帘归政，二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了，三就是挑选幼童肄业西洋。大清帝国呈现出短暂的中兴气象。
清政府同意了，容闳却开心不起来，因为招生工作又出了问题，120名留学生分四批出去，一批30人，所有费用由清政府负担，竟然招不到学生。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民间传闻幼童出国后会被洋人吃掉、挖眼剖心做洋药等，令人哭笑不得，于是，容闳又亲自回到家乡做宣传工作，詹天佑就是这个时候被招到的学生。
幼童出国之前要经过培训，主要是《四书五经》里面的内容，然后签“生死合同”，主要内容有：1，留学时间为15年，期间所有费用由朝廷负责。2，学成之后不得逗留美国，必须回国服务。3，留学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死亡，朝廷不负责。4，留学期间，不能忘记朝廷恩典，逢初一、十五要面向东方遥拜大清皇帝，再拜孔圣先师。5，每人一本《御制圣谕广训》（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政治思想读本），要经常阅读。
120名幼童（广东籍85人）出国之前，容闳提前去美国做各种前期工作，如签各种协议，安排幼童食宿，寻找办公场所等，十分繁琐复杂。就在这时，负责幼童留洋的主管，两江总督曾国藩于1871年4月在南京去世了，他临终专门交代，幼童留洋事务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管，可见，曾国藩晚年对幼童留洋的重视与期望。派遣幼童留美是曾国藩晚年政务中的一个最大亮点。
这一切安排妥当后，容闳立即给上海发电报，陈兰彬很快带领幼童准备出发。幼童每人做了一身质地高雅的长袍马褂，一顶小缎帽，一双厚底鞋，一人做一个小木箱，装日常用品，又每人发一套崭新的《圣谕广训》和四书等，于1872年农历7月8日，公历是8月11日，由留洋委员陈兰彬、翻译曾兰生（中马混血，祖籍广东潮州，要容闳四年入学美国耶鲁大学，但没有毕业）、中文教习容增祥（曾国藩幕僚，广东新会人）等带领下，从上海吴淞口江岸上船出发。岸上，送行的亲人泪流满面，悲喜交加，挥手告别。
幼童们从旧金山乘上火车，翻越美国西部的落基山脉，穿越美国中部的大草原，中间倒换了几次火车，在纽约最后一次换车，终于来到了美国东北部的麻萨诸塞州的春田市，幼童在美国的生活适应能力很强，半年时间，就陆续插班进入了美国的小学。
容闳与陈兰彬到美国后，两人很快就发生矛盾。原因是幼童到美国上学后，时间不长就融入了美国的生活习俗中去，很多学生都脱去了长袍马褂，换上了美国流行的学生西装，把辫子盘在帽子里，甚至有剪掉辫子的，跟美国男孩进行棒球比赛，有的跟着美国家长上教堂、做礼拜，唱赞美诗，甚至跟着美国女学生跳交际舞。
这一切，因容闳青年时长期在美国生活，并早已信仰基督，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往往替学生辩护。而陈兰彬却认为是大逆不道。清朝开国之初，朝廷曾定下：骑射者，开国之基也；服饰者，治国之经也。把长袍马褂上升为承认不承认清朝统治权的政治高度，而剃发留辫更是忠于清王朝的象征。
陈兰彬决不容忍幼童穿西装，发现都严厉惩罚，容闳则予以宽容保护，造成两个人矛盾越来越深，关系越来越紧张。
1876年8月，美国为庆祝建国100周年，在费城举办世界贸易博览会。当容闳得知世界许多科技新发明在博览会上展出，积极与美国有关部门联系，让100多名中国幼童参观博览会，并带去了幼童的书画作品，做为康涅迪格州的教育成果在博览会上展出。当时大清国在博览会上也设立了展馆，负责人是一个叫李圭（南京人，中国近代邮政之父）的商人。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百名幼童参观博览会的情景，对幼童在美国勤奋求学，见识新颖，给予很高评价。李圭还与100多名幼童在博览会上受到当时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
1878年，詹天佑（铁路专家，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欧阳庚（中国早期外交官，今广东佛山市火炬开发区人）、蔡绍基（今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区人，天津大学创世人之一）等以优异成绩考入耶鲁大学，詹天佑当时是在孟松高中毕业，考试成绩是467分，排全校第二名，满分是480分。詹天佑学的专业是铁路土木工程，欧阳庚是机械专业，学制均为三年，蔡绍基学的是法律，学制四年。
在国内，顽固派和洋务派长期对峙，国内一个监察御史李士彬1880年12月份，（光绪六年）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就是这道奏折，导致了出洋肄业局命运的夭折，留美幼童全数提前撤回国了。
奏折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逃脱，别生枝节。”
当容闳得知这些情况后，作了最大的努力，欲想保全肄业局，一是容闳与好友马克吐温（美国著名作家）一起说动原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给直隶总督李鸿章写信，挽留肄业局，二是容闳与美国康涅迪各州教育署长诺所布先生，联络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著名校长、教授给总理衙门发信函，反映幼童在美国大学，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等待幼童全部大学毕业再撤局，现在撤局，中国损失太大。
当时的《纽约时报》也发表了社论，劝说清政府不要撤局。这一切，对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不起作用。经慈禧太后批准，清政府终于于1881年8月开始，分三批将留美幼童全数撤回，除去病故的三名幼童，还有因剪辫、信教、违纪或生病提前遣送回国的，还有几名逃脱未回来的，当时一共撤回94名幼童，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取得了耶鲁大学文凭，其他有大学三年级的、二年级的，也有刚考上大学的，总计60多名，另外30多名正在读中学。
至此，我国第一次官派留学生，就以这样的悲剧落幕了。而当时日本派出去的留学生却照样坚持在美国留学。而且还不断地批量送出。
这位被召回的留学生，被称为“洋化”的洋鬼子，所以，一开始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后来由李鸿章做主，将幼童大致分分三拨分派下去。一是头批幼童21名送往天津电报局，学习电报技术，二是二、三批内23名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三是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学堂学习当差。从这个分配名单可以看出，留洋幼童回国后大都投身于洋务事业中去了。
从幼童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留美幼童是在国人的嘲笑、奚落鄙视，本土文化的敌意与排斥中成长起来的。有人统计过，在起初的困境中，共有43幼童参加过海军，经历了两次对外海战。詹天佑等7名幼童直接参加了1884年的中法马尾海战，其中薛福有等4名幼童为国捐躯。陈金揆等11名幼童直接参加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其中陈金揆等三名幼童壮烈牺牲。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日本小国后，国际局势逼着清政府重视洋务事业和改革维新，留美幼童的命运开始改变。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留美幼童在中国邮电、铁路、矿业、教育、外交等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如唐紹仪（民国第一任总理，复旦大学创始人）等。
假如清政府跟日本一样，让留学生继续学下去，假如清政府继续不断地派遣幼童出国留学，还会有“甲午海战”的惨败么？中国还会遭西方列强的觊觎么？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年（1882-1894）又侨居美国。光绪二十四年（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美国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他通过关系给湖广总督张之洞（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创始人，河北沧州人）写信表示愿回国效力。张之洞马上复电，要容闳回国商议。从1896—1898年间，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但最后却因官场腐败内斗被朝廷否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正式开始。9月21日，维新失败。容闳冒险潜逃出京，避居上海租界。
容闳对清政府抱以幻想慢慢转向绝望，维新运动失败后，容闳走向了革命，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此后，容闳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年，容闳因病去世于美国，享年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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