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河东路旧谈》
作者：王加豪
从十七年前金坛县徽县设市列不久前改市为区，好像一场刚明发生的小事。 江南县级烧岸如时，风物依旧，一切还像是清河的水安静地笔直淌着。
华罗康中学住南，沿河东路的中段，与南新桥相隔不道百米的地方，有一家上了年头的修车摊头，一个面色黢黑的老人。
【当时只道是寻常】第二期 《沿河东路旧谈》
后箱式三轮车染了一层厚厚的铜锈，靠着一块字迹班驳的文物保护碑，经年累月地安静地平放着。
沿河东路连接城西城东，倚着热闹的商业广场，两排茂盛的梧桐，每天有数不清的人从这里走过。那家九号KTV门口的修车摊头，从来不会有人注意，修车摊头旁的那块模糊的石碑，像一个只适合珍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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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的寒假，曾经和小一届的女孩子外出取景,走过漕河时我说，对岸的梧桐树下有一块文物保护碑你记得吗。姑娘摇了摇头,大概寻不到一点印象了。我带她凑近了看，还勉强可以认出碑上五不大不小的字，王维克故居，底下一排黑色的宋体文，金坛县政府某年某月。
说是“故居”，实则是连一点故居的风貌也不剩了。王维克先生1953年过世，不久就赶上了漕河扩建的“跃进”风潮。南宋刘宰为县官时，凌通了南北走向八米宽的漕河，1958年漕河拓宽百米，老金坛的一条古街因此销声匿迹,跟着一起销声置迹的还有王维克的故居和华罗度先生的老家平房，只是王维克看不见了，华老后来也只是悼偉然一句轻叹。
市中心的华罗庚公园， 起初修建时定名为“雅约园”，后改“中山公园”，二三十年代扩建时得了王维克先生不少的力。先生据称是地主出身，倒确确凿凿是不沾一点钢臭的“世家”级的人物，耕读家风,平生频好藏书。年轻时赴过法国留学，如果要对外人介绍他的话，大概第一句就应该是，他是居里夫人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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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克与华罗庚住得颜近，而在半个世纪前，小城不过是一条主于街道，家家户户鸡犬之声相闻。我们今天再谈这一段往事，似乎王维克和华罗庚这两个名字是分不开的，先生回国后在县城执教,与韩大受先生同时,草创了金坛县第一所县中,而华罗庚便是先生的一名学生。华老学生年代，大致也是一个不入整师之眼的“偏才”，写得一手乱七八糟的字，却偏偏对数字情有独钟，而百步开外的王维克家便成了华罗庚读书的天堂。
清华算学系的熊庆来主任如果算成是华罗庚的伯乐的话那么王维克就该是第一个发现并且鼓励他追求热爱的人。今天的漕河水，大概早不似当年的甘甜可人了，也没有成片的梧桐，让人觉得夏天的清凉。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幅画面------不宽不窄的漕河里，单孔的石拱桥下穿过一座乌篷船，一个住在桥边杂货铺的年轻人，拖着病肢一步一拐地走在河边，不远处的院子里，带着圆框眼镜著着一身长衫的中学教师早早地迎了上去，两人嘘寒问暖一阵，双双走进书房。
三十年后，华罗庚已经成了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家，而王维克却成了老病在床的风烛之人。1950年春，回国不久的华罗庚在北京收到王维克的来信，信中得知昔日恩师因无经济收入，衣食已成问题。王维克在给华罗庚的最后一封信中希望向有关部门交涉变卖藏书，以解生活之需，同时希望华罗庚向有关方面推荐，使自己一展所长，在有生之年报效国家。
三年后，王维克先生患直肠癌在金坛县去世。三十八年后，华罗庚倒在了东京大学的讲台上，骨灰迎回家乡安放。
郭沫若题写的“金坛县中学”的石坊，如今已经躲到了“华罗庚中学”的大门后边。华中我到得并不多。只是偶然听朋友提到过“可吾楼”“维克楼”，韩大受先生字可吾,维克自然就是王维克了。楼下有一块不大不小的介绍文字，家寥称数十字，也算得上言简意赅。
沿河东路我已经好久没有去过了，只是印象里还堪堪留着些什么。梧桐垃圾灰尘，和各式各样的杂货店。县城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适合民语的地方，只是觉得还有些更加沉重的东西，是一把木吉他不能传达的。
于敏中曾有后人追访到老家金坛，只可惜家乡人没有给“金沙于氏”留出一房之地。每次路过沿河东路时，看到那一块空空的石碑伫着，我也在想些什么，大概是想修一修脚下的自行车，而修车人反倒不在了，那种难受和失落吧。
“你还我校园卡的那天就能感觉到，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
“我对陌生人都这样。”
“可我今天觉得你其实一点也不高冷哦。”
“那是因为我们熟悉了。”
“其实你还有故事没说完，对吧?”
我心里顿时掀起惊涛骇浪。梅子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我在她面前就像一本书，对别人来说是上锁的，但对她来说却拥有能看目录的特权。
那一次雨夜之后，我们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朋友，甚至说是超出了朋友的范畴，我开始习惯她每天早上的早安，日常的关心，而我也会向她“汇报”我正在干什么。
这种关系不会持续太久，那一天还是会到来。因为犹豫，我们最终还是错过了。但我还是很感谢她，那段时光让我很难忘。她是我见过的心思最细腻的女孩，就如同梅花一样，虽然普普通通却总是沁人心脾。
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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