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母亲去前单位搬行李。她曾在汉口的一家三甲医院做保洁,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月薪2300元。没有任何的社保,也不包吃,住的是物业公司老板在附近租的几间老破小。7楼,没有电梯,楼道的灯经常是坏的。小小的房间像乡村初中的宿舍一样摆满上下铺的架子床,8个阿姨,连同她们的锅碗瓢盆把空间塞得满满的。灯坏了几个月没有人来修,晚上要起夜只能借着外面微弱的灯光。毕竟,这里离卖奢侈品的武广等中心地带不远,从外面看,城市流光璀璨、车水马龙,没有一点贫困的影子。
4月中旬母亲去上班时因为楼道暗(其时才5点多)不小心崴了腿,骨折,医院不定为工伤,也没有任何的医药费和营养费。一位律师朋友说上班路上发生的意外不能定义为工伤,也罢,我们都长大了,只希望母亲能平平安安的,劝她就在家里休息,但她执意要出来干活,哪怕腿还没完全好,哪怕钱少得可怜。这一次她又回到武昌的某三甲医院继续做老本行,全月无休,每天8小时,月薪2700元,包一顿中饭,有集体宿舍。
爬到7楼,一位阿姨开了门,她热情地帮忙整理物品,在某个瞬间,我看到她右手的大拇指缺失了,一团肉附着在上面,让人看了既惊恐又心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曾经在工厂受了伤。她动作麻利,性格开朗,并不大能看出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只是细看那眼神,似乎有无限的沧桑。大概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她对苦命人母亲并不冷漠。
两个多月没来,母亲柜子里的花生都被老鼠吃光了,只留下一层厚厚的壳与皮。小水桶是我读研时用的,一直干干净净,但在这里不知为何散发出一股恶臭,我力劝母亲扔了她。母亲从家里出来并没有带很多东西,很多物品都是捡的。似乎能用,但质量已经差得不行,所以看她收拾起来就像在收废品。想起她原本不应该这样,家里的大房子都没人住,我生气地以为她自作自受还折磨我们,脸色便不大好。
来到路边,我和K都是大包小包,理所当然地认为该打车,可母亲不停地说去坐公交。我更是没好心情,大喊一声:“我说了打车!”母亲听出了我的不耐烦,便不再吱声。司机帮我们选了一条路径,顺便说这里近些。母亲一听很高兴,连连说:“嗯嗯,就走近路。”快到目的地了,我们想让司机送到楼下,但母亲普通话不行,完全说不清楚小区的真正发音。于是我们只能停在路边,提着行李继续走。新宿舍是二楼,K一放下东西就催我赶紧走。我见母亲住的条件比之前稍好,时间也快九点,交代了几句就走了。
回到家,身上便感觉很痒,不知母亲后来有没有早点睡。事后一想也挺自责,她的腿还没完全好,上了一天班还要继续跑老远清东西,最辛苦的就是她了。虽然我们没用她的钱,但老人家自己养活自己,不给我们添负担,也是功劳一桩了。我看不惯她的过度节省,是因为我忘了曾经自己是多么的贫困。有些人现在住在高档商品房里,可是退后十几年,一样的匮乏。像母亲这样辛苦一天却只能赚一点点钱的人不在少数,对于他们,我们应该报以深切的同情。
2021年7月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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