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奥斯汀（1775年-1817年）的时代，每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都了然于胸，而且从不会有人对现状提出质疑。当时英国的“平民”指的是在农场干活的劳力。”按经济历史学家格列高利·克拉克的说法，他(“平民”)的物质生活水准比古罗马的一个普通奴隶高不了多少。他的农舍除了一间黑洞洞的屋子以外别无他物，他年复一年终日与妻儿和家畜们相依为命。他唯一的取暖源是做饭时点燃的冒烟的柴火。他仅有一套聊以蔽体的衣服；从无车马代步，一生中从未出过远门。他仅有的消遣是男女的交媾和偷偷打猎。他无处医病，目不识丁。他的儿女们自幼便被派去放牛，或在农田里驱赶乌鸦，一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把父辈的饭碗继承过去。

收成好的时候，他吃的只是最劣等的粮食——麦麸。可别以为它是如今的面包和麦片粥的样子。连土豆都是他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土豆当然是你们贵族才有的好东西了，不过种植它们一定得花不少钱吧。”一个村民曾如此对简的母亲说过。

不单要忍受粮食的长期匮乏，而且一旦面包价格出现巨幅波动，面对的将是不折不扣的断粮与饥饿。十八世纪的人口死亡率对农业歉收和战争时期的高通货膨胀极其敏感。尽管如此，当时的英国平民与同等地位的法国或德国人相比还是要富裕得多，以至于伯克在其书中向他的英国读者们保证，“英国国内奴隶制的诸般卑鄙和恐怖的行径，与世界其他各地的情形相比远不值一提。”

简奥斯丁生活的年代比维多利亚时代早了50年，人民的收入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分之一，周期性断粮和挨饿是常态。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更富裕，开始质疑传统，千百年来的条条框框慢慢松动。1870年之前的经济学都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1870年之后讲的则几乎全是你能够做什么。人们开始质疑服从上帝，畏惧自然的教条，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的智慧、意志力的强大，相信能够主宰命运。

所有经济学家都试图回答人类最终的政治问题：如何能把经济效率、人类自由、社会公正三者完美无缺地融合在一起。

序幕 

1.好好先生与守财奴

1842年，狄更斯时的英国，棉花连续四年萎靡不振，农业歉收，城市挤满了来自农村走投无路的流民。工人只能靠公共救济和私人开设的粥棚勉强糊口。日益高涨的阶级仇恨，中下层愤恨、不满上层。

1799-1815拿破仑战争导致连年饥馑，社会激烈争论。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导致宪章运动兴起。使得争论死灰复燃。

争论焦点是牧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竭力解开疑团是：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人类十有其九都在悲惨中度日。即使不挨饿时候，人们也始终生活在对饥饿致死的恐惧之中，人类历史一直是勉强维生的水准。他总结：人才是罪魁祸首。人类繁殖的冲动压倒了其它本能和技能。人口增长超过粮食供给的增长。人口越多，竞争粮食、工作机会，导致工资水平下降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人们平均生活水准会下降。当战争、灾难、瘟疫发生，会减少人口，达到人口和粮食资源的平衡，eg,黑死病，抹去上百万人口。之后人口降低，粮食稳定。人口又迅速繁殖。马尔萨斯认为救济制度是奖励懒惰惩罚勤奋，当时英国福利制度是按家庭成员多少分配的，它实际上是鼓励早婚和多育。1834年过会通过救济对象只限于住进教养院（另一类型的监狱）的人。

狄更斯看到过会的这个规定，认为是道德的堕落，他刚从美国回来那里有“上亿亩地未肯定处女地”。他一心想替穷人争取权益。《吝啬鬼》写的是富饶的新世界，而不是匮乏的英国。

狄更斯时代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人的生存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无法掌握的，人能够干预经济状况。他们开始用“心智工具”分析了解现代世界的运行规律，了解人类的物质条件怎样才能得到改善，因为物质条件是一切道德、情感、知识和其它创造性条件赖以生存的基础。

第一章 焕然一新: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奇年代

1844年，英国曼彻斯特工人罢工，恩格斯发现英国工人食物比德国工人好多了。德国工人吃土豆和面包，而英国工人“每天都能吃上牛肉，还能买到带骨头的肉块，吃的比德国最有钱人还有营养，除每天喝两回茶之外，还有足够余钱在中午买一杯黑啤，晚上还可以再来些白兰地。”恩格斯发现，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英国人都认为暴动发生的可能性小，对未来十分有信心。

此时马克思在法国，他父亲是慷慨且挥霍无度的资产阶级，他认同德国在知识和文化上的优越，并崇拜一切与法国沾边的东西。对英国的财富和强大极端仇视。恩格斯精明能干，温和，卷起袖子就能写作；马克思毫无管理经验，但阅读涉猎极广，工作强度极高。一边品酒，一边和其它派别的人论战。同时做几件事，这件没做完就去读其他的书或做其它的事。

马恩及同时代的很多人都坚信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也都预言了世界末日。【想想现代社会，虽然偶有2012末日言论，但相信的人不多。这个时代真的是自古以来最好的时代。】

薛老师讲过《最富裕的穷人在今天》

人均寿命的差距在缩小，穷人和富人都普遍长寿，人的寿命是人的生活品质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辩驳的指标。在1900年，全球人均寿命是31岁，到了1950年，全球人均寿命是49岁，到2010年是67岁。人类全体生活条件无可置疑地变好了。

教育差距在下降，穷人和富人受教育的年限都越来越接近；

消费的差距在缩小，过去只有富人能享受的越洋快递、国际长途、家庭影院、前所未有的医疗服务、飞行距离的拉长等等，现在穷人也能够得到这些享受。

全球贫困人口锐减，消费少于1美元的赤贫人口，在1970年时占全球人口的1/4，而到今天下降到了不到5%。

家庭开销结构发生变化：买的没用的东西增多了。1950年家庭用于基本开销的比例53%，1970年下降到44%，今天下降到32%，即70的支出是不必要的。

1998年《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最富裕的穷人在美国》，指出有七成的贫困家庭有汽车，其中27%以上的家庭有两类以上汽车。绝大部分家庭有彩电，一半贫穷家庭有两台以上的彩电，当然也有微波炉、空调、自动洗碗机等等。大多数穷人的孩子确实营养过剩，成年后比1944年登陆诺曼底的美军平均高1英寸、重10磅。

企业家和发明家的收入，仅占发明给社会带来总价值的2%左右，社会创新使得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得益，包括那些最贫困的人。

1850年左右，英国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人均寿命32或31岁，而乡村45岁左右。因疾病传播理论没发明，统一收集垃圾和下水道及净水供应普及之前，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卫生状况不佳。阿尔伯特亲王，维多利亚女王丈夫即被伤寒夺取了生命。19世纪上半叶，普通工人健康状况恶化。在1781-1851年间，人均寿命从35岁升到40岁，但是婴儿死亡率上升，身高衡量儿童营养水平，受到疾病和食物构成的影响，身高呈现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