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手记#失落的故土

2018春节返乡手记：失落的故土

童年时期居住的老屋
老屋和老人

      我以为一个人可以通过频繁的出走割裂与故乡的联系，试图不去记起最初的人事就能够遗忘掉自己的不经意间抖露出的乡音，但在多年以后，你踏上故乡那条下起雨就泥泞不堪的道路，瞥见破败的老屋，看见曾经熟悉的面孔，关于故乡的所有细节都会顷刻间向你袭来。

        过了20岁之后，大多数时间是在外地求学和工作，返乡的时间被压缩至暑期和春节。每次回来，我和故乡之间的对比恰好描述了时间是如何偏离了最先开始的轨迹，朝着各自的方向无可挽回的衰落。

失落的亲情

      关于我与故乡的改变我先从生命里最先开始认识的那群人讲起。

      我有两个表兄弟，两个表妹，一个表姐，平日里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很少联系，如今两年未见，关系已经不如幼时那样亲密。表哥今年26，工作三年，身材已不像刚毕业时瘦长，甚至有些微胖。今年春节，我们在他家见面，我们之间的对话变得很少。下午三四点光景，阳光打在停在他家院子里的刚刚洗过的车身上，那是一辆黑色三菱运动款，大概是16年初买的，那时他参加工作刚满一年。我们也是从那时候起疏于联系。去年下半年他在他工作的城市里付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的首付，那座三线城市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如今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眼神和面容一样倦怠迟缓，微微有些驼背的青年人曾带我去看麻油叶和陈鸿宇的Livehouse，并在夜间散场后和我一起坐在马路边上抽着烟看着经过的人群。我们分开后，我一度不能理解他为何迅速的老去，甚至曾暗自埋怨过他对待我冷漠的方式，直到我在陌生的城市经历了他曾深处的无助和孤独才觉得他如今的不易。

      在去二姨家的路上，车上有我和父亲，他和舅舅，车上放的是陈粒。他明天要去女朋友家见她的家人，去完成一场即将到来的婚姻的所有正当程序。

      表妹今年22岁，高中学的是护士护理专业，现在在县城一家私立医院做护士，每天帮助病人检查化验是她的主要工作职责。她自己形容这份工作：“不算累，有自己的办公室，每天8小时，住县城家里，就是工资少，要化验粪便，有些脏。”说这些的时候，她坐在家附近秋千上和身旁的小孩玩。

      在老家农村，尽管重男轻女的观念已不再流行，但仍然因为各种缘由和传统观念的干预，极少数女孩能坚持读完大学，往往是读完高中就在家人的安排下在离家近的企业上班，她们在出嫁前多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接受父母亲人的安排，相亲，结婚，生子，过完一生。

      表姐大我五岁，很早就结婚了，生有一男一女，她的父母承担了带孩子的绝大部分责任。她在离家近的裁缝店上班，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劳累使她看上去不像二十七八岁的年纪。

      而在遥远的互联网社会中，对于女权主义的讨论和声张在兴起，却极少关注中国底层女性追求幸福的权力。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各自的人生有的已经确信，有的还在找寻，有的还未卜。

落差和误解

      我所在的村组和我一样还在读书的年轻人不过两人，都即将毕业，家里催上班催得紧。每次回家，总免不了被家人邻里拿来和早早辍学在外打拼的同辈们做一番比较。有时会有家人的误解和农村家庭的攀比心理带来的落差。

      我的中学同学读完初高中就出去打工了，先后陆续买车，筹备婚礼，相比我们也要更能融入农村集体当中来。有时候我们碰面，还能叫出对方的名字，互相说些有的没的，能够聊得也只是工作、房子和未来打算。但彼此知晓二者人生道路都已不相同。

      阿辉是我的老同，在老家同年出生的两个人被叫做“老同”，我们小时候在一块长大。阿辉初中没念完就去了上海，帮人搬过水果，做过油漆，现在在一家电器集团做普通员工。年前开了一辆轿车回来，邻里为了表示祝贺，都送来烟花爆竹来放。新年夜里来我家打牌，言谈中总不避讳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

      春节期间因感冒去买药，在混合了老人和孩童身上的气味的逼仄的村卫生所，遇见开车和妻子带孩子来打吊针的高中同学，他们的孩子已经喊我叔叔。

      诚然如王磊在《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迷惘的乡村》中写道：“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农民的的愿望是很朴素的，以前是守着一亩三分地养活家里一日三餐就已经满足了，随着一系列改革政策下来，农村的经济条件变好了，但土地反而没人种了，老人和留守儿童组成了一个村子。现如今房子和车子成为了农村生活优渥和有面子的象征。

      家乡的父辈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靠在网络上做直播就能一夜暴富的娱乐消费方式，也不懂什么是“新媒体”、“知识经济”、“网红”这些陌生的名词。现代都市和互联网经济与农村的生活方式俨然隔着一道屏障，农村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被排除在外，如同一座孤岛。

被废墟包围的老人

        倘若你站在日落时分的村口，你会一眼看见凋败的老屋和簇拥的布局不规则的新新式洋房俨然划分了两个时代。

黄昏时分的老屋和新楼 被拆迁的老屋和被遗弃的农具

      老屋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成的，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老屋中度过的。如今回来，村里老屋几乎都已被拆迁殆尽，留下碎石瓦砾在原处。上面考虑到山脚下地质灾害多发，于是鼓励拆迁，并给数万元的拆迁补贴，自此，村民都在开阔的农田上建了新洋房。

      春节过后，我来到老屋，被丢弃的农具躺在砖石之中，上面用毛笔标记了“刘记办用”，几只摩托头盔被压在下面。只有老屋门前的河水经久不息地流淌。

        废墟之中独一间老屋新年贴了对联，等我走近，刚从菜园子回来的奶奶看到我，对于许久不见来人的场景，老人似乎显得有些诧异，如同打量陌生人一般望着眼前的我，不作声。直到我说出来我奶奶的名字，她眼里的那层戒备和不解才放松，开始向我诉说丈夫的种种不是，我几次想打破对话，但老人仍旧自顾自地说道，风轻轻吹起她银白色的发丝垂在她因缺少水分地干瘪的脸颊，我一边劝慰着一边试图理解老人想要找个人说说话的心情。我知道她的儿媳妇不愿意老人住进新居，儿子定期上来看看老人，帮忙做修灯泡之类的事。似乎过了很久，老人才反应过来，说耳朵已经听不清了。我对着她的耳朵喊道：“奶奶，我走了，下次再来看你”，她听明白后还是坚持把我送到出老屋的桥头。其实，我也知道，下次再来的时候老人或许已经不在了。

      除夕前一天，村里一位老人过世，如同除夕当天的祭祀，都不像以往一样庄重虔诚，这些逐渐淡去的宗族仪式也不再有凝聚村庄情感的作用，丧葬上村里来人很少，只有几个帮忙做饭、搬桌椅的人，守夜的年轻人九点刚过就各自回家去了，三个道士敲敲打打一夜第二天就将老人抬上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