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菜头在“槽边往事”讲述读《苏轼十讲》的体会曾这样写到：“《苏轼十讲》会提供你另外一个观察苏轼的视角。和林语堂先生的热情洋溢相比，朱刚教授是冷静内敛的。《苏轼十讲》有很多个人的发挥，《苏轼十讲》则依据史料小心求证，步步为营----连书名都能看出这中间的区别，热爱苏轼的作家会称他为‘东坡’，冷静的学者则称呼他的本名苏轼。”这番话，我深以为然。
在《756丨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和《757丨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两篇笔记中，苏轼和苏东坡这两个名字交替出现，我更爱东坡多些-----那个被放逐在野、怡然求生的东坡。
想认识苏轼这个人，就必着眼在他的诗文上。我们会看到春风十里，也能看到旦夕祸福，还能看到大难不死，看到最多的是漂泊无定。再回到苏轼的履历表中还能体会良多。苏轼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六岁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在官场厮混了四十几年，他做过大理寺丞、中丞，摄开封府推官，除杭州通判，继而出密州、徐州、湖州，贬黄州团练副使，移汝州团练副使。后被启用：知登州，召为礼部侍郎、起居舍人，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侍读。除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出守杭州，移知扬州，迁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贬承议郎、知英州，又贬宁远军节度使副使、放逐于惠州，再贬琼州别驾、放逐于昌化，复贬儋州，徙廉州，移永州，后逝于北上常州途中。
在上述履历中，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苏轼自出仕之后，即便遭遇一贬再贬，无所事事。但他的身份至死都是一个官员。因贬谪，苏轼游历了大半个南中国，他就像一只风筝划过天空的角角落落，但控制风筝的线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研读苏轼的履历，可以看到苏轼从一地迁移往另一地，皆受制于朝廷命令。苏轼因其才而入朝廷，又因其才而不容于朝廷。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唐太宗的那句话“天下英雄入吾毂中”，但这句话的真意乃是将高智商的人控制起来为我所用，当然，也可以控制起来而不用。
苏轼在宦海中的“起用”或是“不用”，源自其政见，政见之争，以“党争”为最。从“乌台诗案”一路到“元祐党争”。整体上看，苏轼不过是激流漩涡中的一滴水，但偏偏这滴水过于显眼。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他们争来争去的到底是什么呢？
宋自肇造以来，其北方始终不定，辽朝与金朝自诩为“北朝”，称处于南方的宋为“南朝”。在宋朝的东南方，还有西夏。对北方的频频用兵，贯穿宋朝的历史。从宋仁宗时爆发的宋夏战争持续时间很长。边塞不宁，就需要筹饷、募兵。兵与晌花费多少，从何而来？况且宋军屡战屡败，边事导致了宋廷内政的变化。宋仁宗时的“庆历新政”虽然昙花一现，但却显示了宋廷因外部压力导致的内部调适。“庆历新政”要解决的重心就是为兵与晌找到对策。
苏轼进入朝廷时，与王安石同殿为臣。彼时宋神宗决意变革的动机，就是要应对北方的边事。辽与西夏虎视眈眈。国家要用兵，就需要先解决财政问题。王安石的变革应运而生。王安石的变法能否推行与落实，主要取决于宋神宗。不论怎么说，宋廷面临的难题与弊病，最清楚的人还应该是皇帝。苏轼深陷其中的“党争”就是来自这场不得不做的变革。但我们现在梳理历史，需要理解的是“党争”的发生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而非诞生于内部革新的觉醒。对于历史上的这次改革，黄仁宇这样评论道：“早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对统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王安石的变法，与其说是王安石推行，不如说是宋神宗一心要做。也唯有如此力度，“法”才能“变”。
在王安石疾风暴雨的变革推行中，任何人为阻力都被迅速地弥平。而苏轼在这个过程中，也因其政见被划入了“旧党”、“蜀党”。纵观苏轼的平生，他除了受制于朝廷之外，也同样受制于这两个很模糊的划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被划分“旧党”之前，苏轼已经在所谓的“蜀党”名单中了。
在诸如“元丰改制”、“熙丰新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一系列变动中，王安石的变法几经变迁，也找到了调和之道。尽管与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新法相比，绍述之法更着重于朝廷聚敛而非厚养民生。新党得势就意味着旧党落寞。苏轼随着这些时政浪潮上下起伏。他还是落寞的代表人物，他的贬谪之路一路向南，直到天涯海角。在《苏轼十讲》中，朱刚教授很隐晦的提到，与那些在汴京朝廷中指划天下的大臣们相比，苏轼一路走一路看，他看见了人间的真模样。但他却不能再多说什么！
在《苏轼十讲》中的“乌台诗案”和“元祐党争”这两章节中，新与旧，忠与奸没那么容易分辨得出来。站在不同的政见和立场上，得势与失势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在领略苏轼的诗文之美时，不要忘记苏轼在宦海中遭遇的凶险。而那些凶险真的就是来自满满的恶意吗？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中表现出的冷峻，正好可以冷却读者揣摩的热度。
《苏轼十讲》这本书中长久的审视和思考是它耐读的地方，这本书也正如和菜头所言：“对于未来的苏东坡爱好者的书柜而言，一定会有《苏轼十讲》这本书的一席之地。籍着朱刚教授此刻的苦难，我们因此收获了一本好书，这不也是苏东坡人生的某种比喻么？”借助这本书，我们能看到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里，一个人是如何完成了与自己相处的全过程。
苏轼在元丰二年十月二十日写的题记中写道：“十月二十日，恭闻太皇太后升遐，以轼罪人，不许成服，欲哭则不敢，欲泣则不可，故作挽词二章”。
那一夜，苏轼在夜深人静的灯下，想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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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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