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在网络时代成名的人们，可能会对这句话有更深刻和更直接的体会。
比如，前一阶段，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爆红的张文宏，在一期节目中说早餐不要喝粥，意外遭到了大批食疗养生爱好者的“狙击”。
就在最近几天，网红papi酱抱着“小小胡”，发微博诉说初为人母之苦。然后就有人莫名其妙地跟帖说：“papi酱生娃过后变得好疲惫啊，但是孩子还是随父姓。”居然因为孩子随父姓而引发一波“抗议潮”。
可见，网红这碗饭不好端。
其实不只是网红，在网络上每个人，包括最普通的一些人，都有可能因为偶尔的失误，甚至连失误都算不上的发言，而意外遭受舆论声浪的袭击。
这种现象，英国作家乔恩·罗森称之为“”网络羞辱“，认为这是古老的羞辱刑在网络时代的复活。
乔恩·罗森是著名独立记者、大众心理学家和纪录片制片人，现居伦敦。他是两本国际畅销书《他们：与极端分子的冒险》和《以眼杀羊：寻访美军酋支神秘的特异功能部队》的作者，后者被好菜坞改编为同名卖座大片。
乔恩花费了三年时间，周游世界拜访了众多起网络羞辱和人肉事件的受害者。这些被羞辱者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在公众场合或者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就招致了毁灭性的羞辱和人肉搜索。
他的研究结果，最后写成了这本书《干夫所指：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译本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一、 “他们想毁掉我，想让我去死”
这本书关注的是那些并没有犯下大错的人，他们或许只是在网上开了些愚蠢的玩笑，整个人生就被毁了。
例如这位叫贾斯汀·萨科女士，从纽约乘机出去度假，在登机之前，因为无聊，就发了3条开玩笑的推特，当时她只有170个粉丝。
她没有意识到，她发布的推特，细究起来涉及到种族歧视，比如最后一条：“‘要去非洲了。希望我别染上艾滋病。只是开玩笑啦，我是白人！”
一开始，她可能还因为无人点赞而郁闷。但经过11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她再次打开手机，情况完全不同了：短信挤爆手机，她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
她赶紧发布道歉声明，中止了非洲度假，因为有人威胁要伤害她；甚至，“网上疯传她是四十八亿美元的继承人，父亲是南非矿业巨头德斯蒙德。”
而事实上，她是土生土长的长岛人，母亲是个单身空姐，直到她长大以后才改嫁给一个家境富裕的人。
但网络上的人不管这些：人们认定贾斯汀，萨科是生在富贵人家的种族主义者，尽管她既不是富家小姐，也不是种族主义者。但那些都不重要，只要她看起来像这种人就够了。——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呢？
贾斯汀从开普敦机场回到家后，姨妈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不是我们家的立场。但因为你跟我们的关系，整个家族都蒙羞了。”
网络威力巨大：“公众的羞辱如同一阵飓风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还波及了他们的生活半径的其他人，他们被羞辱，嘲笑，妖魔化，他们无力申辩。”贾斯汀·萨科不仅被家族视为耻辱，她还被解雇了，多次求职不成，最后去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做志愿者，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赎罪过程，但还是提心吊胆：因为她的资料在网络上一直保存着。
乔恩·罗森还跟踪了其他几个类似的案例。他不否认，当事人的行为本身有不妥的地方。但是，这些人在网络上遭受的打击，已经远远超出了当事人所应承受的。
有时候，即使当事人道歉了，也不被接受。正如另一个当事人指出：“他们不想要我道歉”， “他们想毁掉我，想让我去死。”
网络的残忍一面，昭然若揭。
二、小众的力量同样令人畏惧
乔恩·罗森警觉到，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古老的、已经废止的羞辱刑：
“公开羞辱正在逐渐复兴。经过一百八十年的沉寂（英国早在1837年就取消了公开处刑，美国则是1839年取消的），它终于东山再起了。公开羞辱是一种威力无穷的工具。它能产生高压，扩展速度和影响范围都极为惊人。阶级的界限被打破了，沉默的人可以发声了。”
所谓羞辱刑，就像《红字》里面的女主人公所遭受的那样，佩戴红“A”字，时刻将其过错和遭受的处罚公开展示，对人格进行羞辱。在我们社会，羞辱刑也不陌生：过去的枷号示众、游街示众就是羞辱刑。
在欧洲，19世纪羞辱刑就被废止了。因为进入工业社会，人员流动性大，一个人离开居住地，换个地方生活，所谓的羞辱就没有了意义。
但在网络上，因为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传播又是及时而全面的，所以，一个人的过错，将遭受来自不知什么地方的攻击。而且，网络资料只要不被有意删除，将永远在网上保留。无论何时，当事人只要一露面，过往的一切都会呈现。
正是这种情况下，欧洲司法界推动“网络遗忘权”，好多年才得以成功。
当然，在我们社会，网络的发展情况更为复杂一些。
首先要肯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网络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巨大的正面推动作用，是主流的一面。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羞辱刑”的权力，实际上随着“每人一个麦克风”局面形成，也有被滥用的可能。
正如papi酱所遭遇的，持有那种理念的原本是小众群体，藉由网络的汇聚作用，往往也会突然形成一定的打击力。
最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说明了这一点。六一将至，一家出版公司选择平台推广童书，把某个专业的图书平台给放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平台推广的话，会被那一群坚定的不婚不育者攻击。
小众的力量，聚合起来，也是比较恐怖的。
三、后真相时代，有些人把“羞辱刑”用得纯熟无比
乔恩·罗森用一个“反馈回路”的比喻，解释社交媒体的影响，认为社交媒体变成了“一问巨大的回音室，我们的信念会被持同样信念的其他人不断强化”。
作者认为，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比如《连线》杂志的人，把网络动员视为一种新式民主。但事实恰好相反。网络“将人们禁锢在原有的世界里，阻止他们探索不同的看法。他们被困在反馈强化的体系里。在我们的生活中，‘世界上存在不同意见’的看法被边缘化了。”
这种说法，更常见的是“信息茧房”比喻。很多原本小众的极端观念群体，藉由网络动员起来，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通过回路效应自我强化，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宇宙。
他们以为自己以为的也是所有人都应该这样以为的，所以小宇宙爆发一下，出圈了，令人瞠目结舌，就像年初某位流量明星脑残粉举报A03和lofter等网站事件。
他们不出圈，咱还真不知道有这号人物存在！
遇到张文宏或者papi酱这样的情况，小宇宙也爆发了一下，相比前者，影响就小意思了。
后真相时代，不问是非，只问立场。网络空间很多人，把“羞辱刑”用得纯熟无比。非我立场，其心必异，所以遇佛杀佛，逢祖杀祖。
作者说：“通常出现在我笔下的有权有势、疯狂残忍的大人物已经渐渐消失。如今，真正有权有势、疯狂残忍的人，正是我们自己。”
这种另类小宇宙越来越多，使网络行走的人们就像在草原湿地里跋涉一样，不小心就掉进坑里了。
作者引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社交媒体突然给我一种感觉，就像我正小心翼翼地应对喜怒无常的父母，担心随时可能挨打。”
不过，物极必反。当一些网络喷子在无限制使用这种羞辱权的时候，人们也已经见惯不惊了。张文宏大夫对于这种攻击是置之不理，而papi酱则是用“关你屁事”回怼。
各种不同意见互相对冲，正能量的沉默螺旋也不再沉默，说明我们已经习惯了网络的生态。
见怪不败，其怪自败。有了足够的反制机制，然后才能说，参差多样是幸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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