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出生在1913年6月，逝世于1995.年12月。享年82岁。
我父亲是山东胶东莱阳中兰村人。
莱阳师范毕业。
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从1938年参加革命到1995去世，57年来，在山东胶东和东北安东这热土上。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不怕牺牲，甘洒热血，几次与死神擦身而过，他的生平事迹既可歌可泣又有传奇色彩。
一，逃脱鬼子的追铺，兄被杀父被吊打母吓死。
在胶东抗日战场上，我父亲在历任胶东昌邑县游击队政委时。
那是1940年10月一天的傍晚，我父亲在执行完任务后，悄悄回家看望父母。
不幸被村里的汉奸发现，此汉奸连夜就上莱阳城报告给日本鬼子。
凌晨鬼子带着伪军就奔我父亲家里来了。
当时我父亲非常机警，发现前院内有情况，立即在屋内把茅草房顶扒开一窟窿，爬到房顶后跳到后院，迅速地跑进了山沟里，躲过鬼子的追杀。
穷凶极恶的鬼子，没有抓到我父亲这个游击队政委，却把我父亲的堂哥给杀害了，把头颅挂在城墙上。
我父亲的父亲也被抓去，吊起来严刑拷打，最后卖地赎回来 了。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父亲的母亲给吓坏了，整天担心抗日的我父亲，不久就去世了。
二，一颗“臭子”保住了生命，巨款没被土匪抢走。
在历任胶东城防司令部民运股长时，
在收抗日捐时收到了一笔巨款，可是被当地土匪得知，土匪把我父亲和另一位同志堵在回游击队驻地路上。
我父亲发现及时，立即和土匪发生了枪战，在枪战中，那位同志胳膊挂彩，他们躲进一个破房子里。
进了破房子后，我父亲迅速把巨款埋在灶坑里，然后用双枪掩护那位同志从后窗逃走，去游击队报信。
最后因没有了子弹，被土匪抓住。
土匪把我父亲吊在房梁上殴打 ，让他交出那笔钱，但是我父亲不说，土匪毒打我父亲一个多小时，打的我父亲死去活来，我父亲就是宁死不说。
此时已经逃出去的同志，带着游击队迅速赶来，土匪看游击队来了，恼羞成怒土匪头子就朝我父亲头上就开了一枪。
太侥幸了，抢卡壳了是个“臭子”，没有打死我父亲。
土匪头子眼看几个土匪被游击队用枪撩到，也顾不上我父亲了仓皇逃走了。
就这样我父亲保住了一条命也保住抗日巨款。
三，凭借机智两次从枪口下逃生
1945年2月，我父亲奉胶东区委城工部派遣，以算命先生的身份到东北安东(现在改为丹东）从事地下工作，为抗战胜利后我党接收东北做准备。
1945年“8.15”东北光复时，我父亲已经在做地下工作中，秘密组建了青年抗日救国会，已发展会员近300人，组成八个分支部。为我党组建武装队伍做好了准备，但是缺乏武器。
苏联红军接管了安东以后，为取得苏联红军的承认和支持，我父亲带着翻译，前往苏军驻安东司令部，会见格列牛希司令(苏军少校营长)。
该司令看过我父亲由 16军分区开的中文和俄文两封介绍信后，知道来人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代表，态度很友好。我父亲通过翻译，谈了来安东建立武装的打算。
可没想到格列牛希不同意。
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政府有协定，如果让你们在市内公开活动，会引起麻烦，你们可以到离城三十里以外的地方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安东组建我党的武装力量，迎接我军接收安东做准备。
我父亲带领救国会骨干成员以普通市民的身份。
打着“”劳军“”的旗号，带着酒肉水果来到安东四道沟苏军的军火库，开始热情的和看守士兵“把酒言欢”。
很快，苏军士兵一个个朦胧醉眼倒在桌前，我父亲 他们乘机从仓库运走了几大车被服和军火。
丢失了军火可是大事，苏军很快找到了策划、指挥这一行动的我父亲，并把他绑了起来，用刀比量着他的脖子审问他，并要枪毙他。
我父亲临危不惧，通过翻译和审问他的苏军军官理论起来: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你们怎么能帮着敌人?
我要申诉，我要到你的上级那里投诉你!”
而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苏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指出自己要武器，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说的苏军军官牙哑口无言。
苏军碍于面子，又不肯当场释放我父亲。
就当众把他五花大绑押上车，让民众以为要枪毙，暗中却放了我父亲，我父亲又一次死里逃生。
此时的安东政局混乱，社会动荡。苏军虽然对安东实行了军事管制，但是,由伪满省长曹承宗奉国民党旨意组建维持会，已控制了局势。(苏军认可)
我父亲被苏军暗中放走，伪维持会哪能甘心，他们为了让国民党接管安东政权，就是要消灭八路。
他们又把我父亲抓了起来，关进安东东坎子监狱。
他们对我父亲动用了各种刑罚，严刑拷打，鲜血都把我父亲身穿的小褂都染红了。
逼我父亲承认八路是来扰乱社会治安的，为枪毙我父亲找证据，好给苏军一个交代。
最后他们把我父亲打昏了扔在院子里，认为已经被打死了时候，我父亲，却自己缓了过来
我父亲活过来了,维持会的头头命令监狱维持会士兵拉出去枪毙，在押往刑场途中行刑前,我父亲开始对维持会的士兵进行攻心战。
我父亲说：“我的抗日救国会有300多人，分布在安东各个地方。你们每个人家在哪里我都知道。”
接着我父亲又说:安东的穷人都是我的兵，今天你们杀了我，明天我们部队到了，他们就会给我报仇。”
见押送他的维持会的士兵有了一些害怕。
我父亲开始正面宣传:“咱们都是穷人出身，你们干上这个也是为了混口饭吃。你们怎么能还替汉奸卖命呢？当亡国奴的滋味没尝过么？。
维持会的士兵们就没敢枪毙我父亲，因为这些士兵大多数遭受日本人压榨过的老百姓子弟。
监狱中维持会的头看士兵不执行命令，也害怕了，又把我父亲押回监狱。
当天晚上，我军冀热辽特务二团一个营进驻了八道沟伪警察学校。
监狱维持会的人得知此消息，害怕的要命，怕八路来报仇，就赶紧地释放我父亲。
我父亲靠机智和我军及时进驻，又逃过一劫。
四，解散维持会，我军顺利接管政权。
1945年10月，受国民党旨意的维持会的头头们，眼见中共力量日益强大。
他们孤注一掷，命其所属的王光部队300多人，10月28日开进市郊三股流一带,妄图搞武装暴乱。
但是在我父亲领导的地下党有效情报支持下，我军仅用不到3个小时，就把这些暴乱分子全部击溃 。
这就是有名的“三股流事件”。
叛乱平息后“三股流事件”使苏军看清了安东维持会的本来面目，11月2日就地解散维持会。
接着我军顺利地接管公安局、监察院、法院、监狱等安东政权。
我父亲也担任安东东坎子监狱长。
五，莫须有的嫌疑
我父亲任监狱长。却遭到不白之冤，伴随他30年嫌疑。
当时，我军接管监狱后，监押了不少日伪时期欺压百姓的伪警察头目。
其中有一位伪警察头目为了逃避镇压，隐瞒自己的罪行，他看我父亲是监狱长便套近乎，讲述自己的所谓“功劳”。
在交代材料中表示:“我很早就认识他(我父亲）。他在“光复”前算命，后来经常给一些人讲话,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可我没去抓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开展活动，这不是我的功劳么?”
可能这伪警察头目就是国民党地下军，他这一份交代材料，有关部门审查时，却给我父亲罩上了”国民党地下军“的嫌疑阴影。
此莫须有的嫌疑，影响了我父亲在以后的革命工作，”国民党地下军”这一莫须有的怀疑，足足有30年后1976年才解除嫌疑。
六，“地下军嫌疑”在“文革“中遭到迫害。
1965年历任某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第二年就是文化大革命，我父亲又因有这个历史问题，68年就被“造反派”专政，
长达8个月时间，这期间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不仅不给吃饱饭，还得做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一次秋收的时候，我父亲因为捡了几粒黄豆，装在裤兜里，裤兜漏了，掉在睡铺上。
被“造反派”专政人员发现，说他是国民党盗窃人民的粮食。
便强迫在押的专政对象10几个人，每个人都得给我父亲两个嘴巴子，谁打的狠，谁就是与国民党划清界限越清楚。
当时我父亲被打的满口献血，后槽牙都被打掉了。
我父亲在于敌伪的斗争中多次出生入死，为安东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造反派”却这样对待他，我父亲有些想不通 。
但是他又起想到参加革命斗争的历程中，鬼子没有杀死他，土匪也没有杀死他，国民党更没有杀死他，他的命是真正共产党的，也不能死在这帮“造反派”手里。
他坚信党会给他清白的，会给他清洗不白之冤。
他终于等到了。
“文革”结束后，党组织给他彻底平反昭雪。
七，和革命先烈比这点委屈算什么？
从1945年离开山东到1995在丹东去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父亲只在平反后，回过一次山东老家。
很多人听说他回老家了，都去看他。他也问起很多当年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消息，结果大部分都牺牲了。
回忆过去胶东抗日和东北安东地下工作，多次为党出生入死的经历，我父亲能活到现在，他已把30多年的蒙冤抛在脑后。
我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过:“我能活下来，就是幸运。我受得那点委屈，比起那些死去的战友，真的不算什么。”
是的，这些革命先烈为了我们的新中国，为了人民翻身得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自己，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但向我父亲这样传奇般地活下来革命老战士，虽然现在已经去世了，值得我们生在新中国几代人们的敬重。
我父亲这一生虽然有些传奇色彩，比如， 土匪抢卡壳“臭子”没有打死他，还有被伪维持会打昏后又苏醒过来等。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父亲有一种老革命战士的价值观，那就是他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这也是我父亲可歌可泣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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