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故事之浮沉人生之摩诘黄昏
一
古人说：“颜足行世偏倚才”。
翻译过来就是“有些人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
话说大唐开元二年，即公元七百一十四年，正值李隆基时代的开元盛世，全国上下歌舞升平、祥和融洽，简直就是万邦来朝、唯我独尊，完完全全的大国气象。
有一年仅十五岁少年，背上古琴一把，腰间狼毫一只，包里文具一套，从蒲州（山西永济）出发，历经数月，跋涉了四百余里，终于站在长安城的门楼下。他仰望着门楼上气派的殿宇，心里默默的念了一声：“帝都，哥征服你来了！”随即涌入人流。这个背影，似乎平凡得不能再平凡。
而这一年，作为后面盛唐奇迹重要的文化代表，年仅十三岁的李白还在青城山读书练剑、爬树捣蛋。年仅两岁的杜甫还在母亲的追逐下满屋跑，逃避喂饭。至于白居易，其父母亲都还没有出生。
两年之后，即公元七百一十六年，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参加当地游园活动之后，很随意地发了一个朋友圈《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此处敲黑板：所谓山东，并非今山东省，而是华山东面），并被《大唐文学》编辑转载：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虽只二十八字，不料一鸣惊人。就凭这一首诗，就凭其中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位少年震撼了整个帝都，也震撼了整个大唐文坛。他开始在盛唐伊始的时候以少年才子之姿，独步天下。
天空一声巨响，老子闪亮登场。
他，就是王维。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青年才俊。
虽然有些书上对一些神童吹得很厉害，但年轻成名的古人并不太多。说不多呢，也有几个。
在王维去世三十八年之后，大唐贞元十五年，即公元七百九十九年，二十七岁的白居易一举通过大唐最高公务员考试，在参考同学十七人中，是最年轻的一个。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然后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特意登上大雁塔，签名留念，叫人把名字刻在砖头上，还发了一个相当傲娇的朋友圈（丫的似乎只有两句）：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意思很直白：“这十七个人都很牛逼啊，可我是最年轻的。”
得意之余，他已经忘记了，早在五十九年前的大唐开元八年，即公元七百二十年，李隆基开科取士，年仅二十一岁的王维就已经高中状元。
但王维没有把年龄这个事情当作炫耀的资本，那是相当的低调。他知道在自己之前，有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六百五十六年）的苏瑰，还有咸亨四年（公元六百七十三年）的郭元振，他们考上状元时，都不足十八岁。
当然，大唐牛人很多，还有更牛逼的。在王维之后，有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八百五十一年），出了一位科举制度时代最年轻的状元莫宣卿，高中时只有十七岁。
这三位年轻固然年轻，状元也确实是状元，确实木有掺假水。然鹅，好像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大印象，似乎只是一个名字和荣誉而已。
王维的光彩，早已盖过了他们。
从来职称、地位、荣誉和成就不能划等号。中国历史很奇特，太多的“状元”空有名声，却毫无卵用，根本没有产生什么价值，仅图一时之名，然后泯然众人。反而很多落榜举子，取得了极好的声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怕年代太久，记不住。我们随便举点清代的栗子。
现在上菜，共有两组名单，请按照印象选择。
第一组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组名单：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有木有感觉第二组名字很熟？这一群人，要么是大官，要么是文豪，即便是特么个反派，也给人印象深刻，至少在历史上大写了一段。
可是，在当时，第一组名单当中的人是辉煌显赫得飞起，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众星捧月，万人景仰，因为他们全都是科举状元。而第二组名单中的人物却寂寞孤独，郁郁寡欢，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因为他们全是落第秀才。
历史很皮，鬼知道经历了什么，这些状元我们反而不认识了。
话题扯远了，现在扯回来。
纵观整个大唐二百八十九年的江山岁月，前后共有状元一百四十一位。其中，最出名的，只有三个，分别是王维、柳公权（书法家的名号远远超过其太子太保的政治地位）、郭子仪（驰骋沙场，军功显赫，力挽大唐帝国于不倒）。并无第四，王维是其中之一。
大唐不是还有好几个大诗人吗？难道不是科班出身？
这个问题问得太有水平了。
先说诗仙李白。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科考。他出身不好，老祖宗是流放的罪犯，老爹还是不法商人。出身这样的家庭就彻底被挡在高考门外了。
再说诗圣杜甫。他倒是可以参加科考，但运气极差，屡次不中，沦为资深落榜生。
再说诗魔白居易。他成绩很一般，最后不得不玩起了高考移民，托关系走后门，将户口迁到安徽去考试。
能排名靠前的大咖，大约没有更多了。
少年成名，科班出身，年轻状元，名扬后世——这就是王维——不服不行，这特么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
然鹅，不解释，怎么让人懂得起？这些，只是开始。
二
大凡成就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缺一不可。
一个小小少年，是如何在帝都立足，并混到状元之位的呢？
古人说：是金子，总会闪光的。但这前提是必须是金子。所以，这还必须从其才华说起。
王维的才华很多，首先不必说诗歌，这是基本操作。他在诗歌界的身份地位很高，在大唐可以进入前五、甚至前三。其次也不必说书法、绘画。这个有史为证：《旧唐书》本传评价为“书画特臻其妙”，《新唐书》本传评价为“维工草隶”。《唐才子传》称其画“入妙品上上”，其本人也毫不谦虚地自称“当代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最要命的，是这家伙还精通音乐！
音乐，是最能搞气氛的玩意儿了，大众化娱乐，大家都能瞎参乎一把。不一定有创作水平，但一定有欣赏水平。
王维的音乐才能有好神呢？我们吹牛还是要打草稿。《唐国史补》、《新唐书》、《旧唐书》中，都记载了一个相同的故事。《[唐]李肇· 唐国史补》中这样写：
人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一无差谬。
古文有点打脑壳，这里简单翻译一下。某天，有人得到一幅奏乐图，突发奇想，想搞懂图上画的是什么曲子，就拿去请教王维。王维认真看了每个人的乐器、指法、神态，然后断定：“这明显画的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马上有人怀疑：“尼玛有这么神？”于是找来专业乐工，当场演奏《霓裳羽衣曲》，进行验证。事实果然如王维所言，丝毫不差。
正好，王维的机遇，压在了音乐上。
话说在开元六年（公元七百一十八年），王维积极参加公务员选拔科举考试，本以为可以一举命中，却没料到名落孙山。
事情发生后，他一个人在在皇榜前独自发愣：“我已经很努力了，你们他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冷静下来后，忽然想到，怨天尤人木有任何意义，这特么是制度问题。
大唐初期的科举考试，简直算得上真正的光明磊落，直来直去，既相信学生，也相信阅卷老师。这种过度相信的结果是，没有采用和实施“糊名制”。也就是说，考生的姓名、籍贯这些关键性资料，都没有密封，完完全全是展露在外的。造成的效果是，阅卷老师一看，哎呀，这个人是我同乡的同学的舅子的侄儿的邻居啊，必须录取。或者一看，哎呀，这个人是我死对头的亲属的老师的外甥啊，必须干掉。
这种神奇而有趣的制度，直接提供了考生“走后门”的机会。于是，全国各地赶来的举子们，一般要考试前一年的秋天，把自己感觉最得意的诗文进行精心的编辑、整理，再找一个专业的文印部装修，恨不得搞一个穿金戴银的封面和内容，然后带到京师，呈给当时在政治或文学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看，让对方“指点”，这叫做“行卷”。当然，只是“行卷”交过去，可能屁都不得放一个，还必须有点其他内容，什么“土特产”啊之类的，大家懂的。
必须顺应时代，才能混得下去。这种风气，竟然成为了一种制度。不要说蠢才跃跃欲试，连天才也都颇爱走这个后门。所以，王维中招了。
当时有一位很有社会影响力和江湖地位的人物，大家叫他岐王。他是正宗的官叉代，是唐睿宗李旦的儿子，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这种身份地位，足以让他可以在长安城横着走。这是一位十足的音乐发烧友，家中有自己的乐队。
王维音乐搞得好，经人介绍，混进了岐王的乐队，并担任主奏兼主唱，还要作词、作曲。三不二时，两人还要高歌一曲，一唱一和，十分热闹、和谐。王爷对他，那是相当的好——“待之如师友”。
关系搞近了，就有资格提要求了。王维说：“大哥，拜托你创造个机会拉我一把！”王爷假装考虑了一下，答应了，说：“我的意见有时候行不通，皇兄不一定张实我。你的这个事情，全在我妹九公主身上，他和皇兄的关系搞得近得多，我让她去说，这个事情没毛病。”
话说这位九公主，是货真价实真正的金枝玉叶，她是武则天的孙女，唐玄宗的亲妹妹。自小亲眼目睹宫廷中血淋淋的政变，受到了打击，感到生活非常低落，于是在大唐道教颇为盛行的历史条件下，萌生了出家当尼姑的念头。不过，作为大唐的公主，这个头衔绝非浪得虚名。非要嫁人，才能有幸福生活吗？答案对她来说，是否定的。所以，即便是在尼姑庵里，玉真公主照样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生活安逸了，就要有相应的娱乐人才。玉真公主十分喜欢漂亮的帅哥，在一起谈谈文字写写诗歌，没事玩玩文艺沙龙。还亲自牵头成立了一个文学书社，她亲自兼任社长。
所以，这就是机会。
这一日，岐王参加九公主家的音乐晚会，特意把王维带了上。
晚会正热闹中，岐王说：“妹子，我今晚带了一个小帅哥过来，搞下气氛如何？”公主表示，求之不得。
于是，已经事先完成装修，穿着华丽锦锈衣衫的王维，亲手应用琵琶，独奏了一曲《郁轮袍》，所有听众如痴如醉，公主动容不已。
一曲终了，公主说：“歌迷献酒！”居然把王维请到酒席上来，坐着喝酒聊天。岐王乘机推荐：“他这音乐水平还算一般，文章那才叫一个优秀！”于是王维马上把准备好的文章拿给公主看，公主看得目瞪口呆：“这些文章我一直在读，还以为是古人写的，原来是你啊”。一番了解之后，对岐王说：“我希望这位小帅哥加入我的团队，我那文学书社社长的位置，非他莫属！”
后来，王维经常出入玉真公主府邸。关于这段经历，王维曾经写过一本书《和公主在一起的日子》，结果因为种种原因，最后烧了，没有发表。
不过，他还是发表了一篇作品《息夫人》：
莫以今时宠，而忘昔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之后，公主亲自把主考官叫来，当面进行交代。大概意思是：“我上次推荐了状元对象张九皋，现在我的意见变了。这个王维更加厉害，文章写得很好，更加适合当状元。我这不是提要求，我这个意见，你们不一定要采纳，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公主的意见，尼玛还真的只是作为参考？主考官不是傻子，自然懂得起。
于是，大唐开元八年，即公元七百二十年，年仅二十一岁的王维完全凭借“个人实力”，高中状元。
三
状元及第后，王维终于正式走上大唐的公务员岗位。起步职务是太乐丞，属于正五品，虽然官职不大，却也算是妥妥的正厅级干部。隶属于文化部，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礼乐方面事宜，同时兼任皇室宫廷宴乐乐队队长，为皇室宫廷宴乐培养乐队伶人。
状元搞音乐，对于别人而言，可能不可思议，但对于王维而言，却是专业对口。玉真公主的意思和特意安排，王维还是乐于接受的。
既然当了这个职务，就要搞出点名堂来。至少，王维的初心是这样的。为了表达这种决心，他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少年行》：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谁能想象，一个白晰俊逸的文弱书生，其精神状态竞如此昂扬，如此意气风发，浑身洋溢着豪迈的开拓创新精神。
没想到，在这个职位上，仅仅呆了几个月，屁股还没有坐热，王维就遭贬职了。
为什么被贬职呢？正史上没有任何记载。自古以来，“工作需要”这四个字，很是玄妙，非常值得推敲。王维也因为“工作需要”，调任山东济州司库参军，工作是看粮仓。这样子一来，专业终于不对口了。
虽然官方不着笔墨，但江湖上依然有传说。《集异记》中记载：
（王维）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
后人也对这个事情进行考究和印证。宋代文人王谠在《唐语林·卷五·补遗（起高祖至代宗）》中记录为：
王维为太乐丞，被人嗾令舞《黄狮子》，坐是出官。《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后辈慎之。
从字面上意思理解，主要是为了伶人舞黄狮子的事。在大唐典礼律令中，其中一条明确指出“黄狮子这个节目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舞”，这个人就是皇帝。伶人不慎私自表演了舞黄狮子，这件事又被围观的好事者添油加醋地喧染后告密，王维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不再适宜担任这一职务。
王维得到上方的调令时，气得不行。
麻辣隔壁的，你特么看闹热时候，高兴得嘻嘻哈哈的，转眼就不认人？还尼玛匿名举报？简直不是狗东西。
但是话说回来，不就是下属违纪吗？犯得着把领导这样牵连处罚？按照既往惯例，首先抵死不认账，坚决不承认知道这事，其次马上承认错误，自己认领责罚，“管教下属不力”。普遍情况下，基本是“罚酒三杯”，呵呵呵，结束。这事翻篇，明天该上班继续上班。
实际上，这里有个插曲。在这期间，王维没有履行正规的请假手续，悄悄跑回老家，和一位青梅竹马的女子结婚了。
因为这个事情，公主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为什么公主会生气呢？此处不便过多解释，给个眼神，自己理解。
“怕个毛线，到地方就到地方，下基层就下基层，接触下老百姓，积累点工作经验也好。”王维给自己壮胆，感觉还比较乐观，“一年半载后，哥还会回来的。”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王维在地方上，并没有自怨自艾，工作搞得风生水起，群众支持率和满意度均很高。
当年，王维的好朋友孟浩然参加公务员考试，没有考过。王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送孟六归襄阳》：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大概意思是：兄弟，当公务员太特么老火了，不如这青山绿水间快活。你不要再往这行里面钻了，要过自己想要的日子，读读书，喝喝小酒，写写文章，这特么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
大凡别人遇到问题时，他人都特别会劝人，言语上头头是道。但自己遇到事情时，却不能接受别人的劝说。写这首诗歌的时候，王维是相当的自信和洒脱。就如同一位天天花天酒地的大财主，给食不果腹的乞丐讲道理：“吃点粗茶淡饭，很好啊！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还连粗茶淡饭都吃不成呢……”
时间流逝很快，王维在济州干了大约四年半，才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朝廷组织部门的调令至今没有音讯：“狗日的，一定是把我搞忘了！”
这期间，他不断地思考人生。最向往的生活，莫过于他在《济州过赵叟家宴》中所写的：
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
道言庄叟事，儒行鲁人馀。
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
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
上客摇芳翰，中厨馈野蔬。
夫君第高饮，景晏出林闾。
但对于男人来说，没有钱，没有地位，差不多就跟被拔了牙的毒蛇一样窝囊。
他不禁想到生活上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在《偶然作》中具体体现：
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
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
父亲早亡，长兄如父，人到中年，妹子、兄弟都没有成家，作为一家之主的他，自然要挑起照顾整个家族的重担。
那些闲适的生活，狗屁理想，滚犊子吧！状元的光环属于过去，是时候重出江湖了。他这样想着，悄悄回到了帝都。
四
回京城简单，找工作难。
日子必须继续。咋搞？没办法，必须再来一次潜规则。玉真公主那，是万万不能再去的了。感情已经彻底破裂，再去骚扰，不是自找没趣么。再说这时候李白已经替代了王维在玉真公主心目中的位置，再也回不去了。
王维不恨李白，只是不愿意张识他。很神奇的两个人，两位同时代的大诗人，年龄相当，在文学上的地位相当，但老死不相往来。
当年，王维还和玉真公主好着的时候，曾经为她写过一首歌《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
碧落风烟外，瑶台道路赊。
如何连帝苑，别自有仙家。
此地回鸾驾，缘溪转翠华。
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
庭养冲天鹤，溪流上汉槎。
种田生白玉，泥灶化丹砂。
谷静泉逾响，山深日易斜。
御羹和石髓，香饭进胡麻。
大道今无外，长生讵有涯。
还瞻九霄上，来往五云车。
高手就是高手，压根不直接写人，反而把玉真公主的山庄狠狠滴吹捧了一番，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住在仙境的，自然就是仙人了。暗地里把玉真公主吹嘘了一番。
完全不谙，背地里杀出一个李白。他后面也给玉真公主写了一首歌《玉真仙人词》：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
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
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
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这也是高手，直接写人。太白写诗豪放不羁，虽然在公主面前，也不失飘逸狂放的本色。什么“鸣天鼓”、“腾双龙”、“弄电行云”之类的，把玉真公主写得像九天玄女一般地浪漫，比起王维那篇拘谨呆板的诗来要好得多。
王维不假而归，未经批准，私自结婚。公主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李白乘虚而入。李白的豪放不羁、生性洒脱，让让玉真公主欲罢不能，从此李白就成为玉真公主的座上客，替代了王维。
这种情况，导致二人虽然都在帝都给皇帝打工，但从来不见面，更没有二人见面的文字记录。
吹牛打草稿，我们找下历史佐证。
话说开元十八年，前辈诗人贺知章经常约张旭、李适之、崔宗之、李白等名士于长安市上开怀畅饮，各种狂欢，后来就有“饮中八仙”之美名，但是没有邀请王维。
话说开元十九年，前辈诗人张九龄第三度奉诏入京，闲余之时就多次邀上王之涣、王昌龄和王维等于长安城郊渭河之滨把酒论诗，但没有邀请过李白。
话说天宝二年，诗人王昌龄、裴迪、王缙等人相约王维游长安青龙寺悬壁上人院并一起赋诗，但没有叫上李白。
话说天宝三年，贺知章向皇上提出辞职归隐得到批准后，当即约请几位朝中大员及文朋诗友到长乐坡出席送战友的最后晚餐，其中有李白，但没有喊上王维。
不多说了，反正王维和李白两个人不亮稍。王维也是打死不会去找玉真公主说情的了。
这时候，他想到一个人，当时的丞相张说（敲黑板，这个字认“悦”）。老规矩，写一封自荐信《上张令公》，这首诗有点长，共有一百三十二字，最能表达意思的，是最后三句：
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
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子。
在这首诗里面，他自比贾谊，恳请张说提携，并表示：“如果丞相能帮助我，我做牛做马都愿意。”
果然凑效，张丞相肯帮忙，没过几天，王维就收到了组织部门的调令，到秘书省工作（这个秘书不是给领导当秘书，是管理书籍的。秘书省，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国家出版总局）。
工作还算清闲，干着也算顺利。但王维总觉得哪儿不大对劲，仔细想想，也没有感觉到到底有啥不对劲。
时间如流水，转眼就到了开元二十三年（公元七百三十五年），三十四岁的王维得知曾经的恩师张九龄重新担任宰相，才突然想起了这两年工作方面不对劲之处——专业不对口。于是故伎重演，也写了一封自荐信《献始兴公》：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
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
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
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
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
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王维也是真的捉急了，表达意思很直白。但我们仔细分析这首诗，简直写得太有水平了，堪称自荐信的样板。
此诗开头四句说，我宁愿栖隐山林，清贫淡泊，也不愿为了追求富贵而巴结王侯。接着四句进一步表明心迹，表示宁可当农民，也不肯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求人。
诗的后半转到希望张九龄任用自己的意思上来。我听说你这人相当的贤明、厚道、清廉、公正。我想和你混，可不可以，行不行？
最后一句，特么的绝了！你如果是出于公心而任用我，我非常感激；如果任用我存有私心，我不同意。潜台词是啥呢？你这人这么高尚，就不要想我给你那啥意思意思了。要不然，打脸哦。
通过这封自荐信，让张九龄挨了一顿表扬。加之本来就爱才，何况大人物身边，总要有几个贴心豆瓣才行。他果断把组织部长叫来，如此这般作了安排。
几天后，王维收到调令，担任右拾遗（皇帝助理，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专门给皇帝递点子、提建议）。按级别算来，属于正八品。虽然级别不高，却是“扈从乘舆”（跟随皇帝提包包、拿水杯）的近臣，混到位了，可以直接向皇帝进谏，甚至也可以直接向皇帝推荐贤良。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王维以为，报效国家的机会终于来了，长期以来灰暗压抑的心情得到了释放，真特么爽！
五
皇帝助理，果然不是盖的，那是相当的关火。
某天，朝廷有个姓韦的大领导搞了一座小别墅，顺带还有一座规模庞大的农耕田园文化风景区。很像《红楼梦》大观园中“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的稻香村，既高雅端庄，又自然情趣。老远一看，可能门票必须四位数那种。
然鹅，这么爽的地方，当然不是为普通群众开放的，给钱也不行，必须有地位，而且只能刷脸卡。皇帝乃至丞相等大领导经常去那搞活动，喝茶打牌，吹牛唠嗑，体验农村生活，顺便商量国家大事（如果你以为集团公司的所有大事都是开会研究决定的，那就证明你这人太实诚了）。
某天，皇帝很开心，说：“我们在这隆重集会，取得了阶段性成就，值得纪念。你下来后，梳理一个文集，整理一下，把这段历史写下来，认真写，写好。”
王维表面不敢怠慢，实则内心狂喜。文稿整理校对完毕之后，立即文不加点，写了一篇《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全文六百零九字，文采飞扬。
在文中，他自谦：
仰谢右军，忽序兰亭之事。
平心而论，他实在是想写成另一篇《兰亭序》，论才情，他是毫无压力的。这聚会和兰亭之会太相似了。时间上，都是暮春之初。阵容上，都是群贤毕至。但不同的是，这里全是大官，一堆人都是正三品以上，标题写了太师、左丞相、右丞相，无法一一点名，没写上的只能写个“诸公”，整得很冗长。
他在文中描写出游的排场、宴会的热闹、宾主的尽兴，就花了大量笔墨。其中他还将志在林泉、心存魏阙有机融合，所谓：
衮旒松风，珠翠烟露。
骖御延伫于丛薄，佩玉升降于苍翠。
当然，只是写情景，写思想，肯定是不行的。在文章末尾，他还是记得必须要传递正能量：
且三代之后，而其君帝舜；
九服之内，而其俗华胥。
必须表扬一下皇帝英明，政治清明。马屁不拍一通，这文章是发表不出来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大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七百三十七年，初夏。这一天来得很突然，一道圣旨，王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这个职务是正八品，权力大了很多，算是升级，要求他出使凉州劳军（代表朝廷去边疆慰问部队）。
关于王维的这次职务变动，官方记载的原因相当正面，是由于三月份崔希逸与吐蕃交战大捷。《旧唐书•玄宗纪》记载：
三月己卯（初五），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二十五），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部队取得胜利，朝廷确实该嘉奖。
出使塞外，也好。朝廷的八品和地方的八品，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王维甚至还有点感恩。
这次劳军，让王维眼界大开。他第一次来到塞外，第一次感受到大漠奇异的风光，他用生花妙笔，描述了这次北上大漠的奇特感受，也表达了对崔希逸取得战功的无限敬仰以及对唐王朝取得军事胜利的无比自豪，忍不住发了一个朋友圈《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吏，都护在燕然。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王维这样想。
命运却说：“有些事情不要想当然。你看见的，你得到的，不一定就是真实。”
这次职务的变动，其实还有个真实背景。
完全不谙，大唐太平久了，唐玄宗自我感觉十分良好。逐渐由励精图治转为骄纵腐化。思想变了的皇帝，是听不进去忠言的。张九龄执政三年，经常说些老实话，直接批评皇帝“不作为”“慢作为”。
皇帝很郁闷：“你这么不上道，天天叫我认真上班，我是皇帝啊，该我说了算啊，你这种搞法，我怎么过上好日子呢？”很生气，找了个理由，把他贬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被降级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总揽了朝廷大权。王维不是李林甫的人，当然不能继续在帝都工作了。总不能直接撵走吧？这也太特么明目张胆了。如何既要让对方高兴，又要达到自己的愿望呢？思来想去，计划有了。
没过几天，以皇帝名义签字盖章的一道谕旨下来，任命王维为监察御史，要求其出塞，宣慰河西军。
卧槽，原来是被赶出朝廷了！狗日的，千算万算，小人算不了。知道事情真相后，王维大呼上当。
李林甫总揽朝廷大权后，奸臣当道，政治日趋黑暗，朝廷上的文武百官，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有误，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再也无一人敢向皇帝直言进谏了。
这种工作环境，搞起来还有啥意思？面对冷酷的现实，正常文化人的良知令王维的心情异常黯淡，刚刚重新点燃起来的政治热情，被冰雪般的政治现实熄灭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复值接舆醉”、“人情翻覆似波澜”的黑暗年代，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也害怕卷进官场倾轧的漩涡中去，他想到了归隐，在《早秋山中作》中初步表达了意思：
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
但他想了很久，终究没有挂冠而去，为什么不辞职呢？原因很简单，主要是怕穷。
纵观历史长河，没有一个文化大师能超越自己身处的时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大师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存在，还需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生存，而衣、食、住、行，那一样没有钱财能行？而哪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师，大多数不事稼穑，不懂商贾，手无缚鸡之力，像王维这样，真正断了朝廷的俸银，如何维护妻儿老小的生计。
说白了，工作就是工资，工资就是生活。自古以来，钱才是硬道理。
王维记得，当年东晋的山水田园诗人陶潜，因为不肯屈腰见督邮，解下印绶弃官而去。气算是出了，结果沦落到沿街要饭的地步。
为了气节，不至于吧自己整上绝路吧？想想太特么恐怖了。前车之鉴，后车之辙，陶潜的这种事情，肯定是不能再发生了。
思前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人生哲学，专门写了一篇《与魏居士书》：
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而何往而不适？
最后决定，要走一条心在山野，身在朝廷，身心相离、对政治敷衍塞责的半仕半隐的道路。
简单地说，大约是以下几个字：
不主张，不反对，不拒绝，不负责。
六
岭南慰问部队很快结束，大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百四十年），回到帝都，挨了皇帝一顿表扬和嘉奖后，王维被任命为知南选，其职责是主持朝廷在南方开展的科举考试。
当年考试看人脸色，现在主持考试让人家看脸色，想想就过瘾。
这个工作大半年就搞完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七百四十一年），王维从岭南回到帝都提交述职报告，专题给皇帝汇报考试选拔人才的情况。
其实，他心情是阴郁的。因为，这些年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早在大唐开元十八年，即公元七百三十年，三十岁的王维经历了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之一，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难产而死，与此同时还有胎死腹中的骨肉。
婚后差不多八年辛苦，从来就没有认认真真和妻子叙叙家常、旅游风景，也没有享受天伦之乐。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事业和朝廷，都献给了自己所谓的“初心”。一种愧疚感，始终充斥着他的内心。
王维和妻子没有感情吗？在留存下来的四百多首诗歌中，为什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给妻子的文字呢？难道他不会写情诗吗？
王维和妻子的相遇，彼此不过十三四岁的年纪，八年后他金榜题名，连公主都对她有意思，甚至还那啥。可他却丝毫没有留恋，大登科后便迫不及待地迎娶了自己的青梅竹马，迎来小登科。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首诗，很多人误认为是王维写给妻子的情诗，其实不然，这是写给朋友李龟年的。既然基情都描摹的如此情真意切，一首爱情诗怎能难倒王维这样一个绝世天才？
王维说：“你们可能不懂我。沉默的人，爱的最深。”
他没有用文字祭奠自己的爱与悲伤，可史书却为他这段感情留下一句力重千钧的批注：
孤居三十年，终生不娶。
这几个字的批注，在整个大唐，除了那些穷得食不果腹、实在不能续弦的光棍汉子，只有王维配得上。
人，大凡中年以后，都不可避免地经历生离死别。
这次回京述职，又发生了几件大事情。
好友孟浩然溘然长逝，恩相张九龄抑郁而终，新知崔希逸在悔恨中丧命……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更加感到人生的寂寞和政治的无常。太特么痛苦了，却又无能为力。
大唐天宝元年（公元七百四十二年），王维被提升为左补阙，其职责是对皇帝进行规谏，并举荐人才。这是一个从七品上的官职，职务、职称都上去了，待遇也明显提升，工资几乎翻番了。
天宝二年，王维终于下定决心，干了很多人有了钱后都会干的事情（不过好像有些人没有钱也会干，所谓穷操）——搞房产。但他这个有点高端，不是传统的什么三室四室，而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别墅。
这里是终南山，距帝都不是很远，就在国道边上，交通各种方便。还有山有水，可耕可牧，能渔能樵，最是适宜修身养性。房子装修好后，王维还特意把母亲接过来，享福。
对待辋川别墅，他特别认真，依据山水形势，种植花木、堆叠奇石、建造亭台、构筑水榭，先后建起了孟城坳、华子冈、竹里馆、辛夷坞等二十处景点，把长约十公里的辋川山谷，经营成了一所环境清幽、绝尘脱俗的园林胜地。
风景区建成后，王维自己都惊了一跳。没想到自己还有这种才华，早晓得，投资搞房地产，说不定早发财了。
更让王维感到欣喜的是，终南山中，还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唐诗纪事》中写了，在这期间，终南山隐居着很多诗人，如裴迪（官蜀州刺史、尚书省郎）、崔兴宗（王维夫人的兄弟），还有被誉为有“经国之大才”的储光羲、著名诗人卢象、能诗善画的张湮等人。这些人大部分是怀抱利器而不得重用者，和王维很有共同语言，十分的谈得来。
这一伙人在一起，几乎天天搞事情。他们吟诗唱和、作画抚琴，其乐融融。王维还特意写了一篇《山中与裴秀才书》，抒发了同侣相游的快乐（有点长，二百二十八字），末尾写道：
斯之不远，傥能从我游乎？
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
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
因驮黄蘖人往，不一。
他用这封书信，邀请妻子的兄弟来耍，共同享受山中没有尘杂的生活。他设想着两个人在山中漫游时的所见所闻，山幽林静，水青草绿，携手赋诗，真是令人神往之至。
到底开不开心？且看王维的《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住在这里，不用每天写公文、听汇报、参加会议、和下属以及老百姓扯筋撩皮，不用看上司的脸色。在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太特么开心了，简直连班都不想上了。
七
大唐天宝九年，即公元七百五十年。已经五十岁的王维，必须经历人生中不得不面对的又一别离：母亲病重，子欲养而亲不待。
弥留之际，大约是回光返照，母亲反而不觉得痛苦，她问：“儿子，你还记得你的童年吗？”
怎么可能忘记呢？王维始终记得，原来的老家是太原祁县，后来搬家迁移到山西永济。父亲王处廉，也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当过汾州司马（属于军队职务，专门负责管马匹）。王维幼时，父亲就已经去世。甚至已经记不清父亲的模样。母亲崔氏出身赫赫有名的博陵大族，知书识礼。尽管没有父亲，王维和弟弟王缙（当过太子宾客，属于太子东宫属官，其职责是调动护卫、侍从，给太子建议等）还是得到很好的教育。
两兄弟都没有给母亲丢脸。
母亲又问：“儿啊，你知道你为什么叫王维、字摩诘吗？”
怎么可能忘记呢？“维摩诘”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没有污垢，即“净”。“维摩诘”是印度高僧，母亲把他的名字拆开来为自己命名，《维摩诘经》，王维从小就会背诵。
母亲是虔诚的佛家弟子。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写道：
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
文中写到的“大照禅师”，名叫普寂，是北禅宗神秀的大弟子。母亲曾经在普照门下守戒习禅三十多年，是佛学修养较高的北禅宗俗家弟子。
王维突然想到，母亲学佛几十年，会不会就是为了开导眼前历遭悲厄打击的儿子，让其解脱身心的桎梏？
母亲安详辞世，王维泪如雨下。
大唐天宝十四年（公元七百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发生了著名的“双十一政变”。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领番、汉军队十余万人反于幽州，简直是如同疯狗一般，势如破竹、来势汹汹，十二月十二日，东京（洛阳）沦陷。
大唐天宝十五年（公元七百五十六年）六月九日，哥舒翰兵败被俘，投降叛军，京师震动。唐玄宗仓皇幸蜀（逃跑到四川的意思），大部分后宫佳丽以及官员没有来得及跟上。安禄山打到长安后，开始“三光”政策，肆意奸淫掳掠，搞得王孙公子、群僚、百姓，绝大部分沦落叛军之中，受尽苦难。
这个时候的王维，已经当上了朝廷的给事中（皇帝专职顾问），官阶正五品上。由于事情发生太过突然，节奏没有跟上，也和大家一样，遭安禄山抓住了。
哦豁！这下完蛋了。王维甚至连遗书都写好了。
却不谙，这位安禄山，大字不识一箩筐，却喜欢卖弄风雅，有时候居然还要写诗（尽管让人笑掉大牙）。帝都打下来后，他开始建立自己的“朝廷”，总不能用些酒囊饭袋吧？他开始大量搜罗玄宗旧臣，要求他们过来当“官”。敢不来？弄你。
王维当然是安禄山器重的重点对象之一。但是王维坚决不上当，逼慌了，吃了药（当然不是致命那种，还不需要自杀），搞出一个“天天肠道严重感染，拉得不能正常上班，甚至华都说不出来”（服药称痢，伪装痷哑）。
然鹅，安禄山不管这些，给他讲：“必须也给我当专职顾问（给事中）”。王维表示：“身体不行，这个工作搞不下来。”安禄山很生气：“尼玛竟然不给面子？老子要整痛！”一气之下，把王维关在菩提寺，让他禁闭反思。
王维“坐禁闭”期间，安禄山为庆贺战功，在凝碧池大宴“群臣”。他搜罗了唐玄宗的梨园子弟百余名奏乐助兴。但是大家表示“非暴力，不合作”，完全不配合。乐工雷海青把乐器砸了，向着西京方向毛起哭。安禄山发火了，把雷海青绑在殿柱上，肢解而死。
当好兄弟裴迪把这个事情告诉王维后，王维百感交集，写了一首《凝碧池》：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原有一个咚长的名字：《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
表达的意思是：安史叛军是卵的，闹得再凶，也等求于零。我们只认大唐天子。
但他毕竟心性懦弱，不敢像雷海青那样砸东西表忠心，也不敢和安史逆贼明着干。他就想躲到佛家世界，远离是是非非。写了一首《口号又示裴迪》：
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
悠然杖藜策，归向桃花源。
大唐至德二年（公元七百五十七年）十月，大唐皇帝唐肃宗终于带兵杀回来了，收复了东都洛阳。
秋后算账的时间到了。竟然敢在我落难的时候背叛我？唐肃宗把曾在安禄山军中供职的三百多文武官员全部抓了回来，挨个挨个整。王维也不例外，被判为三等罪，面临被流放或远贬外官的惩罚。
但是，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王维那首《凝碧池》诗，很快就传到肃宗手里。皇帝一看，这家伙居然是无间道啊！加之在平叛中功绩卓著的王维的弟弟王缙（时任刑部侍郎）愿以己官为兄赎罪，皇帝决定网开一面。但是惩罚还是必须意思一下的，就决定贬为太子中允（职责是负责太子文令的审读复核，正五品下）。
心情很受伤，不想再上班。王维在《酬张少府》中写道：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从此后，他有事上朝，无事还家，抽空作作画儿，钻研钻研佛学，悉心经营他在终南山的辋川。
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仅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己。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时的王维，官反而做得越来越大。
同年，又被提拔为太子中庶子（太子宫中的主管）、中书舍人（职责是草诏拟旨，正五品上）。大唐乾元二年，又被提拔为给事中（负责百官奏抄，正五品上）。大唐上元元年，被提拔为尚书右丞（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正四品下）。这是王维的最后一个官职，也是我们称之为“王右丞”的原因。
为啥运气来得这么凶猛？王维的才华毋庸置疑，但这“迟来的辉煌”，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唐肃宗李亨和他的父亲唐玄宗李隆基在赌气，只要李隆基不喜欢的人，李亨偏偏要重用。
喵的，活生生搞成了“运气型”人才。
忍了。对此王维心知肚明，可他看破不说破，一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过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田园生活。
对于朝堂上的尔虞我诈，他管不了，也不想管。为此，他发明了一个四字咒语“关我求事”，十分管用。
大唐上元二年，公元七百六十一年，王维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中，平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临终无病，遗亲故书数幅，停笔而化。
去世前两年，他将辋川别墅改为寺院，又将自己职田中的粮食用来为灾民舍粥。
王维在鱼龙混杂、朝不保夕的官场中，从小吏修炼成诗佛，死的时候，却像一个得道高僧。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
如是，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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