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终于一鼓作气把期待已久的《看见》读完了，说不出来心里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有震撼，有感动，有成长的丰富和充实。
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
柴静以大量的社会事实为背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去向读者解说一些她所领悟到的道理或是哲理。看完后本来想写一篇气势恢宏，发人深省的读后感，以此来抒发自己内心受到的启发和震撼，但终究还是不喜欢那种刻意而又呆板的读后感，更不喜欢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慨。因此这里只是选取一些自己感触最深刻的片段，写一些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和看法。
在“我只是讨厌屈服”这一章节中，主人公陈法庆，一个只上过六年学的农民，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先到处投诉，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要感化那些看报的公务员，去真正关心环境。读到这里，我们恐怕很难想象面对这个仿佛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人类都在关注的环境问题，为什么一个农民会为此去实实在在的付出这么多？
又不免让我们突然想起那些似乎已经被遗忘了的我们治理环境的权威专家和环保人士们。不过也可能是他们正在为解决我们整个国家或是整个人类的环境问题出谋划策，呕心沥血的努力着。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城市依然被雾霾笼罩，农村依旧被各种各样的垃圾包围着，当然这些很多都只是部分并不能代表全部情况，治理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都应该去付出一点实实在在的努力，而不是只会喊口号，更不应该是漠然冷漠的局外人的态度。
但陈法庆却是孤独的，当记者采访村里人时，他们都会说，“这七年里，他给我们办了不少实事。”但却从没有人跟他一起做，甚至是联名写一个呼吁也没有人愿意。有些人觉得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有些人觉得那是花钞票的事；有些人觉得这是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还有些人觉得有他一个人做就可以了……
我不禁会想，会怀疑，为什么他们，代表着大多数人的他们，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态度去对待跟自己也切身相关的事？为什么也还会有陈法庆这样为了解决看似多管闲事的事而不惜倾家荡产的农民？而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这么少？再回过头来问问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另一个主人公郝劲松，一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甚至都没有律师证。因为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把北京铁道公司告上法庭；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笑了说，火车上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这样的人真的很稀有，说实话自己看到这的时候也是很震惊，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觉得很奇怪，很不可思议。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人会像我一样，习惯了既定的环境，习惯了服从和顺应身边那些所谓的秩序和规则，有时候也会忘了，或者是从未想过有些本已存在和统治着我们的所谓的秩序和规则可能并不是那么合理，可能还需要我们去完善和修改。而这些不合理也终究不会一直存在，总会有人去发现和揭露它们，总要有这样的人站出来去指出这些社会的弊病，即使很少，但总会有，也终将会有。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因为人类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郝劲松说：“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的改变。”
柴静又问：“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
他说：“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看到这里，突然感觉说不出什么来，是醍醐灌顶般的顿悟？还是非主流的异端言论？但心中总会有一个永恒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当面对这种个人与社会，助人与被助的问题时，大多数或者说是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扮演一个看客的角色？无论是面对什么事，那些看似是国家大事，看似离我们平凡人的平淡生活距离很远很远的事，其实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不乏有很多热心国家大事的人，他们会谈论那些政府的决策，议论国家或是人民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但说和做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说起这些，不免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形象—麻木冷漠，百无聊赖，把同类的不幸当作自我娱乐的材料。当然，这只是一种被文学化的极端形象。但现实中还会看到这些人的影子，前几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中难道我们会看不到看客们的身影吗？中国有句俗话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想人们这种面对与自己没有直接近期的利害关系的事件的漠然态度，不光是在我们国家才有，而是一种更大范围上的较为普遍的心理现象。
写到这的时候，脑海中依稀浮现出马丁，尼莫拉铭刻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忏悔诗，“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总觉得这段发人深省的碑文与郝劲松说的那番话有着微妙的异曲同工之处，同样都是针对个人与社会，助人与被助的辩证关系。大道至简，说来说去终归还是那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只是我们走着走着，活着活着会渐渐淡忘，但终归还是要有人提醒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再记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独立存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政党，如果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从不考虑别人的利益，那么最后吃亏和受惩罚的终究还是他们自己。人世间交往的法则往往是这样：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一个从来不愿为别人付出和牺牲的人，永远也不会有人对你做出牺牲。如果今天别人遇到了困难，我们不去帮助，明天我们自己一旦遇到了危难，别人也会坐视不管；如果今天那些与我们友好的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外敌入侵，我们躲躲闪闪，那么明天一旦我们遇到天灾人祸，别的国家同样会坐视不管。
其实，每个人、每个政党、每个民族，在正义面前都不应当选择“沉默”，而必须选择“勇敢”；不应当选择“往后退”，而必须选择“向前站”。只有这样，人世间才有真理可讲；只有这样，世界上才有正义可言。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别人的困难，是与我们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那么冷漠的对待他们呢？
人们都说人生苦短，但有时想想也会觉得很长，在漫漫长路上跋涉的人们，目光又总是往前看的，自顾自的走着，有时可能会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最基本的一个组成，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个社会是属于我们的，在它需要你的时候，停下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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