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治国平天下的哲学主张
秦朝统一中国前
春秋时期（公元前七二二至前四九九年）得名于记录这段历史的史书《春秋》；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公元前四八O至前二二O年）得名于这一时期列国之间战争加剧。
中国封建时期，各国之间的行为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受到“礼”的约束。但在春秋战国期间日益失去作用。春秋期间关于宋襄公的故事，说他还坚持礼的守则，说：“君子不重伤（伤敌两次），不擒拿二毛（头发灰白之人）”，被其手下武将怒怼。宋襄公所坚持的就是行将失去的战争礼法。
战国期间，七国相互组织联盟，除秦之外的六国试图联合对秦，称为“合纵”；秦拉拢其他六国之中的某国一起攻击其他国家，称为“连横”。
最后秦国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击破诸国“合纵”的联盟，得以逐一击败六国，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全中国。自封“秦始皇帝”，废除以领地分封皇室、诸侯的旧法，改在全国设郡县，centralizing authority，创立了centralized的庞大帝国。
中国的统一
始皇帝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虽然在他之前很久，中国人便期盼出现一个“天下”一统的中国。
冯友兰在此章专门强调中文里“天下”一词，字面意义是“普天之下”，而非帝国。当时的天下自然是周天子和诸侯的领地总和。但是，古代中国人说“天下”，心中想的却是”世界“的概念，只不过他们当时所知道的“天下”（世界）只限于“中国”的范围，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
从孔子时代起，人们虽然只生活在中国的地域，但他们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思想家的精神世界，却自认是生活在世界之中，所考虑的问题也是从世界范围来着眼。自公元前二二一年起，此后两千多年，除去很短的例外，中国人始终认为是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受一个中央政府管辖。因此，中国人惯认为，要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实现世界和平。
《大学》
为了说明中国哲学的世界性质，可以略举四书之一《大学》中的一些思想以说明。
《大学》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段话被称为《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后来的儒家认为，“三纲领”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明明德”，人要弘扬内心善良光明的德性。而“八条目”也可以归结到一条，便是“修身”。“修身”之前的“格物”“致知”是修身的方式和途径，之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以至于“止于至善”的方式和途径，目的是“止于至善”。
可以看出“在明明德”和“修身”也是一回事，这些思想最后都归结到一个中心，就是“止于至善”。儒家认为，一个人不需要谋求担当国家或世界的领导，作为国家和世界的一份子，一样可以对世界作出贡献。这样真诚地竭尽己力，就是“止于至善”。
关键是，《大学》的作者是着眼于世界的治理与和平来考虑问题的。而且这是中国的思想家们共同的思维方式。
《荀子》中的折中倾向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秦汉之际）出现一种调和、折中的趋势。折中学派的主要著作《吕氏春秋》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对各种思想流派都有所论述。当时的儒家和道家都流露出折中主义的倾向。
各派思想家们都承认有一个绝对真理，就是通称的“道”。不同的流派着重“道”的不同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儒家认为，虽然各派都有贡献，但只有孔子领会了全部真理；道家则认为，老子和庄子才是全面领会了“道”的全部真理。
在《荀子 解蔽》篇和《天论》等著作中对各个学派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分析，认为，哲学家们的洞见和短处常常纠结在一起。他们有自己的洞察力，而往往因此又自恃太甚，结果洞见之处又成为他的盲点，他的哲学的长处又同时成为他的短处。
《庄子》哲学中的折中倾向
《庄子》的《天下》篇陈述了道家的调和观点，对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做了评述。
《天下》篇认为真理的总体是内圣外王之“道”，对“道”的研究叫“道术”。局部真理是真理总体中的一部分，对局部真理的研究叫“方术”。《天下》篇说，天下治方术者很多，都认为自己很完美。那么道术在哪里呢？在圣人的思想里，在王者的成就里，且皆源于一。
这个“一”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天下》篇认为，儒家对道的阐述不无道理，但儒家所见只是道的末端和粗糙的方面，不知道“道”的根本和精微之处。
《天下》篇认为各派虽都有所“闻”于道，但都不能免于偏蔽。老子和庄子虽然受到称颂，这两位道家的代表人物，也被列为“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含蓄地批评他们的所见也只是道术的一方面。
司马谈和刘歆的折中主义思想
折中主义思想一直延续到汉朝。司马谈身为道家，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但道家得各家之长，因此在诸子六家里位于其他五家之上。
刘歆是一位儒家。他同样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他认为各家都有所长，都做了很深的研究，虽然各有偏见和缺点，但都是六艺里的分支和传承。“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诸子）九家（小说家在哲学上无关宏旨）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所有这些看法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寻求共同点的强烈愿望。
公元前三世纪的人们疲于列国之间几百年的战争，渴望统一，哲学家们也一样谋求思想上的一致。折中主义便是这样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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