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实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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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韦尔讲到政党内的政治清洗，不单指苏联。
任何一个成功的革命政党的成员为了他们在党内的安全和势力，都愿意让他们的朋友加入到党内来。于是，党就因这些没有收到充分思想灌输的党员的加入而削弱了。
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就能够利用矛盾把敌对的人物抹去，是为“大清洗”。然后扩大组织，周而复始。《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我们看到一人威信过高，被人捧着，脱离实际，又对未来过于笃定急于求成的时候，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2、立法机关与人大
危机时集权，以获得快速应对危机，调动资源的能力，危机后分权。这似乎是政治学上的常识。但是集权与分权不是朝夕之事，危机结束，权力解除没有那么顺理成章。
联邦制，在拉斯韦尔先生眼中，只是将特定和有限的权力授予中央机构。
这种在起草联邦宪法时曾是对可接受性的一种必要让步的办法后来经常阻碍了通向效率的道路。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初使之可行的因素，也会成为后来的阻碍。可以改吗？可以，只是改了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
这本书写于1936年，拉斯韦尔有幸看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互为参照。
在美国这样一定程度上免除外来侵略威胁的国家，立法机关已经变成进行区域间交易而不是制定全国性政策的渠道。
通过政策来弥合地区不同利益。
苏联通过代表大会来进行工作。这种代表大会是使中央行政机构制定的政策获得承认的一个重要工具。
代表大会由人数很多的代表组成，开会时间很短，听一些内容广泛的报告和关于政策的讨论，表达自己的意愿——主要是通过选出一个常设委员会的办法，最后散会。
代表大会的权力在苏联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是否会有很大的增长是值得怀疑的额，因为外来危险的恐惧并没有消除，而备战的关键在于集权。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产主义社会的风波让毛泽东警惕，这也是促使反修正主义的外因。
3、拨款
援助拨款能向地方当局提供实实在在的诱惑，使他们按中央规定的标准行事。编制行政预算的办法能迫使人们对全部公共事业予以考虑。
这或许也是中国地方官要往中央跑“跑部钱进”说的逻辑。中国地方上一直有财权和事权普遍不对等的状况，财政税收往中央集中，一方面可以起到跨区域支援调动，西藏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但西藏本身的财政收入并不高，需要中央的支持，如果是选举制，州长官是要对本州的福利着想的，要州长拨款大量支援另一个州不现实。另一方面可以控制地方建设的冲动，比如地铁建设要达到一定条件才能够往上申请。朱镕基总理在他的讲话实录中把个中的考量说得很清楚。
4、游说集团
在美国，职能利益通过几百个专门机构非常直接地表现出来，这些机构在华盛顿或纽约设有总部，并从那里指挥对政府官员的游说活动和对选民的宣传活动。
我喜欢这样的阳谋，国家内部利益不统一是很正常的现象，各方应该都有机会影响决策，以便使决策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所需。在《集装箱改变世界》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码头工人组织对集装箱体系的抵制，集装箱降低了人力成本在运输成本中的比例，大大降低了人力的需要，因此工人们不希望集装箱进入码头，这非常容易理解吧？事实也是，当集装箱普及的时候，码头工人大量的失业了，对有些人来说，失业可以换份工作，对有些人来说，则做不到。体现社会的残酷。
权力的分散常见是按照区域，这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比如省长、市长都代表了区域的权力。另一个就是按照上面讲到的职能线。拉斯韦尔先生认为权力无论是按照区域分，还是按照职能分，政治问题的组合情况几乎不会发生变化。所代表的利益都是同一群人的，只是划分的方式不一样。
5、危机时期
在危机时期，精英们重视服从的程度大于重视首创精神的程度。统治者们在内部不稳定情绪的折磨下渴望听到在相互尊重的协作关系中经常使用的那种令人放心的语调。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将军因为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被打倒。不稳定的状态，让毛泽东上纲上线。
危机时期中精英在吸收行政官员及其他代理人时，首先注重倾向性而把客观性放在次要位置上。
喜欢听到好听话是人性，危机时期更容易产生倾向。江青和四人帮不就是顺着毛泽东的倾向而快速上位的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危机时候更显得如此。
客观性可以通过许多旨在减少情感冲动迅速变为实际行动的程序性规定来加以保护。
排除主观的影响是法律论证的精髓。
打完，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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