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辈上都是农民，是太行山东麓的沟沟里，地地道道的农民。
爷爷弟兄四个，他排行老三。老大、老二、老三在家务农，最小的一个跑到外地一个公社里谋了个会计，似乎在那个年代也并不能完全脱离农活。懵懂的记忆里对爷爷的印象并不太多，星星点点的了解其实大多来自大人们偶尔的谈论。那是一个吃苦耐劳、老实厚道，常被人欺负的庄稼汉。好像在文革那段慷慨激昂的岁月里也没少吃苦头：因为解放后划分成分时，家里有几亩薄田，给定了个中农。这在那个贫瘠的山村里是属于斗争对象的。由于农活辛劳，年岁大了以后的爷爷，佝偻着腰身，罗圈着腿，拄着拐杖，旱烟袋不离手几乎是我能勉强拼凑的记忆，似乎和影视剧里的老农民也没什么区别。倒是有点记忆的是常玩他的紧腰带-一条长长的白布缠在腰里，长期不洗早变了颜色，而农家孩子并没有脏的概念。对他最后的记忆就是正在帮舅舅碹窑时候，村里忽然有人跑来叫父亲，说爷爷去世了，全家人赶紧跑回去。当时在身边的家人都说他走时没受罪，一声如老牛般的长“哞”就去了，辛劳的一生修来好走，也算是福气。子女们在给他装殓（更换衣服时），好像是父亲说爷爷一辈子没穿过秋裤，于是给干干净净买了一身秋衣秋裤。那年代其实农村里没穿过秋裤的大有人在。爷爷出殡是记忆里比较深的事情，家人们糊了小旗、纸伞。。。，到祖坟的路上是要一路走一路插在路边的。幼小的我记得家人安排，插的时候嘴里要念叨，似乎是“天灵灵、地灵灵，阎王打你了往伞下跑......”。以后的岁月里，随大人们去遥远的杏庄祖坟烧过几次纸，及至后来祖坟迁到村庄附近，再没有去过。。。前几天回家和父亲聊起来，父亲说爷爷活了79岁。而他的生日，我记得是阴历十一月二十八。他叫田清厚，我的爷爷。
我的父亲是爷爷六个子女（四子两女）里唯一的读书人，排行老二，考了平定师范学校当老师，真真正正的吃皇粮。但那时候的皇粮并不高，每月只有29元，一天不到一块。许是受爷爷影响，更因为那代人生活的并不轻松，当教师的父亲并没有抛下农活。
未包产到户的时候带领学生干农活、捡麦穗、打槐籽是那个时代的学生和老师特有的记忆。而不允许有资本主义尾巴的大环境下，“老九”们也只能在划定的圈圈里好好表现。当父亲在半夜里从大寨医院（叔叔腿让拖拉机弄断，住院）把我骗去给姨姨家看孩子后，我由此知道当老师的父亲并不只是上课，还要参加“会战”。至于在啥地方“战斗”我从来没弄清楚，好像地名叫“界都”还是“三都”。我脑海里却至今保留当初想象的会战时壮阔的场景。而我之所以不喜欢那个年代，是它对个人正常生活的剥夺，白日里人山人海的热血沸腾之后，只能在深夜里拖着疲惫的身躯悄悄的去处理自己小家的事务。
三中全会后，包产到户，小块地等等，在其他篇幅里写过，不再赘述。
退休之后的老父亲迸发了更多的对土地的热情，勤劳的母亲也似乎又找到了“一天两担饭”的战场。老两口忙忙碌碌的战天斗地，在学校的沟沟梁梁弄了好多地，将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发挥到极致。加上学校给的二分菜地，产量几乎满足了三家人（父母、我、弟弟）的全年蔬菜瓜果供应。每次回家父母亲都是大袋小袋的让我们带，懒惰的我为逃避来来回回往楼上搬，总是不想多拿，借口就是放不住。也许就是个乌鸦嘴，父母也住楼房，也是地下室放东西，人家放的好好的，我就不行，不是发芽就是长毛，再不就是腐烂。郁闷的父母只好妥协，以后少拿点，但下次又忍不住还是多带点。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吧。
随着父母年事渐高，我和弟弟乃至母亲都劝父亲消停下来，身体要紧，哼哼哈哈应几声，隔年依旧。想着父母也就是找点事干，就当锻炼身体，我们也就只是说一说劝一劝，没有太当回事。没成想，在一个风雨之后的下午，已经搬到县城居住的父亲骑电动车上地侍弄庄稼，回来的路上由于路滑把自己扔到了沟里，腿骨折了。弟弟夜里打电话过来时，口气虽轻松，却也是担心不已。我自是免不了和妻忧心重重的猜测一阵。
第二天，我和妻回到县医院，第一次住院的父亲，反倒是有点很享受这种妻儿环绕的生活，伤势情况还不错我们也就不很担忧，留下来陪床的我也找到了点为人子的感觉，曾经在父母羽翼下的温暖一点点唤起，尽管我已年近五十，尽管和父亲互换了照看角色，尽管是在医院住院，但那种亲人的血脉自然让我们亲近，扯一些工作生活琐事，说说亲戚往事近况，异乡拼搏身心疲累的我倒是有一种自己休养的错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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