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农民，第二份职业是教师。从农民改行做教师我满心欢喜，因为我从小的理想就是老师，能说能笑、爱唱爱跳的性格也特别适合做老师。
可是仅仅做了三年教师，我就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和神经衰弱，不得不遵照医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教师岗位，去洛川县饮食服务公司当了一名服务员。
这一次改行，实在是无奈之举，我的心里别提多别扭了。从站在讲台上课到钻到床底下打扫卫生，我不会干，也不想干。
一次，我正在20多张床板的大通铺下清扫，一块砖头突然扔进来砸在我的大腿上，砸得我站都站不起来。原来是有顾客刚刚入住，听见床底下有响动，以为是老鼠，直接就扔砖头了。事后我还后怕了好久，想着那砖头如果扔在头我上，我可能就完了。再说擦玻璃，整个窑洞面墙的玻璃要爬到梯子上擦，我胆子小不敢上，每次都是邻居孙香兰帮我爬梯子。旅馆没有洗衣机，被罩、床单全靠手洗。刚开始手上没劲，总洗不干净，客房卫生也总被查出不合格受批评。好心的同事经常是干完自己的活后帮助我，就像当年在生产队收麦子，乡亲们干到头又回来帮我一样，感觉活是很累，但心里却是无限温暖。
虽然不喜欢，但既然干上了，我也不能就服输啊！于是我努力调整自己，学习着、坚持着、适应着，一段时间以后便慢慢适应了新的工作。后来在缝被子比赛中，我还获得了十五分钟缝一床被子的好成绩，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那几年大讲“学雷锋”，我也在想做点什么好事呢？我和同事刘平商量后，就利用空余时间为所有的客房墙壁书写毛主席语录，写上红色语录的白墙焕然一新，美观了许多，得到了顾客们的一致好评。领导见此就想把饮食公司下属的几个餐厅也都布置一下，于是请木匠做了好些个床板大的画板，让我负责布置。这可着实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一是我只是自学了一点书法，不会画画；二是我们娘仨正在病中。我因为长期打扫卫生，灰尘过敏，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和咽炎，整夜咳血吐痰，这个老病根后来一直跟了我35年，至今未愈。写到这儿，我要特别感谢烧锅炉的裴师傅，记不清有多少次，在我发高烧的时候，我爱人借他的推煤车一路小跑推我到医院打吊针。两个女儿也由于我工作太忙疏于照顾，双双生了重病，而且一病就是两个月。因为无人照料没有条件住院，我就自己学会为她们打针，每天煎药喂药。这个时候，如果我接了布置饭馆的大工程，再像当教师时那样累垮了，孩子怎么办？家里人和同事纷纷劝我不要着急，好好治病，旅社也减少了我的工作量。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我的病情有了好转，孩子们也康复能够幼儿园了。这时候，我在生产队时寒窑练书法的劲儿也上来了，我决定接受布置饭馆的活儿。
接下任务容易，完成任务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一名普通服务员要成为一名画师，谈何容易。白天我请文化馆的美工，学校的美术老师带着我画，晚上，我就翻画册，学理论。从裱糊版面开始学起，我没日没夜的苦练，终于挂出了第一幅画，画的是一级厨师张林芝的头像和他的招牌菜。这幅画轰动了全公司，赞扬声更加激发了我苦练笔墨技巧的兴致，随着学习的深入，我的悟性愈强，进步更快了，又陆续画出了花鸟、动物、山水、人物等巨幅画，画挂满了所有餐馆墙壁。餐馆的环境大变，展现出从未有过的优雅品味，让就餐的顾客眼前一亮。看着顾客一边品尝美味，一边欣赏画作的样子，我的心情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齐涌了出来，这里面有劳动成果得到承认的幸福，但最大的感觉是苦，苦不堪言，身心俱疲。
有付出，必然有回报。洛川县饮食公司的环境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延安地区商业局组织全地区十三个县市同行到饮食公司来参观学习，公司因此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也被评为先进个人，并晋升一级工资。
从这以后，我一边做好本职服务工作，一边发挥自己的书法和美术特长，不断美化更新就餐住宿环境。这样，我在饮食公司一干就是八年。
一九八二年，洛川县恢复重组县司法局，时任洛川县政府副县长李光世亲自点将，我又一次改行了，由一名旅社服务员成为洛川县司法局的干事，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新岗位面临着新挑战。出刊橱窗、流动展板、组织会展当然是我的强项，但法制报告、法制培训却是我的短板，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知识，现在要搞宣传只能临时抱佛脚，向老同事请教，加班加点突击学习。巨大的压力变成了巨大的动力，我以最短的时间登上了讲坛，定期为中小学生做普法宣传，为各单位职工干部做法制报告。刚开始，我照本宣科，照着法律条文念，干巴巴的，下面瞌睡打成一片。我很着急，就抛开上面发的讲义，自编教材，从法院收集实际案例，深入浅出，以案说法，这样大家都爱听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干中学，学了用，逐渐从外行变成内行，成为骨干。有时候，局里要组织大型的法制宣传活动，我就没日没夜的干，同事们开玩笑，说我不到70斤的体重，就像一片树叶，一阵风就吹跑了，但干起活来却有着拼命三郞的劲头啊。就这样，我在司法局一干就是六年多，期间荣立国家司法部一等功。
八八年，我再一次改行，调入县文化局做了副局长，走上了领导岗位，分管县剧团、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和电影公司。以前我做干事，管好自己就行了，这了下子要管这么多人，我行吗？
上任不久，县剧团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我主持会议，结果许多人提意见、发牢骚，闹得不可开交，我的嗓子都喊哑了也没用，眼看没法收场，还是团长费劲全力才为我解了围。我逃出剧团一边擦眼泪，一边思忖自己不是当局长的料，真想卷铺盖走人了。回到局里，局长告诉我，上级决定的文件宣布完马上走人，不需要群众发言，这才是民主集中制。我左思右想，做领导不能光集中，还是要民主，要给群众发言的机会，我征求意见没错，可以先倾听，虽然不能当场解决，反映给上一级领导也是应该的。这样，我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决定向群众学习，为群众办事。春节前，我组织文化馆在大街上摆摊，为乡亲义务写对联三天，虽然天气严寒，但看到大红对联被乡亲喜气洋洋贴起来，心里也高兴。我还组织了民间艺术学习班，一有空就泡在班里，向民间艺人学习剪纸、农民画、麻绣。不少农民艺术家创作的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获了奖，洛川县也被称为“中国美术之乡”。在组织新春秧歌调演中，我和其他同事一起挖掘传承发展古老的蹩鼓艺术，使之渐露峥嵘，受到各界注目和重视，成为黄土风中最杰出的代表。我还和剧团的同事一起帮助编排、修改原创秦腔《黄河恨》，参加了全省调演，成为剧团的代表作。就这样，我爱上了这份工作，在洛川这个闭塞的县城里，我和同事一起耕耘着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
九零年底，在知青返城的潮流中，我回到了故乡北京，这年我四十三岁了。回想在洛川的二十二年间，我五易岗位，当过农民、教师、服务员、干事、局长，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感慨万千，虽然每次改行都那么艰难，但我从来没想过混日子、求轻松，每次都是认认真真豁出去干，总想做点名堂出来，这种劲头，大概也是我留给孩子们的一点财富吧。
201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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