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时代，全民皆有服役义务，官府以户籍名册为准，征发平民服役。每个战士需要完成“正卒”和“屯戍”两个阶段，“正卒”指的是在地方接受训练，维护地区治安，新兵在这个阶段进行操演和学习，为期一年（有说两年），“屯戍”指的是保护京师或者边境，为期一年，屯戍事项颇为紧要，需要有经验的战士来执行，因此秦朝的部队是先做“正卒”，在所在地服役，再进行“屯戍”，遣发京师或者边关。西汉时代基本沿用秦朝兵制，同样执行先“正卒”后“屯戍”的兵役义务。
以钱穆先生观点，秦代还有“戍边三日”的规定，战士必须严格执行，戍边三日其实不难，难的是来回往返的路程，从居住地赶到边关，路途遥远，十分辛苦，而官府又要求不准迟到，所以戍边弄得人人怨声载道，陈胜吴广便是因“失期法皆斩”才揭竿而起。西汉也有“戍边三日”的规定，但情形已与秦朝不同。
西汉官府要求“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但因故无法前去的只要缴费三百，官府遣人代劳即可，如100个人不去戍边，各交三百钱，则官府收了这笔钱，让某个愿意去戍边的人代役，此人得到部分酬劳，戍边三百日。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变通办法，但其实就是变相收税。
西汉本身是有人口税的，这个人口税不仅包括成年男性，还包括妇女和儿童，每个人每年都需要上缴一定的费用，这就是人口税，你若是交不出来，官府就要上门捉你，将你扭送到建设工地去做一些脏活累活。西汉已知强制居民戍边会激发民怨，但也没有取消戍边制度，而是推出戍边费三百钱，其实就是变相收税罢了。
“ ……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取左发之，未及取右而亡。《汉书·食货志》”
闾，是一种编户单位，意为里巷。在古代重右轻左，有钱人住在闾右，贫困户住在闾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朝的征兵，是优先启用谪兵（即有罪之人），再启用底层贫农，最后才用富贵人家，但秦代二世而亡，富贵人家实际上也来不及服役。西汉在这一点上政策有所宽松，允许大家“买复”——使用钱币遣人代役，你不愿服役，就给钱让官府替你找愿意去的人代劳，那人拿了官府的补贴，把你服役的那一份也做了。
当局的想法是富贵家庭拿出钱买复，贫苦人代替其服役能够得一笔钱，实现财产再分配，从而缓解社会矛盾。要说这个想法也是对的，但税制和义务方面，需要配合对平民进行宽免才行。
西汉官府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仅要求人人上交人口税、戍边钱，还要求若干户家庭替军方养马，西汉规定，养得好可以免除兵役，平时居民可自用马匹，战时则由官府召唤。乍一听这个政策压力不算很大，也有部分家庭这样去做，但我认为这对底层百姓来说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有条件养马的家庭会给不起西汉的税钱吗？而那些真正入不敷出的人，他们连自己都养不活，哪还有工夫管马呢。
另外，西汉的法律也是非常严格的（尤其在汉武帝以后），首先晚婚晚育必然重惩，其次继承秦代的什伍连坐法，一人叛逃，全族都会受到牵连，每到人口调查期间，基层官府会严格计算每户人口，记录其身体状况和年纪，重新造册，一旦发现刻意造假或以某种手段（自残、叛亡等）逃避兵役，严惩不贷。此外，西汉还不允许流民乞丐这些无业人员出现，一经发现，便会收监使其服苦差力役。
“ 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汉书·哀帝纪》”
西汉在户籍登记上一视同仁，在土地分配上却没有雨露均沾。当局出于政治需要，将肥沃的田地大量赏赐给王侯武将，有的平民却连一方耕地都得不到，或者耕地贫瘠，连年欠收，这些人是交不上税的，但他们偏偏自成编户无法例外，他们既不能逃亡（官府围捕），也没有条件去当兵（服役需自备口粮和银钱），那么，他们就只剩一个选择：把自己卖给富贵人家做奴隶。既已为奴，人口税便由主人代缴了，他们也没了压力，安心做一个打工仔。纵观整个汉代，这种现象极为普遍。
不堪重负的农民们，胆小的卖身成为奴隶，胆大的逃亡成为流民，前者土地被当地贵族兼并，后者土地收归国家拨给下一户使用，但下一户依然出现此类情况，循环往复，无论哪种情况，都将形成了贵族沃野千里，具有大量私人武装的局面，造成了很大的贫富差距。
“ 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困。《汉书·食货志上》”
当局为应对这种现象，出台了很多办法，比如加倍征收奴隶税，从名义上减免一定兵役负担，甚至像王莽那样，直接取消奴隶制，但都不见成效，兼并之风依然盛行，豪强越发强大，国家编户却越来越少，兵员补充便出现缺口。当局无奈，便会一面抑制兼并，一面加大征兵力度，比如放宽起役年龄、身高的要求，取消一些免役的条件等。
所以在征兵制实行的中后期，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地方豪绅良田千亩，拥有大量农民和私军，官府屡禁不绝，而另一方面，官军缺额巨大，自耕农户抗拒服役，兵员后继无人，原有官兵得不到复员，惹得军营中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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