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点题外话，“好男不当兵”不是自古已然。秦汉之前，情况相反，是“好男才当兵”。中国的士最早意思是武士。士人都以当兵为天经地义的责任，上场作战是一种乐趣，不能当兵反而是莫大的耻辱。泥腿子想当兵也没资格。一般平民包括工人、商人是没有义务打仗，只负责后勤补给，只捐钱不捐命。
周朝的贵族教育，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御与军事有关。春秋各国上至周天子，下至最低级的贵族士人，全都踊跃入伍。《左传》所记述的国君、诸侯、卿大夫亲自参战是屡见不鲜。《左传》里更没有一个贵族是临阵退缩，不愿意上阵。
到进入的战国时代，各国抛弃繁文缛节，进入更残酷灭国战争。原来只有贵族当兵，兵源就显得抓紧见肘。贵族在战国依然参战，但是军队里已经有平民，变法后的秦国更几乎是全民参兵，其他国家即使不强制也想尽办法让青壮男子服役。
西周、春秋的时候，打仗都是赵家人的事，百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在战国杀戮之深重，屠城坑杀已经累及百姓，厌战心理反战情绪已经渐渐蔓延，其中诸子百家里，有孟子、荀子认为天下要定于一，有墨子和宋钘为和平而奔走呼号，搁在今天肯定可以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进入战国士人开始出现文与武的分离，有苏秦、张仪、邹衍凭借学识成为诸侯的座上宾，军事素养已经不是他们的必修课。古代武士的侠义精神，有荆轲、聂政继承，但他们不过是谁出价高，谁给面子，就给谁卖力的游士。
上层阶级开始文武分离，以及厌战情绪，已经酝酿着后来“好男不当兵”的情绪。
秦朝一统天下，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怎样维持国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秦始皇的对策是让最精锐的秦军驻守在三秦之地，而边疆就由囚徒、无赖进行边戍，因为他们没有留恋故国的思想，所以把他们发配到边远的地方并不危险，但是这成为后来兵匪不分的滥觞。
六国反秦是旧式爱国的回光返照，以后的爱国倒不如说忠君。周朝的贵族是国的一份子所以爱国，而帝国之后百姓都是皇帝的奴仆，旧式爱国自然就流产了。
不过对于统治者来说，无论军队是贵族还是流氓，最重要是打胜仗。陈胜吴广起义后，秦国一度无兵可用，于是调动骊山修建宫殿的囚徒，由章邯带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用囚徒为兵，结果打赢。汉初英布造反，形式一度不乐观，刘邦大赦死罪以下的囚徒，结果平定叛乱。
上层社会文武分离后，贵族不会当兵，但肉眼可见囚徒流氓还是能打。
卫国的责任就以强制手段转移平民，平民又花钱转移到贫民甚至流氓无赖身上。
这些流氓无赖本来跟当地的平民没有多少感情的联系，来当兵不过是混口饭吃，自然受到良民的轻视。
到了汉武帝，使用囚徒已经是常态，军队内还招纳外族雇佣兵。武帝二十五次对外用兵，起码有六次军队里全是流民、囚徒、外族人...表面上是征兵制，实际上已经是募兵制。
到东汉，更是只有中央军，没有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军。从辽东到敦煌一线，中兴盛世的人民都不愿意放弃安逸的生活，跑去长城驻守。结果东汉的北部分别由乌桓、匈奴、羌人在边戍。所谓的大汉天威，绝大部分是外族人的战功。打跑北匈奴，依靠的就是南匈奴和鲜卑、乌桓。
依赖外族雇佣兵是危险，等待他们也叛乱反咬一口，局面会能以招架。后来爆发的羌乱使东汉彻底放弃经营西域。
在黄巾之乱的次年汉阳贼与羌胡联手东侵略三辅，皇甫嵩请求发乌桓兵，最后应劭决定使用陇西的羌胡。一众公卿公开承认用外族兵，就要忍受外族兵的骄横跋扈，胡作非为，宁愿忍受想没想过任用汉人的军队，民众都不是周朝愿意为国而战的士，士大夫也不是西周能文能武的贵族。可见整个东汉末年整个兵制已经是彻底崩溃。
内轻外重的情况下，董卓带着他的西凉羌人军队乘机占领洛阳。当时此时纷纷拥兵自立，东汉末的汉人不愿意到远方戍守，卫国无能，保家还是愿意出力，因此三国的外战反而打得有声有色。汉末已经有五胡乱华的条件了，只不过在曹操等好几位政治强人的组织下，才把局面延缓了一百年。
汉代的兵制问题之后困扰了中国两千年，只有隋唐继承北魏的军事贵族制度，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成为汉朝后中国唯一扩张的汉人朝代。
关陇贵族在盛唐逐渐退出历史问题，兵制问题又摆上台面。在积弱内敛的北宋，王安石认清了问题本质后，上书提到只有叫良家子弟当兵，只有士大夫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收拾山河，自主自立。
但是王安石的话没有人响应，“好男不当兵”的潜台词已经喊出来了，重文抑武的基调谁能反对？士大夫有科举致仕可以干禄，还要辛辛苦苦去当丘八？平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是皇帝一家的私人财产，为什么要完我抛头颅去保护？
在近代成功构建民族主义国家前，这是无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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