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史思明的败局之路再讨论

 安禄山史思明的败局之路再讨论

文  和运超

      当史家父子又经过一番折腾，史朝义要维系燕军上下的局面已经不大容易，很多原来各地藩镇如田承嗣、李怀仙等，出身本就与史思明相差无几，只不过史思明的确善战，勉强算是依附，这时史朝义能够笼络的只是原史思明的亲军将领，对于谋划大事，他的才干就很缺乏了，尤其那些藩镇将领根本指挥不动了，为了改变局面，他也想到拉拢回纥出兵。

      宝应元年（762），唐代宗李豫坐上龙椅，最后的决战自然选择收复东都洛阳。

      代宗这个庙号很奇怪，历史上很多人都发生误会。以前貌似没有过皇帝叫“代宗”，以后也仅有明朝短暂接替英宗朱祁镇的景帝朱祁钰被称为代宗。所以，明代有少数文人就认为唐代宗李豫应该被谥号为景帝，让王夫之等学者批为不学无术，可见《读通鉴论》唐代宗部分的评述。

      事实上，代宗这一庙号是体现唐代的避讳原则，出于尊敬太宗李世民，这个“代”本来是“世”，正如观世音菩萨在唐代省略成观音一样的原因。也就是说，唐代宗准确的庙号应该是“唐世宗”。

以李豫完成平定安史大业，开始恢复民生而言，其功绩在古人看来能够得到“世宗”的庙号，他的谥号为孝武皇帝，也合乎古人依据功绩品德评定尊号的礼法讲究。明朝景帝朱祁钰才是唯一一个“代宗”，这一庙号也是弘光时追加，应该是肯定在特殊时期暂代为君，延续社稷也有一定功劳。后来确实由英宗朱祁镇收回皇位，称朱祁钰为“代宗”确实是一个特例。

     李豫和父亲李亨一样，让长子雍王李适为兵马大元帅来追讨史朝义。史朝义在洛阳闻讯，召集部将商量对策，最终选择在孟津横水。唐军合兵于北邙山上，史朝义号称还有十万人，可能夸张，为了显示唐军的赫赫功绩。史思明经过休整和大破唐军，兵力一度有恢复，但后期几年里精锐力量毕竟消耗很大，即使真恢复到十万，也水分很大，根本没有原来的战斗力，最终史朝义落下败局是可以预期的。

      史书描绘这次决战是一团混乱，两军都步兵和骑兵混合在一起：步兵砍了骑兵的马腿，骑兵也纷纷下马和步兵作战。战场上尘土蔽日，戈甲遍地，尸横遍野，横水都被染成了红色。最后史朝义大败，官方称几乎全歼，俘虏已多达两万。史朝义领着数百人狼狈向郑州方向跑了。

      随后，仆固怀恩坐镇河阳，让儿子仆固瑒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万余人追击史朝义，连克郑州、汴州，史朝义又逃往濮州（今河南鄄城北），跟着过黄河转去滑州、卫州。北方大将田承嗣领四万人前来与史朝义汇合，与追击的仆固瑒大战，再次击破燕军。

      史朝义招引魏州的燕军合力，手下薛嵩、张忠志等对史朝义信心动摇，开始投降。这时候，史朝义、田承嗣带魏州兵残部困在莫州（今河北白洋淀附近的任丘市），史朝义把剩余兵马留给田承嗣，自己带约五千人回幽州范阳召集援军。可史朝义离开没多久，唐军三万多兵马合围莫州，田承嗣开城投降。燕军大势已去，范阳大将李怀仙也表示投降，史朝义无法入城，数千人也开始瓦解，最后又剩数百人跟他奔广阳（今北京房山区）。史朝义最后决定出边塞投契丹，为了争功的李怀仙追兵赶到，史朝义无奈自尽。

       假如对于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再次分析，按说当时战力和势头很猛的燕军对唐朝产生了重创，连下洛阳、长安，不论玄宗还是肃宗，除了一支朔方军以外，几乎都是各地招引的杂牌军或外族援军，一度投降归顺安史的将领、州郡也不算少，为何安史挑战唐朝还是失败？

      历来大多评价安禄山史思明，往往都立足在古代忠顺与悖逆的伦理层面，一味强调他们背叛朝廷，自然不得人心云云。这一说法过于老套，但是，之前笔者曾提及，若从燕军构成和征服方式来说，“不得人心”还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回看安禄山史思明对抗唐军的八年，他们不敌官军很重要一层就是以人心向背决定，如安禄山入洛阳不久就匆忙自称大燕，他久居多时的河北境内就有颜杲卿、颜真卿等属下不满而反抗，还很快把各地团结兵都组织起来。不说雍丘张巡和睢阳许远等特例，从鲁炅到来瑱，河南境内到襄阳一带州郡在巨大压力之下，也都与安禄山进行比较顽强的僵持。

      透过史书的描述背后分析，安禄山史思明之所以不能成功，既没有像后来的女真金朝，甚至都不如过去十六国、北朝拥有比较长时期的地盘，第一个要害就在于他们这次挑战过于鲁莽。

       若从长期规律看，绝非安史身为外族就不能参与中原的逐鹿，唐朝官军并没有所谓“命不该绝”云云的符咒。恰恰一个重要的属于后人看来迷信的征兆就是玄宗天宝九载夏季天空出现“四星汇聚”！在古代天象对社会人心的浮动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而越是处在朝廷层面的权贵官僚对这个越发警觉不安。这对于当时在位的玄宗是大为不利的。什么五星四星的天象异常，对于意图改变当时局面的野心家才是吉兆，而对于原本在位的皇帝恰恰是凶相，这种案例在古代太多太多。

      很简单，每每有人意图改朝换代之际，就是制造各种异常的祥瑞来表明自己成就大业的合情合理合法。尤其对天象出现这种并非人力偷偷摸摸搞小动作的祥瑞，更有说服力。所以，对玄宗而言，当时可能有人取代他是大有所谓“启示”“警告”意味，然后朝野对安禄山这种边地节度使就各种猜疑。这也反而促使安禄山对起兵有了加快部署的推动力，所谓“上天安排的，还不够臭屁吗”。

       排除天象这种迷信，当时唐朝毕竟属于空前兴盛，唐玄宗虽然晚年昏聩，毕竟也才刚刚中衰而已，安禄山的起兵大战略上是比较失策的。

      唐朝应对安禄山史思明虽然手忙脚乱，但反观安禄山这边同样半斤八两。紧接着第二个要害就是，安禄山在北方并非当真控制局面，所以像河北的颜氏兄弟与河南的张巡许远把燕军主力牢牢肢解。历来宣称安禄山坐拥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分别管辖河北、辽东与河东三大片区，其中辽东作为契丹、奚族边民较多，距离中原偏远，而河北与河东也并没有完全在安禄山手下。这才导致安禄山一旦称帝就引发后院起火，对夺取长安和南下江淮的战略产生巨大的掣肘，燕军较多兵力被河北与河南牢牢拖住了，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也没有太多力量去施展打败唐军的计划。

      再深一层就是，为什么历来人们会对安禄山身为三大镇节度使，拥兵近二十万的荣耀产生迷惑？

      归根结底，他的起兵可能并没有到十分成熟的地步。虽然几千年来，所有军事行动一定会有冒险色彩，也并非有风险就一定要坐等最佳时机。但安禄山的失败，一些研究者已经发现其身份决定了他的地盘不稳，最终给唐朝官军聚集援军，收复长安等各种喘息之机，完全是影响到安禄山冒险成功的客观事实。

       客观来看，安禄山的三镇节度使身份原本就是负责防守边疆的军中大将，唐朝边军的组成也因任用外族而逐渐以边地的部族军为主。尤其安禄山的军队更充满塞外习俗色彩，好比他推行拜火的祆教仪式，尚白等习俗，与内地州府的习俗显得颇为冲突（如唐代五德其实不大确定，按说以火德尚红为主，但军中却不确定感觉也尚黑，像李世民亲军轻骑有乌鸦军的绰号，后来到唐末五代的后唐也尚黑）。

虽然安禄山的名声威望很大，从文化融合这一角度，不仅与中原各地州府有差异，就在河北、河东等地也不能算十分深入，他冒险起兵自然也造成深入中原不甚理想。换句话说，假如安禄山所处不是唐朝中期，换成唐末、隋末或南北朝，要么各部族已经深入内地，或者朝廷中枢已经瓦解的情况，结果自然就不一样了。所以，安禄山的失败很大程度是急于挑战当时盛世的背景，显得操之过急。

      撇开外部局势实际不利于安禄山占据中原之外，即使安禄山史思明的阵营内部也并非十分稳定。

     安禄山起兵笼络了许多部族将领，手下也有相当战斗力的同罗部和契丹部人马，由于成员的复杂，自然颇有矛盾。好比范阳系和平卢系人马就并非十分团结，更加糟糕的是，安禄山自己对儿子也有一定隔膜，所以造成刚在洛阳一年就发生被刺杀，让安禄山活成一个历史笑柄，一出为人作嫁的悲喜剧。

     安禄山原本在边军中的确有颇高威望，也善于笼络人，且还有祆教传统，凝聚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军事实力是没有悬念的。如前面提过，安禄山后期性格的暴躁易怒是服丹服散的恶果，甚至中毒很深造成眼睛失明，导致他神智与健康的双重恶化。

     进入洛阳称帝，一时间促使安禄山极度骄傲自负，又与身体健康恶化产生一种复合效应，加剧他与儿子、手下关系的冲突。不仅造成他个人的厄运结局，同时也是整个燕军事业开始衰弱的转折。之后的史思明虽然才智不亚于安禄山，甚至军事能力还在安禄山之上，但史思明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安禄山的程度。所以，安庆绪和史思明的是从对立到被迫合作，这也造成燕军势力进一步分化削弱。

      再从史思明到其余的田承嗣、李怀仙等，原本在安庆绪阶段就已经开始对唐朝处于观望，其中一部分拥有一定实力的将领后来都选择归顺，这对于安禄山、史思明掀起的风暴算是比较顺利地平息，但这一次边镇风暴产生的影响却是并未就此平息，甚至在唐朝后期还变得越来越强烈。

      就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历史影响力而言，笔者坚持认为，他们带给中华历史的影响远远超出安史战祸本身。从唐朝后期直到两宋前后几乎长达500年，丝毫不亚于三国风云带给两晋南北朝的巨大影响。何以见得？

      唐朝前期收容塞外部族进中原安置，中原百姓和塞外部族共同生活超过200年。安禄山史思明起兵促使边疆部族军民朝幽州、河东、河北进一步深入，此后唐朝河朔藩镇长时间不稳固，已是一种变相的诸侯分立形态。这是安史带来的变化，同时，官军也促使吐蕃、回鹘深入西部河西甚至关中，随着回鹘与吐蕃在文宗到僖宗时代逐渐分解，原本位于河套地区的党项、沙陀开始崛起，这又是唐末到宋代的两股新的重要的部族力量。

      唐末五代，沙陀从河套发展到占据河东地区，其中有打败后梁朱氏建立后唐的李氏家族。也包括更加著名的石敬瑭让出幽云十六州给契丹，长时间被后人认为是无耻行为。可很少有人会细想，一来石敬瑭本就是塞外后裔，他表面上也是沙陀族，实际祖上和安禄山一样，石氏也来自西北塞外的昭武九姓，民间十分出名的十三太保中骁勇无敌的李存孝，本名安敬思，史书也说沙陀族，实际也和安禄山一样是昭武安氏，正是安置在河套地区的九姓部族。

二来，这十六州地方恰恰大体就以安禄山所拥有的范阳、河东、平卢三大地区。更加微妙的是，安禄山军中本来就比较依赖契丹、奚族的精锐，整个契丹部族同样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崛起一直持续到唐朝后期变得十分强大。

      幽云十六州的多数地方，两三百年下来和契丹的关系已经比较密切。石敬瑭的出让行为不能简单粗暴视为一种出卖，本就有一种漫长的地缘因素（这一地缘并非是天生的，恰是唐朝的边疆防御策略无形中逐渐养成，就是重用安禄山及其部族军）和文化融合在其中，只不过是由石敬瑭很不光彩地拿出来摆到台面上，最后通过某种官方形式确立归于契丹来接盘罢了。

      还不提契丹通过武力已经占据十六州中一部分地方，所以并不是石敬瑭完全把十六州从中原割让契丹，只是由他在官方名义上认可由契丹接手，甚至平卢地方一些州府就不在石敬瑭名下，而是过去后唐的。石敬瑭当时只是河东节度使，哪管得了那么多？他本就是通过这个方式贿赂契丹出兵帮他上位。

      但不管怎样，这一大片地区继续到契丹辽朝和北宋对幽云地区的长期拉锯，如之后动荡不安的河北魏博镇魏州就是北宋大名府，在河南北部的澶州（今濮阳市境内）进行澶渊之盟已经是中原宋朝的边疆。直到最后女真金军更加深入到山东河南，基本完成大范围的融合。当然结果是史书强调，女真明显的被中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至少在生活中，北方大量汉人百姓也并不会激烈排斥其他部族，原则上民间还是可以相安无事。

     安史除了北方的局势影响不仅是河朔藩镇的长期不稳定和完成十六州的转手。对中原内地和南方来说，也有不能忽视的波及。这就是自西晋末年永嘉南迁以后，中原又一次世家大族大量迁徙南方，伴随后来藩镇动荡的黄巢起兵，一直持续不断直到唐末。    

      从安禄山起兵开始，大批北方和中原的文人世家子弟都开始往蜀中、江南、岭南几大地区迁移，经过数代积累，南方汇聚的衣冠士族才形成五代十国南方人才的鼎盛，进而影响后来宋代南方文人家族荟萃的繁荣局面，例如江左、江右一直文人学者众多，巴蜀地区同样文学和学术家族很普遍。南方十国的吴越、南汉和前后蜀之所以可以支撑几十年，自然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各自能拥有不少人才。而这些现象起因全都来自安史，方方面面来看，安禄山史思明带来的许多改变都绵延不断，影响深远。

      回头再看唐朝本身，安禄山史思明不足以打败唐朝，那么官军是不是当真足够强大？客观上也并不见得，能够平定安史也说不上有很明显优势，唐朝能够不倒的确有几分侥幸。

      假如安禄山知道肃宗李亨逃亡在西北灵武，身边无什么人，李归仁、安守忠不要坐等官军南下，直接追去灵武，再从中原调尹子琦的一股力量暂时放弃雍丘，变被动为主动，历史当真应该会完全改写。燕军对付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恐怕也不会如后来那样糟糕。

      而肃宗李亨除了朔方军是生力，对西北塞外的如回纥人马只是暂时性利用。随着不断抽调西部边军，如神策军等，对吐蕃的防御急剧削弱，这就是代宗李豫继位以后马上遇到长安被攻占的危机，神策军再次显露锋芒，因此被留在京畿地区成为拱卫朝廷新的禁军主力。

      换句话说，当时唐朝已经非常脆弱，南方地区起初还不知道玄宗和肃宗已经交班，事实上一旦肃宗小朝廷被消灭，如果燕军乘势下江南，玄宗困守蜀中肯定是大势已去的局面。

只不过安禄山自身健康已经强弩之末，无法清醒地分析局势，对河北义军的惊慌失措，导致战略局面一朝大乱，而史思明后来又因为威望不足，也不能完全顺畅整合燕军力量，所以才使唐朝艰难度过最大的一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