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史记》百讲，学习笔记系列010-1
“术”与“道”
我们谈中国，如果是笼统地谈中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对中国需要从很多角度进行更加细分的认识。
上一讲我们讲到禹为中国建立的政治文化的传统，司马迁认为禹最主要的贡献在于让九州融为一体，光大了尧舜的事业，他的仁德汇集了各族。
可是我们看到，在民间，大家说起禹一定是“大禹治水”，把治水放在第一位，由此可见民间的认识和历史学家的看法有很大的落差。
在有见地的历史学家看来，治水的成就再大，也只是技术性、功利性的，这种功利性是属于“术”这个层面的功绩。
前面我们说过，禹的父亲的鲧治水为什么失败呢？
是因为他采取了堵的办法，结果堤坝崩溃了，水患成灾，祸害巨大。
禹的成功就在于他是通过疏导的方法，顺势利导，把河水引到海里，因此就要疏导江河。
这就必须从整体上进行规划，要突破以前小部落、小区域限制，把各个部族都打通了，联合起来，要彻底地掌握山川地理的形势，要控制从江河源头到出海口的广大区域，这样才能够有效地进行治理。
而且只要把水治好了，变害为利，就能促成各地的交通、商贸、农耕、畜牧业等各行各业的发展，互通有无，这就出现了“九州攸同”这样的盛大局面。
治水是在谋划全局的大格局下进行的，我们如果看透了治水背后的根本性原理，那就属于“道”的层面。
一般的人看重“术”的层面是在看热闹，高人看重的是门道。
他看的是什么呢？“道”这个层面。
一个人关注什么，津津乐道什么，就知道他的领悟力、他的境界和他所处的层级。
很显然，大禹最大的功绩在于他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划、大勘查、大治理，使得“九州攸同”。
而治水只是把这一切连起来的缘起的一个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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