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达克：童年的驱魔人和童书的变革者

桑达克：童年的驱魔人和童书的变革者

文| 王林

随着现代社会对儿童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加深，普通人对儿童、童年、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作家的一般观念早已被颠覆。儿童不再是被认为是天真无邪、幼稚可爱的，他们的心理世界也复杂多变；童年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知识集”，所带动的相关知识复杂得惊人；儿童文学也早就跨越“小猫叫，小狗跳”的初级阶段；儿童文学作家自许为“儿童未来品格的塑造者”，则多少显得有些骄傲。

大众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直接感受惊人一致。

例如：儿童理解能力有限，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对艰深的故事不感兴趣；

儿童天生纯真无邪，本性善良，他们无法理解邪恶和性；

儿童在感情上是脆弱的，接触丑陋或痛苦的事情会给他们造成永久的伤害；

儿童读什么就会变成什么，听到暴力的故事，他们就会变得暴力，听到好的故事，他们也会变好；

最好的儿童故事有着简单的文字、明亮鲜艳的图画以及幸福的结局；

儿童故事不应该描述暴力、粗鲁、不道德的行为，以免孩子们模仿；

儿童故事也不应该描述可怕的事情，以免吓到孩子。

加拿大的儿童文学学者佩里·诺德曼在《儿童文学的乐趣》中列举的上述假设，早已被桑达克的图画书创作“击破”。

拿桑达克最著名的“三部曲”来说：《野兽国》直面孩子的负面情绪，虽然大人们担心书里的怪兽会吓着孩子，但孩子们却偏偏最喜欢怪兽；《厨房之夜狂想曲》因为里面的孩子形象是裸体，一度被一些学校图书馆所禁，有好事的图书管理员甚至为书中的孩子画上短裤“遮羞”；《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每幅画都充满隐喻，大人都直呼费解。

桑达克自己说，这三本书都是“同一主题的变化：孩子如何掌握各种感觉——气愤、无聊、恐惧、挫败、嫉妒——并设法接受人生的事实”。

今人讨论桑达克的作品，常常只把目光集中桑达克“三部曲”，甚至只在《野兽国》上。

没错，《野兽国》出版50多年来，研究文章汗牛充栋，桑达克也成为被人们讨论最多的创作者。安徒生奖获得者艾登·钱伯斯说：“因为这本书，图画书成年了。”儿童文化学者彼得·亨特在《儿童文学》里说，这本书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图画书之一。儿童文化学者朱迪思·希尔曼在《发现儿童文学》里说，它开拓了现代童年的意义。当然，《野兽国》在图画书上的变革意义，配得上这样的赞美。不过，如果只看这些对《野兽国》的赞美，不联系桑达克的前后创作积累，会让人觉得桑达克和《野兽国》都是横空出世的。

事实上，变革总是缓慢的。在创作《野兽国》之前，桑达克差不多已经为其他作家画了50多本插画。他在插画方面的才华，是美国哈珀出版公司童书部的负责人厄苏拉·诺德斯特姆发掘的——这位童书界的传奇女性同时也发掘了E﹒B﹒怀特（《夏洛的网》作者）、玛格丽特·怀兹·布朗（《逃家小兔》作者）、罗格特·约翰逊（《阿罗有支彩色笔》作者）、谢尔·希尔弗斯坦（《爱心树》作者）等众多知名儿童文学作家，这些作家基本撑起了美国童书的“黄金时代”。假如没有厄苏拉，桑达克很可能还在施瓦茨玩具店布置橱窗。

桑达克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时，他的作品基本上都黑白画作，他一开始时为名作家露丝·克劳斯的《洞是用来挖的》（A Hole is to Dig）配插图，他所画的天真可爱的儿童形象很快成为注册商标。

桑达克的图画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革命性，相反，他极其仰慕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插画家，例如约翰·泰尼尔、乔治·克鲁尚克，因此，他在给一些作品配插画时，常常采用一种柔和而慎重的仿古单色画法。

例如，1957年桑达克为米纳里克的《小熊》系列画的插画，细腻、准确，有些木版画的风格。最开始这种画法得到了厄苏拉的首肯，她在一封给桑达克的信中，对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画家充满赞美，“你为《小兔沙得拉》画的插图，是我的编辑生涯中最闪光的亮点之一”。

变革性的创新往往蛰伏在对传统的尊重中。

美国童书“黄金时代”的创新，来自教育界和心理学家对童年的研究，来自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突破，也来自像厄苏拉这样的童书编辑慧眼识珠。

在多个场合，厄苏拉总是为她的天才作家们申辩，例如，有的读者不能接受《夏洛的网》中描写的死亡，厄苏拉亲自回信解释；有人不同意《洞是用来挖的》中有一句“脸是用来扮鬼脸的”，认为是教会孩子粗鲁，而厄苏拉却回答：“嗯，不管你是否同意，他们都会扮鬼脸的。”对桑达克的创新，厄苏拉总是热情鼓励。桑达克自写自画的第一本书《肯尼的窗户》，写的是一个男孩闷闷不乐的内心世界，调子灰暗，读起来有些怪怪的，恐怕也很不容易被读者接受，厄苏拉却写信给桑达克，“我确信这将是一本很美妙的书”。

向孩子的童年经验回溯，这是桑达克的特长，也是他取得突破的关键。当然，桑达克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自信。他年轻时喜欢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梅尔维尔的作品，他折服于作家们的才华，惊叹他们在作品中展示出的恢弘的历史和壮阔场面。

他在信中懊恼地叹息，“感觉自己经历的生活太狭窄了——只有向内求索的眼睛和感觉。而那种体验生命之宽广的感受力，却与我无缘。”而正是这种“向内求索的眼睛和感觉”成就了桑达克，他发现保存在记忆中的童年感觉，完全值得大书特书，并能得到读者共鸣。

通过《野兽国》的读者反馈，他不再哀叹“我的世界内容空乏”，而是坚定地说，“如果我有不寻常的天赋，并不是我写或画得比别人好——我从不自欺。其实是我记得别人不记得的事物：声音、感觉和意象——童年某些特定时刻的情感特质。”

《野兽国》

桑达克“三部曲”中情节最清晰、最易解读的故事

《野兽国》算是桑达克“三部曲”中情节最清晰、最易解读的故事——当然，老师在教室里常拿这本书教育孩子要“情绪管理”，这大概是桑达克没想到的。

即使是这个简单合理的故事下，汹涌的仍是心理的潜流。《野兽国》的英文原文是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Wild Things翻译成“野兽”实属无奈，因为这个词在英文中包含了更复杂的内涵，如“狂乱的”“粗暴的”“疯狂的”“无法控制的”，迈克斯一出场，就穿着大野狼的布偶衣，表现出一种无法控制自我的状态，所以，“野兽”其实是孩子内心无法控制的疯狂情绪的外显，驯服野兽的过程其实就是孩子内心交战的过程，迈克斯对野兽们说的“停”，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暗示。

《野兽国》中的野兽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实物，完全来自作者的儿时记忆。小时候，桑达克的犹太亲戚们——舅舅、舅妈和表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会来到家里吃饭，然后大人会捏着他的脸蛋说：“我们要吃掉你，我们好爱你！”在历险中穿越了两年的迈克斯，回到家后发现饭菜还是热的，暗合了个体对时间的感受，颇有点“相对论”的意味。

迈克斯回家后的房间的色调，比受惩罚时的房间要温暖得多，连月亮都变圆了。桑达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把看似无序的心理状态，转化成绘图时对细节的精密安排，等待研究者和读者去发现。从心理层面对《野兽国》的过度诠释，往往让我们忽略这本书在艺术上的美感。桑达克自己也说，“制作图画书非常不容易，好比创作一首复杂又深具挑战的诗”。

《在那遥远的地方》

故事表面简单，其实相当艰深晦涩

《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故事表面简单——一个姐姐从妖怪手中救回弟弟的故事，其实相当艰深晦涩。

我在翻译这本图画书时，常对谜一样的语言和图画一筹莫展。

桑达克最喜欢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但是谈到本书的创作，他说这本书简直是“混乱的”。接着他解释说：“我的故事来自我记忆中的点滴碎片，一时半会儿很难连起来。但是，我的某种东西决定了这些碎片必定能够连接起来。不管怎样，它们即将融合为一体。”

这些记忆碎片包括：小时候姐姐对桑达克的照顾，幼年留下恐惧印象的盗窃婴儿的“林德伯格案”，对莫扎特歌剧《魔笛》的致意，小号在音乐中的警示作用也被挪移到图画书中。所有这些记忆的碎片和流动的情绪一起，构成一种不连贯的梦境。

奇怪的是，大人连呼“难”的图画书，在孩子那里却很并不难，有不少的父母告诉我，孩子很喜欢《在那遥远的地方》。

桑达克也从不担心孩子的理解力，他曾说过：“我觉得孩子读得懂一切深层含义，大多数时候反倒是成人的阅读停留在表面。”

桑达克是用图画书驱逐童年时的心魔，这多半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家庭中的凝重氛围，身体的多病，形成了他对童年的理解。他说，“人们习惯于把童年还原成一段天真无邪的时光，那多半是出于一种被动的顺从，我并不相信。我记忆中的童年是一段极为易感的、叫人心烦意乱的、愚蠢的、滑稽的时光。”对童年真相的揭示，比那些高唱“快乐童年”的鸡汤作品要艰难得多。他相信自己小时候对世界的沮丧、憎恨、恐惧、不信任，一样会存在现在的孩子身上。好在桑达克的作品都会留下一个“无害”的结局，他的主人公最后总能回到现实世界，“我需要让这些孩子们重拾在我灵魂深处的那份安全感”。

桑达克是美国童书的变革者。

约翰·洛威·汤森在《英语儿童文学史纲》里也说，莫里斯·桑达克是图画书创始一百多年来最伟大的创作者。

他的图画书为了赢得了很多荣誉：他一生8次获得凯迪克奖，还获得过安徒生奖、林格伦奖。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他的粉丝，还在白宫的草坪上为孩子们朗读过《野兽国》。可是，桑达克从这些荣誉中并没有获得太多快乐，对人生持悲观态度。他终身未婚，因为他一直觉得不适合做父亲；他坚持自己是无神论者，要知道他的外祖父是研究犹太教的学者；他搬到乡下离群索居，只和莫扎特音乐、梅尔维尔小说和他的狗作伴；他洞察儿童的心理世界，却拒绝成为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对小读者的热情来信，他也很少回应。

2009年，桑达克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曾说，“我没想到我能活这么久。很难做到快乐。有些人有摆脱困难的天赋，说生命中除了悲剧，还有其他东西。有人就不行，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有人说他们很快乐的时候，你相信吗？”

尽管如此，2012年5月桑达克去世后，还是有许多粉丝举办纪念活动，许多媒体发表纪念文章。这些文章中，《纽约时报》对桑达克的成就归纳得尤其准确，“他把图画书从安全、整洁的世界拖进了黑暗、可怕又美妙的人类心理的幽深之处。他的作品终结了美国儿童文学作品一成不变的上百年的传统：主角都是干净、听话的孩子，他们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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