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刘一闻：《我和篆刻》

编者按

本文为著名书画篆刻家刘一闻先生学印之路的自述，他从艺之路的学习和探索经验值得喜欢篆刻艺术的同仁借鉴。

刘一闻 

1949生于上海，别署别部斋、得涧楼，山东日照人。幼受庭训，书法、篆刻得艺坛前辈潘学固、苏白、方去疾、方介堪、谢稚柳等教诲。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90年代起历任国家级书法、篆刻大展评审委员。2005年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建立“刘一闻艺术馆”。2015年荣获全国第五届书法兰亭奖艺术奖。2016年在上海成立“刘一闻大师工作室”。出版《刘一闻印稿》《别部斋朱迹》《中国印章鉴赏》《历代中国书法精选·楷书》《恽寿平画集》《印章》《刘一闻楹联书法》《中国篆刻》《一闻艺话》《当代名家篆刻精品集·刘一闻卷》等二十余部。现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理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我和篆刻

文｜刘一闻

犹记少年时代，每到学校放学放假，同学们纷纷都会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福天乐地——或抓鸟逮鱼或踢球摔跤，文气一点的，要不看看小人书和漫无边际地胡侃海聊。那时的我，总觉得玩那些不够格调，便大多呆在家里看看自己喜欢的书，要不跟着长辈问这问那。待我稍大些，自忖一个人总该有些志向才好，便开始留意学些东西，后经学校推荐，不料顺利地考进了少年宫的学生课余文工团，同时还参加了我一向喜欢的无线电航模兴趣小组。其实我自小生性内向，一个人的活动最适合我。于是，我从读书识字起就喜欢写写画画。

读中学时，在年级里写字已经小有名声的我，有一天忽然对刻印发生了兴趣，那曲曲直直形状奇异的朱文印白文印，竟让我亢奋不已。于是我又试着摆弄起印章来，直至越来越着迷，越来越不可自拔。为了刻印，我的“数理化”成绩的“红灯”直线上升，对班主任提出的警告居然执迷不悟！说实话，虽然那时我念的是重点中学，国语成绩也算相当不错，但“数理化”蹩脚至此，怕是连升学都会有些问题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印书房）。

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烽烟骤起，一时分配无着，家里人也害怕我出去“闹革命”，这样，我便又心安理得一门心思地玩起了刻印的乐趣。家中原本有些字帖印谱，那些年尽管翻来覆去自以为用了不少功，却依然不见有多大的长进。这时我才想起，该向名家讨教才对。名家当然不容易找，更何况我所知道的名家不是被管制，就是已被打倒。

两年之后，我有幸没去农村而被分配到工厂上班。恰巧，“东方红书画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前身）欲出版一部集体创作的以革命样板戏唱词为刻印内容的《新印谱》，而正向社会征稿，未出茅庐的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前去应征。大约过了一周的时间，一天上中班，传达室通知我听电话，孰料电话那头传来一句“我是方去疾”的浑厚声音，那可是我倾慕已久的篆刻名家方去疾先生啊，方先生通知我第二天就去南京东路422号二楼（出版社所在地）开碰头会确定印稿。我兴奋极了。

“东方红书画社”出版组的办公室不大，里面放了三、四个写字桌。我进门时，只见坐位上有位头发略白大约五十多岁的气派男子，正神采飞扬地面对另一位年纪略大而个子却小的“老夫子”谈兴正浓。我一时分不清哪一位是方先生。正在这时，其中那位身材魁梧者侧过身子首先向我问了名字打了招呼，然后站起来介绍说，这位是单晓天同志（那个年代的时兴称呼），我是方去疾。方先生比我原本想象中的年龄，显然轻了很多，尤其是他那举手投足时的独有风度，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这以后，我除了经常向方先生请教和《新印谱》相关的简化字刻印外，同时也将自己的摹古篆刻习作，不时拿到方先生桌上，而每一次方先生都会在极仔细地看过之后，总会提出若干些问题。如今回忆起来，1976年初夏，距今似乎不久的我被借调至方先生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却的美好时光。

我和方先生的交往，不知不觉间竟然已近三十年。这期间，方先生的住所从原先狭窄朝北的汉口路，搬到了较前大为宽敞的离普希金塑像不过百米之遥的岳阳路，之后，方先生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此间，我也前前后后地搬了三次家。那些年，除了我一直不间断地去请教外，方先生偶尔也来我家坐坐，记得我的四川路虹口旧宅，他就来过好几次。先生、师长来后辈人家作客，向来被看作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因此每次方先生的到来，我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随着日渐熟识，我俩的交往从最初的纯粹印学之道，而至家长里短无所不谈，兴致高起来，甚至还会开上句把玩笑话或者来上几盅。

在创作上学问上，方先生的严谨是人所皆知的。治学时不找到充分证据，他决不轻易下结论；一方印章章法未妥，他决不轻易动刀。数十年来一贯如此。记得初识方先生不久，我曾以《新印谱》中他所刻制的一方仿古玺风格的“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白文印相询问：此刻印章让人读后感到如此健畅明快，其创作过程是否亦顷刻一就？先生笑而答曰：“十七分钟。”稍顿又说：“你可知道这方印面的布局，我可是用了整整一个星期呢？”——这岂可同日而语的两个时间定数，令我思索良久，它至少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种在创作上所谓一丝不苟的态度，确实是很少人能够做到的，如果这一点真正做到了，则便可说是已经具备了日后出类拔萃的基本质素。

这许多年来，我的确领教了方先生的严格。他的直言不讳的真诚性格，不知给多少人们带来创作上的启示和帮助。在向方先生讨教的这么多年，我不曾记得他对我有过哪怕是一次赞扬的话，然而越是这样，却越能让人们感受此中的珍贵之情。

苏白老师是我的业师，我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从一开始，舅父说好了给我介绍一位篆刻老师的。1972年秋天，我随家母去青岛省亲，舅父说你既然这样喜欢刻印，那就给你介绍一位老师吧，但他是脱帽右派呢。母亲一听害了怕，立即代我表示了拒绝的意思,以至于说好见面也没见成。但我仍固执地向舅父要来了苏老师的地址。一回上海，我就急不可待地向苏老师发信，并不敢说实话地企图解释那天未能前去拜见他的原因。苏老师很快就回了信，他似乎并不介意见面的事，言语中就象对一个老朋友似地通达和善解人意，他同时向我表示，只要愿意学，他一定当回事地好好教我。

那个年头的我，对于学习书法篆刻真可说有种饥渴感。每一次刻完印章，我就立即寄给苏老师，顶多三、五天，苏老师就会回信给我。为了不让母亲为我担忧，我又措辞含蓄地让苏老师把信寄到我当时上班的厂里。同事们看到门房间信箱常常有寄自青岛署名“苏白”的来信，都以为我在青岛找了如此好听名字的漂亮女友，有的同事甚至还提出何时能把“苏白”带到上海，让大家饱饱眼福呢。

时间一晃就是几个月，就在这一年春节，我实在抑制不住对苏白老师的思念之情，便利用节日休假，坐船去探望老师。苏老师家在青岛市区一条闹中取静、曾有不少文化人在此居住的名叫观海二路的一处地下室里，房间虽小还一分为二，外加一间自己搭建没有窗户的简易厨房。我至今仍然难忘和苏老师第一次见面时的激动情形。苏老师个头不高，看上去身体虚弱，但透过镜片的双眼，却显得分外有神——我看得出这是一种被人冷漠已久而内心又充满激情的眼神！苏老师久久地握着我的手，一直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始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这以后，我差不多每隔一年半载，总要去青岛一次看望老师。因为时间之故，每次我顶多只能呆两天，我多么希望天天都能在苏老师身边，看他刻制印章，听他讲讲印章学问啊。慢慢地我知道，苏老师当年在山东德州任团市委干部时，因为人梗直说话坦率而被划上“右派”的。他从事印学研究和篆刻创作，差不多已有将近五十年的光景。苏老师年轻时就喜好邓散木的作品，邓先生亦曾为“右派”，苏老师自称是“臭味相投”地向这位“未面之师”求教了整整八年。他还说，历次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他对人生态度改变很多，他曾决意从此不再去碰这些“封资修”的东西而一度学做木匠打发人生。孰料偶然间结识了年轻的我，使他重新又唤起了对生活对艺术的希冀和热情。

苏老师在印论上造诣尤深。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刚调入青岛工艺美术所不久的苏老师来沪公差，我便安排他和方去疾先生见面，欢晤之下，方先生极其赏识苏老师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的独到见解，并称赞苏老师为山东印学第一人。

从1972年10月，一直到1983年5月苏老师去世为止，我们之间的通信始终未有间断，仅老师寄给我的信就有四百封之多。我想如果哪一天把这些信笺整理出来，那该是一部多么精彩的充满着师生情谊的中国现代篆刻史话！如今，我自己也带了不少学生，每当我回想起往日追随苏老师的桩桩往事，眼前总会浮现出苏老师无比亲切无比真挚的脸庞来。

方介堪先生是我在上海结识的。1975年十月间，方先生来上海小憩，住在位于黄河路上的女儿方丹文家。经他的弟子韩天衡兄作介绍，使我有幸拜见了这位心中景仰已久的印坛泰斗式人物。在中国近现代艺坛，如果说画坛的代表人物是张大千的话，那么，印坛的代表人物就该是方介堪。

我最初知道方介堪先生，是在年轻时曾读得他早年勾摹编撰出版的一部叫《古玉印汇》的线装印谱。当时我曾将方先生勾摹的若干印子，和原拓印蜕屡屡比照，一遍下来，竟然找不出有何不一样的地方。这使我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方先生的精深功力。

我当然知道方介堪先生是近代书画名家赵时棡的弟子。除方之外，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时喻亮的，还有平湖陈巨来和吴县叶露渊两位。在我懂得一点篆刻皮毛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上海篆刻界有方、陈、叶“三架马车”的声名。以鄙之见，从艺术风格上说，陈巨来的作品精工，叶露渊的作品静穆，方介堪则以典雅胜。

记得那天我第一次去看望方介堪先生，是在傍晚时分，进门只见方先生正在埋头刻印。临窗的一只小书桌上放满了已写好印稿的式石料。我忍不住瞥了一眼，那方刻了一半的白文印面居然是“壮暮堂”（谢稚柳先生斋室名）！

面对着这位我心目中形象高大的印坛前辈人物，我紧张得手足无措手心直出冷汗。方先生在仔细看过我的习作之后，似乎印象还不坏，便和蔼地一边让茶一边和我聊起些与书画艺术相关的话题，谈话中说到上海的不少老书画家如谢稚柳、唐云都是他几十年的老朋友呢。并说此趟上海来，一来看看女儿，最主要是想会会这些相知多年的友人。“谢先生昨天还请我在国际饭店吃饭呢。”说这话时，方先生的一脸快乐神情溢于言表。打这以后，我和方介堪先生便开始了十多年的交往。虽说这种交往基本上是通过通信方式，但每一次方先生到上海来，总不忘把我叫去，或喝几杯酒，或说说艺术，再不就聊聊国家大事。

早在方介堪先生的青年和壮年时代，就曾两度来沪谋业。年未三十便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专和中国艺专授篆刻课。抗战爆发后被迫离开沪渎，后复返上海，未久因厌都市纷繁而重归永嘉老家，从此便长住温州，直到他终老。

平心而论，象方介堪先生这样的艺术大家住在温州一隅，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生憾的事。大家都知道，过去的温州，是座相对单一的经济型城市，虽说不至于被称作为文化沙漠，但总体说来，彼地对文化的认知和热情自然是远不如北京、上海的，甚至不能和杭州、南京等地相提并论。从这一点上讲，方介堪先生身居彼地的无可估量的自身价值和上海一地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一种消极和无奈呢。

1986年秋天，我去厦门公干，就要返沪时，决意去温州看看多时没有联系的方介堪先生。当天下午，午憩后老人正在专心读报，我的突然到访，让他感到格外兴奋，竟然几次想折身起卧。那几年，方老患上了前列腺肥大症，根据医生意见，对泌尿系统才做“改道”不久，这对当时已经八十六岁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思想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可想而知。我原先的打算，那次去温州，主要是探望久病的方介堪先生，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和老人合个影，哪怕是在床头的，也算是一种奢望和不虚此行了。孰料方老在得知我的想法后很表赞成，说：“你来我非常高兴，我非但要拍照，还要写字给你哩。”说得我一时语塞。

次日上午，方老特意请理发师为他整理一番，还换上了整洁的蓝褂子。就在众人将方老慢慢抬下地的那一瞬间，我分明听到了他因难忍的疼痛而发出的令人揪心的叫喊声。之后整整一个半小时中，老人打足精神地和我照相，万般艰难地（他的手因长期卧病很少动弹已经变型）为我题写斋名，整个过程让我激动地直想流泪。

临告别时，方老把我拉到床边，以一种近似征询的口吻说：“解放后，我总共收了三个学生，两个在温州一个在上海（即当时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林剑丹、温州书协副主席马亦钊和上海画院副院长韩天衡），我打算把你作为我最后一个学生，你觉得可妥当？若允，我将把‘丙寅重阳后第九天’这一内容写进我的《年谱》。”神甫未定的我，此刻可真是倥偬万分了，我，一个十分浅薄的区区后学之辈，居然也能忝列于方介堪的巨麾之下么？我知道这是堪师对我的鼓励，这无疑是一份莫大的殊荣。

一晃眼，方介堪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每当我看到他一脸慈祥的照片，总感觉亲切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