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指称和情感赋义两种赋义方式来看“汉语神学”的概念争议

从经验指称和情感赋义两种赋义方式来看“汉语神学”的概念争议

    2015-11-02

90年代初由香港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提出发展“汉语神学”以来，出现了对“什么是汉语神学”这一概念的关注与讨论，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自己的理解与解释。这些阐释与理解存在着诸多差异，这就使得“汉语神学”的概念及合法性问题成为学者们不断争论的议题。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汉语神学”的定义仍未达成一致的理解和定论。对于这一概念争论的思考，如果我们能从人们在用语言描述事物与表达概念及思想的过程中，存在着经验指称和情感赋义两类方式这一视角来思考“汉语神学”的内涵问题，就可以从另一维度来看“汉语神学”的概念争议问题。本文便是借谢文郁教授的“生存分析”方法 ，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梳理“汉语神学”的概念与争议问题。

一、“汉语神学”概念争议的出现

1.1“汉语神学”概念的缘起

继“华人神学”、“中国神学”“本色神学”、“乡土神学”之后，90年代初又出现了“汉语神学”的提法。香港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最早提出发展“汉语神学”并明确为“汉语神学”概念进行了赋义。这一研究机构自9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发展推广“汉语神学”的理念。

追溯其最初发展契机缘起于1993年杨熙楠与刘小枫两位先生的一次重要见面和会谈。当时，杨熙楠利用去挪威参加董事会会议期间前往瑞士巴塞尔会见刘小枫，商讨中国神学的进路问题。刘小枫所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神学的发展除了传统的教会路线外，在中国特殊处境下，有可能汇聚中国学界共同协力、发展人文性的基督教学术研究，目的是建立基督教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及合理化地位，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人文传统的组成部分，从而对社会及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受刘小枫这一问题的启发，杨熙楠开始关注与思考未来中国神学发展中“部分中国学人以其中西人文学训练，结合东西方语文专业的能力参与翻译基督教经典后，他们会否成为这些经典的诠释者，重构汉语基督思想。汉语的丰富思想资源与基督宗教这外来思想体系相遇，将如何承载、转化或创造新的思想，从而丰富汉语自身的思想资源……” 等问题。在这次会谈之后，杨熙楠回到香港，立即进入对这一神学进路的开展实践工作中。首先，重新让《道风》学刊复刊（1994年）， 并加上‘汉语神学’的副刊名为——《道风：汉语神学学刊》。在其复刊辞中“汉语神学”作了赋义。其次，杨熙楠以道风汉语研究所为平台不断邀请内地高校的一些学者到道风山讲学，一起参与基督教历代典籍翻译计划，推动“汉语神学”的研究。

1.2“汉语神学”概念赋义与争议

在《道风》——复刊辞中，出版人对“汉语神学”的含义进行了具体阐释。“‘汉语神学’的含义指：一、以汉语文化的历史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范的基督神学文化；二、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与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思想构成学术性对话关系；当今汉语学术界（尤其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文化学）正积极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范，非以欧美学术旨趣为风向标；汉语神学亦应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范，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三、它是汉语世界（大陆、台湾、香港、马星、北美华人社区）的各社会地域的汉语宗教学者的共同志业”。 可以说，这是对“汉语神学”概念的一次赋义，从其赋义内容来看，“汉语神学”是要建设具有人文学术精神与学术性对话的学科，发展汉语思想文化风范的基督神学文化。

然而，自“汉语神学”这一概念提出后就遭到质疑。这些质疑包括“汉语神学”是否是神学、“汉语神学”的身份及合法性、“汉语神学”的范围等等。几期汉语道风学刊和通讯中都涉及到“汉语神学”的主题，而从研究所总监杨熙楠在连载的道风学刊中，不断重申“汉语神学”的范围、特征与关注点中，可以看出其最初对“汉语神学”的赋义，并没有引起共鸣式的认同。就其概念争议的关注点来看，主要源于对“神学”的理解，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西方话语中的概念理解意义，即，指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与论证上帝存在、和信仰相关，由教会的神学家经营出来的一套信仰与神学话语体系。在这一理解语境，去倡导发展一种非教会性，参与人群的信仰也不是非常确认的“汉语神学”的学术空间，就让一些人对其神学性产生质疑。那么，越过“汉语神学”的神学属性问题，即使承认“汉语神学”的存在，但“汉语神学”仍由于定义和理解的问题，在其划分范围上有不同的认识。

二、“汉语神学”概念范围划分之争

何光沪教授在90年代中期发表的《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一文中，从语言学及其使用上，认为汉语神学是“母语神学”之一种，“正如英语神学、德语神学、法语神学、西班牙语神学一样，乃是‘母语神学’大家庭的一员。” 在这种解释和理解下，“汉语神学”的容纳范围包含了从唐代景教传来开始，一切有汉语翻译的基督教作品和一切基督神学的汉语书写未尝不是一种汉语的神学。但同时也带了一个问题：“汉语神学”的特色何在？它的神学空间和神学定位在哪里？如果“汉语神学”作为一种汉语的“母语神学”和“中国神学”、“中华神学”、“本色神学”等等提法完全没有不同，只是换了一个叫法和名称，那么它的存在价值就不是那么重要，只不过是在名称上的不同叫法，不会引起对其身份与合法性的反复讨论与争议。因此，何光沪把“汉语神学”看作一种“母语神学”，包括了所有用“汉语”书写的基督教神学，这种理解和处理“汉语神学”的范围的方法，不能使汉语母语翻译的基督神学和明清以来的一些神学作品的关系得以明确的区分。

为了让“汉语神学”既具有包容性，又突显一种现代语境中的人文学路向的独特路径，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回应“汉语神学”的范围问题时，使用了 “广义的汉语神学”和“狭义的汉语神学”来划分。 “广义的汉语神学：不分种族地域，任何以汉语撰写的神学篇章皆属汉语神学。狭义的汉语神学：特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中国内地学者自发性地提出基督教研究的诉求，相对应地，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于1995年应运而生，并早于1994年在其所主办的神学期刊中以‘汉语神学’之名概括上述的特殊现象。”

从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的观点来看：“广义的汉语神学”的概念在此是指用汉语表达的基督教神学，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唐代景教时期，第一批作品起自一千三百多年前由叙利亚人景教长老阿罗本以汉语撰写称的景教碑文典；“狭义的汉语神学”是指立足于教会之外的中国大陆的人文学界，由中国内地涌现出的有别于教会传统的基督神学研究，突出了基督神学研究的人文学进路，它兴发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内地的人文学界，它的研究课题和生存空间以内地人文学界为依归，并与不同的教会神学和宗派传统进行对话。

在这一划分下，我们可以把何光沪定义的“汉语神学”看作是一种广义的“汉语神学”，但基于对“汉语神学”的不同理解，对于什么是“广义的汉语神学”，什么是属于“狭义的汉语神学”也未取得一致的认同。对“汉语神学”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刘小枫先生就有不同的观点。

最初刘小枫在《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中提到“汉语神学”包含的三种不同的神学类型：“（1）汉语的宗教神学（儒释道学说）；（2）汉语的哲学－人文学神学；（3）汉语基督神学” 从刘小枫的这一类型分类来看，刘小枫虽然很早就有发展一种有别于教会的，人文学的基督神学的想法，但还没有专门给这样一种特别的神学路向给出命名。在此文偶然使用的“汉语神学”（一次）并没有特别赋予后来的基督神学的意义，与他后来强调“汉语神学”的现代性及汉语的哲学—人文学的基督神学不同。可见，刘小枫最初对“汉语神学”并没有专门的特指，定义的范围非常宽泛，使用比较随意。他在80-90年代初常使用“汉语基督神学”一词来思考汉语语境中的基督神学问题。直到99年，刘小枫借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以围绕“汉语神学”为主题思考的约稿之际，重新整理书写，为突显现代语境中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的问题关系，更题为《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在扩写的文章中，“汉语神学”才较多的使用，并在现代语境的讨论中获得比较特别的专指涵义。在此种宽泛分类的基础上，他指出自己所关注的是第三类型即汉语基督神学，也就是后来的“汉语神学”概念。

当“汉语神学”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时，这一概念便需要清楚的界定，而“汉语神学”发端于何时，成为一个尚待说明的问题。刘小枫在《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一文中说：“汉语神学发端于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明末清初的相遇。那个时候，欧洲的基督教东传教士携带天主实义泰西实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与当时的士林要人焦竑、李贽、陈第、方以智、宋应星、黄宗羲、顾炎武)交往，培养出了第一批士大夫基督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在汉语思想的织体中承纳基督信理，与儒、佛思想展开思想辩难，基督教思想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政治事件——东传教士甚至试着用汉语写作，这一写作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其传教士身份已经变成了汉学家。”

刘小枫把“汉语神学”的发端推到明末清初的时间，认为广义的“汉语神学”并非起于唐代景教的入华或可能更早，而仅仅是发端于明末清初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相遇。狭义的“汉语神学”是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教神学。但不论广义或者狭义，都是一种用汉语思想资源承载的一种基督神学。但道风研究所希望“汉语神学”的发展能进入大学学科建制内的一个学科门类，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传统文化主流产生对话，因而，并没有完全使用刘小枫的这一划定，而突显“汉语神学”向学术靠拢，强调它的人文性、跨宗教性、宗派性与开放对话性。而部分学者基于对学术的客观中立性的情感认同，想把“神学”方式排除在学术之外，认为它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因此，在“汉语神学”概念问题上，不断出现一些学者想区分“汉语神学”与学术研究的不同。在“汉语神学”与基督教研究的关系上，他们把“汉语神学”仍然归入一种神学，而认为基督教研究是一种学术。因而，对道风研究所在强调“汉语神学”立足于人文学界，以人文学术为依归的宣传中，出现一些学者对“汉语神学”进行划界，把“汉语神学”和科学研究区别来。

卓新平教授在200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神学发展趋势》一书中，把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神学分为三大趋势——“中国神学”的构建及远景、“汉语神学”兴起及归属和“学术神学”的努力及发展。从汉语神学所应该具备的中国问题意识、中国文化资源及普世性意识、中国文化特征、独特的汉语神学话语体系等方面出发，对汉语神学的未来和“应该”作了四点强调。 “汉语神学”只是中国基督宗教神学趋势中的一种，他用“学术神学”来区别“汉语神学”。“学术神学”强调一种学术性的基督教研究。他提出“学术神学”不以“圣经神学”为基础、为前提，在关注《圣经》的研究问题和成果的同时，方法更加多元化，参与了历史学、考古学、古语学、语源学、人类学等多种方法。这种研究起自于近代科学主义的背景以及各种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带来的一种非神学的研究方法。而这些研究方法已经和中世纪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方法来论证信仰的方法不同，不再讨论上帝存在、三位一体、基督论、末世论、救恩论等神学问题，而是进行和神学信仰证明无关的研究，这一点更多的在宗教比较研究中体现出来。

如果承认有这样一种“学术神学”（也许应该是归于宗教学），那么这样的区分下所理解的“汉语神学”，刘小枫或许会基本认同。从两点可以看出，一是刘小枫在讨论现代语境中的基督神学时，曾分析了基督神学具有的两个维度——教会维度和人文学维度。他认为“汉语神学”是基督神学的人文学维度，是教会性和人文学结合的维度在现代性的发展境况下分裂后的发展出来的一个神学形态和神学分支。第二点主要是因为刘小枫把“汉语神学”理解为“在中西文化产生交锋的思想辩难中用汉语思想的织体对基督信理的承纳”。相反，基督教研究与“学术神学”并不强调和教会的关系以及对研究的成果是否是神学。

三、从经验指称与情感赋义两种方式来看“汉语神学”概念困境的原因

谢文郁先生在教授宗教哲学课程中指出：对于宗教哲学中涉及的概念定义问题，离不开经验指称与情感指称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的使用涉及到四个术语：经验指称、经验赋义、情感指称、情感赋义。经验指称是在经验世界中对我们所认知的东西命名和指着说。经验赋义是我们在经验中赋予某物的名称和意义，形成一种固定的使用习惯，比如凳子的概念和坐的意义联系在一起，面包的概念和能吃，食物等连在一起。而情感指称是指向一个不在经验中呈现的东西，比如，上帝，鬼魂，天使等。情感赋义就是对于我们在生存中遇到和谈论的东西，赋予一些情感上的意义。这一赋义过程如果能引起情感共鸣就会产生理解，尤其在宗教研究领域，对于超出经验指称概念之外的一些表达，离不开情感赋义的功能。

从经验分析和情感赋义两种方式的区分上来看“汉语神学”概念的争议。一个概念赋义成功，需要得到认同并与人们原来的理解概念并不发生冲突。而道风对“汉语神学”最初的概念赋义并强调其发展的空间和范围恰恰与人们从基督教背景与语境所理解的“神学”概念不一致，造成了一些神学家、教会人士以及一部分学者的质疑。而道风研究所方面强调的“汉语神学”的学术性又被另一部分学者从一种对“学术”理解的立场出发，认为“汉语神学”没有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排除掉它的学术性。从历史与现实发展境况来说，其原因最根本在于，目前的所谓的“汉语神学”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汉语神学”的经典文本。

类比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本是印度传来，但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和区分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印度佛学，中国佛学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在人们的理解使用与理解中并没有形成强烈的异议。这是因为佛教与中国文化产生过思想的交织与辩难。在“中国佛教”或“中国佛学”这一概念上，我们可以用刘小枫所理解的“汉语神学”的表达转译为，曾经发生过用汉语去承纳佛教信理，与儒道产生过思想的辩难，发生过文化——政治的事件。为此，儒家和道教都在佛教的理论压力下来重新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这都可以说是发生一种思想的辩难与交融。“中国佛学”有着具体的经典文本，思想史及流派的历史传承等等丰富的内涵。说“中国佛学”可以在这些经验指称上来使用这一概念，因此，很少人来批评其非学术，也没有人可以非常底气十足的说无中国佛学。

与佛教的发展相比，“汉语神学”的发展还远远不够，也没有产生思想史中的经典文本，研究方法与传承，在赋义上来定义“汉语神学”，目前缺乏经验指称意义上，加之如前所说，人们已经有对神学一般的语境理解与使用范围，在这个范围中来抹掉教会性，仍说是“神学”的，这是人们对“汉语神学”争议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汉语神学”的困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形成汉语的经典性文本，就缺乏经验指称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另一个是，对“神学”的理解如何能进行概念的过渡与扩展，或者，需要思考如何对“汉语神学”的赋义得到认同与使用。而这一概念的使用困境最初在道风研究所发起者那里也深有体会。因此，有时候他们会认同“汉语神学”是一个口号，一面旗帜，目的是在汉语思想界发展汉语基督教神学，提供一个“汉语神学”可以发展的空间与平台。

从经验指称与情感赋义这一思路出发，在“汉语神学”概念这个问题上，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最初对“汉语神学”概念赋义并非一个经验指称，也非经验赋义，而是从基督神学在未来汉语中发展可能性道路，来思考一种新的神学进路，从而对其进行了情感指称与情感赋义。从道风学刊复刊词的四点总结中，可以看到“汉语神学”被赋予的发展目标和发展内容。因此，道风研究所在《道风学刊》复刊辞提出“汉语神学”的概念宣称中，是一种情感赋予意义上的命名与赋义。一个事物一旦给出了命名，它能否得到公共性的认可不是必然的。比如，日常生活的概念系统已经给桌子，板凳，杯子等等命名与赋予固定的意义使用了，如果在某个人的概念体系里应要反过来使用，把板凳理解为桌子，把桌子的命名给予杯子，这就很难进入一个公共的理解与交流平台。同样，对于“汉语神学”而言，道风研究所想发展一种教会之外具有人文学术道路的汉语基督神学，这和人们对于神学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冲突。因此，对这种离开教会之外的“神学”道路，它的身份和合法性受到来自教会内外一些人士的质疑。

而对于另一些学者不断强调“汉语神学”与基督教研究的不同，分出一个是含有信仰的神学，一个是非信仰的学术研究的做法。进而，卓新平提出“学术神学”想突出存在一种基督教研究中的客观中立性、科学性，尤其体现在其研究角度、立场和方法运用上。（这种非信仰的、客观中立的“学术神学”可以把它归为一种宗教学学科，笔者称这种意义上的基督教研究为一种“基督教学术宗教学”。） 对这种“学术”的标准，偏向于在经验指称和经验赋义中来谈论基督教学术。而排除情感赋义上来谈论基督教神学。这种做法其实还是没有离开情感赋义。只是双方在情感赋予的方向上有不同。一个是对学术赋予了必须客观和科学的情感意义。一个是对神学可能存在一种人文学的言说进行了赋义，真正所说的客观中立并不存在。

四、如何还能继续谈论“汉语神学”

4.1 回归生存语境中的理解

基于这样的现状，各种关于“汉语神学”的争论中，需要回到一种生存语境中去理解“汉语神学”的赋义。对这些概念的差异与争议需要在具体语境中分析这一概念所指向的生存出发点，并让“汉语神学”这一概念引导进到一种生存可能性的思考中，即，何种形态的“汉语神学”可以打开汉语与基督神学的可能性空间？因此，在中华神学，华人神学，中国神学，乡土神学之后，关于“汉语神学”的讨论与理解，还包含了发展一种汉语基督教神学的人文学道路的可能性尝试，即便是在进行经典翻译与基督教研究工作中，也有关于未来“汉语神学”的可能性的思考。

对于将“汉语神学”包纳到各种理解与解释的汉语基督教神学中，包括正在发展或形成中的基督教神学，也包括未来将会发展出某些形态的基督教神学的种种可能性中，都已经进入一种理解与阐释之中了。不同的阐释与理解让“汉语神学”的概念一直没有达成定论，因此，夏可君教授在第三次汉语神学圆桌会议（2005年）文章中反问到：大家都在使用“汉语神学”这个词来谈论汉语神学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汉语神学”吗？ 夏可君认为，目前的“汉语—神学”仍是一种尚未到来的事物，汉语与神学之间需要打断（汉语—神学），需要重新思考汉语与神学的关系。需要寻找一种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发生感通的有效渠道，而这就必须让基督精神进到中国人的生存语境去产生感发。

从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感通渠道去思考“汉语神学”这一角度出发，再看刘小枫对“汉语神学”理解，可以说，刘小枫对现代语境中发展一种汉语基督神学的人文学道路与道风研究所是一致的，关键在于对“汉语神学”赋义给出不同的理解。刘小枫把“汉语神学”的意义置于一种在中西文化产生交锋的思想辩难中用汉语思想的织体对基督信理的承纳作为真正汉语神学的开始。因此，刘小枫认为广义的“汉语神学”发端于明末清初出现的尝试用汉语书写，在汉语思想的织体中承纳基督信理，与儒、佛思想展开思想辩难的文化事件的发生。由此刘小枫会从“基督事件”入手，来思考一种用汉语思想资源来经验与承载对基督信仰的言说生存论可能性。

4.2情感共鸣中的“汉语神学”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刘小枫提出“基督事件”为核心，来发展一种生存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与夏可君所思考“汉语”如何与“神学”发生感通的方式有些相通之处。在汉语的生存语境中去直面“基督事件”，体会基督事件带来的生存意义，产生汉语的回应与言说，可以用他的一本书名“圣灵降临的叙事”来表达。生存体验的叙事方式发生了改变，而没有现成的言说模式可以传递这种体验，它需要在自身的情态发生中不断让“基督事件”的神圣经验临到汉语处境中产生一种共鸣与回应。对刘小枫来说，这一层面的体验是“汉语神学”非常重要的部分，是需要更深发展的维度。

在此种意义下来看，真正的经验指称意义上的“汉语神学”并没有来临与发生。然而仍然可以在情感赋义上来谈论“汉语神学”，直到这种召唤成为可能。因此，从经验指称与情感赋义的角度上来分析，可以感受到有一种情感赋义中使用与表达“汉语神学”概念的方式，指向的是如何让“基督事件”进入汉语，汉语的生存经验与生存语境如何和基督信仰带来的生存意义发生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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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迦得GadZhang

汉语神学：唯独圣经，立足教会，用母语诠释的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