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土地上遍布着这样一些人。他们愚痴癫狂、衣衫褴褛，甚至赤身裸体。他们时而给人治病消灾、占卜祷告，时而诅咒下蛊、坑蒙拐骗。人们惧怕他们，又崇敬他们，称他们为“为基督的愚痴”。自伊凡雷帝到尼古拉二世，他们游弋在城乡也栖身于宫廷，成为平民与贵胄的座上宾。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圣愚，不过就是一些装神弄鬼的疯子和骗子。世界各国都曾出现过他们的身影，可为什么惟独在俄国，他们成了一个民族的象征呢？美国学者埃娃·汤普逊的著作《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即以这一被称为圣愚的特殊群体为切入点，来探讨俄罗斯的文化和政治结构。在她看来，作为圣愚合法性的身份起源，长期以来便模糊不清。正是在梳理圣愚宗教起源的过程中，汤普逊祛除了关于圣愚的种种魅惑。
圣愚维护者认为，圣愚来自拜占庭基督教的影响。《哥林多前书》有言：“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这句话被视为俄国圣愚的宗教起源。但汤普逊通过罗列希腊愚人与俄国圣愚的区别，尤其是占卜、通神、进入癫狂状态等异教特质，揭露圣愚在基督教的起源之外，还受到来自西伯利亚萨满教的影响。
在俄国于10～12世纪皈依基督教前，斯拉夫民族就已与突厥人、芬兰人、鞑靼人等异教民族，通过贸易、通婚等渠道实现了多民族文化(包括宗教)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但这样的相互融合，却在俄罗斯帝国扩张版图、跻身西方“先进文明”的征程中，被描述为斯拉夫民族“教化”异民族的单向过程，圣愚的萨满教渊源因其野蛮落后而在政治上被搁置起来，在宗教上则被内化为“为基督的愚痴”。圣愚的双重宗教起源，便以政治和宗教的双重策略被模糊掉了。
但要从异教起源上升到合法信仰，是需要一套逻辑建构的。汤普逊通过分析五组二律背反概念(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揭示在基督教与萨满教传统的汇合中，圣愚规则是如何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概念的。譬如，圣愚的粗野放浪和道德败坏，被视为一种逃避世人敬重和赞扬的方式；他们到处流浪，厌恶定居生活，被当作基督徒忏悔传统的表现；他们的精神变态或者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则被誉为体现了上帝的大智大慧，等等。
俄罗斯教堂，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此，圣愚现象在俄国变得合法自洽、有理有据，但它要从民间信仰变为民族信仰，或者如汤普逊所说的，“一种适应俄国日益增长的自我崇拜胃口的民族神话”，仍需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汤普逊从俄国政府、教会、精神病学和知识阶层四个角度，来探讨圣愚现象如何盛行乃至被建构为国家神话的。
政府方面，自16世纪起，莫斯科公国通过封圣来主张自己的正统性。从历史角度看，圣愚的政治价值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圣愚本身强烈的政治倾向有助于国家合法性的确立，另一个是国家通过事后追认圣愚的“基督性”(编造或夸大所谓的圣迹)来为自己贴金。无论哪一种情况，它们都提供了莫斯科公国向统一的俄罗斯帝国过渡所需要的思想支持。除力主“西化”的彼得大帝外，历代沙皇皆对圣愚优待有加，拉斯普京等人更是权倾朝野的重要人物。
有趣的是，对圣愚的强烈反对，来自俄国东正教会高层。教会追随彼得大帝的训令，认为圣愚的野蛮落后与基督教美德全然背道而驰。但在政府与民间崇拜的双重压力下，教会通常选择妥协而不是抗争，并且最终为了不使圣愚现象太难看，还尽心把“异教迷信推升到基督教神圣特性的水平”，客观上起到了为圣愚现象“背书”的作用。而在教会下层，教士借助教民无知寻求率真的倾向也有利于造成礼遇圣愚的气氛。这些教士经济拮据，生计基本依赖教民。如果教民愚昧迷信，那么教士“就有机会因为拥有可资与圣愚‘匹敌’的通神能力而受到尊敬，得到报偿”。其结果就是教会、尤其是农村教会对发展地方教育不感兴趣。一言以蔽之，圣愚崇拜是由“愚民”政策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的。
比起政府和教会，俄国精神病学对圣愚的看法则更耐人寻味。汤普逊援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论述说，从文艺复兴起，西方与俄国在精神病学上的研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西方，精神病学开始发展出精神健全和精神不健全这样的“二分法”，愚人之前所负载的神圣性被剥夺殆尽，他们不再被尊敬、体恤和怜悯，而是遭蔑视和排斥，并被强制收监和治疗。而俄国则秉持传统的“三分法”，即精神正常、变态和“超感觉”，圣愚即被列入“超感觉”之中。人们认为圣愚的行为虽然不无某些变态特征，但本质上，他们是“有意识”地从事他们的行为，亦即体现了基督教的价值观的。
俄国精神病学分类上的混淆不清对沙俄和苏联知识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圣愚不是疯子，精神健全并不代表不疯”成为政治思想攻讦的工具，也成为知识分子塑造“自我认识”的标杆。汤普逊评价说，圣愚崇拜反对社会习俗和习惯的发展，反对社会培育理性辩论的传统，“人格的非理性方面受到了器重，而理性的和肉体的方面则被贬抑”，从而加强了斯拉夫派对西方经验和“物质主义”的反感。并且，“圣愚现象中的辩证矛盾渗入俄国精神生活为苏维埃俄国较为容易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铺平了道路”。即使在后苏联时代，圣愚的幽灵仍然徘徊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索尔仁尼琴就曾一再重申托尔斯泰早已述说过的圣愚美德。
由此看来，圣愚神话并不随政权更迭而泯灭，它的消解可谓道阻且长。汤普逊此书着眼于苏联解体前、尤其是帝俄时代的圣愚现象，我们期待有学者能为今日俄国的圣愚作一幅后续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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