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在《民族的神话》中提到,有些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它们非常真实和强大。历史上所有重要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心理现象,而心理现象——从宗教极端主义到政治意识形态——杀死的人很可能比黑死病(Black Death)杀死的人还多。
活动中的另外一位嘉宾刘苏里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谈道:“我们总是说‘黑暗的中世纪’,但这其实都是近代启蒙运动以后的人,或者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把他们的祖先时代描述得一片漆黑,它实际上是叙述出来的结果。”刘苏里谈道,“近代欧洲学者做出了这样一种行动——越过中世纪,回归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从那个源头来寻找合法性。而族群民族主义也是启蒙运动之后的近代的产物。两百年后史学家们开始反思族群民族主义,最近一些年出版的反思作品非常多。因为族群民族主义是对抗全球化主义的,是对抗‘人类一家’理想的。”
刘苏里也提及,所有观念被提倡或者被否定,背后都有一定的社会动因。族群民族主义曾经被建构出来,如今这种观念又被批评。观念上的争端,最后可能会变成战争的诱因。特别是“民族”这个概念,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好谈。“我们知道很多人群其实在编造自己的历史,在编造过程中,要把另外的族群对这个人群的各种贡献给抹杀掉,因此我们才需要小心甄别。”
杨光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得法国近代史博士学位。他在留学生活中深切体会到法国政治生活中历史的分量,中世纪历史人物仍被用作政治宣传。他还举了近代法国高卢人起源说在近代逐步代替法兰克人起源说的例子,指出在欧洲,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现实,政客常常出于现实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段历史。但这些政治化的历史论述往往并不符合史实,历史学者要分清政治宣传和历史事实,不能随波逐流。
关于如何看待族群,杨光提到,学者欧内斯特·勒南在《什么是民族》中说道,世界范围内有两种民族,一种是像法国这样的民族,基于一种公民身份、共同的政治理念,还有一种是基于文化、语言,基于一种固有的、不可改变的特质。这两种对于民族定义的理解的冲突和法德领土之争直接相关,也是导致摧毁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罗新认为,出现在历史视野上的民族都是政治体,族群被构造出来之后,又通过各种包装、确认、强调,让人相信我们是基于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共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基于相互的情感而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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