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起源

想要理解现代教育的本质，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就要从大学的起源说起，因为这是我们在教育过程离不开的媒介，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大学，在很多古老文明中都存在过。不管过去那些“大学”在今天的眼光看起来水平很低，但是在当时，从老师到学生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中东地区出土了很多四千年前的泥板，据考证是当时学校用的课本，虽然在今天看来课本内容颇为简单，不过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高等教育的内容了。这说明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很早就有了大学的雏形。

在古埃及，法老的神庙的一个功能就是教授知识和研究学术，古希腊著名的学者毕达哥拉斯就是在哪里学习过。这些神庙有点像后来的中国的国子监，是全国最高等的学府。

毕达哥拉斯回到希腊后，招收了大量门徒，他们不仅在一起读书，而且生活在一起。与毕达哥拉斯同时代的孔子，也广招门徒，孔子不但传授他们学问，而且还是他们的人生导师。

这两位东西方的大学问家虽然没有把自己和学生们组成的团体称为大学，不过都具有了大学的雏形，因为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就是按照孔子和毕达哥拉斯的方式传道授业的。

于今天不同的是，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很多时候教授的是所谓“大行之道”，这一点从《论语》以及关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各种经集记载中就能看到。

在几千年的教育史中，一所大学能否传授这些大行之道，一个学生能否学到它们，是衡量高等教育水平最重要的因素。

曾有一个叫樊迟的人，预向孔子学习种庄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他又提出学习园艺，孔子说：“吾不如老圃。”樊迟就离开了，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这个故事被当做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的铁证。但是，单纯从高等教育的角度看，两千多年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高等教育都不是为了传授职业技能，今天很多英美大学依然如此。

古希腊到了柏拉图时期，建立了雅典学院，学院开始有很多学者开始教授各种课程，这一点，和后来中世纪的大学已经非常像了。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很好地描绘了这所学院里平时大家一起学习知识、研究问题的情景。在东方，齐国的稷下学宫有些相似，它们都是不功利的。

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学生求学主要是获取知识，没有现在那么强的功利心，那时没有文凭也没有学位。从这些“大学”出来，并不能保证有铁饭碗。因此，求学和谋生是分开的。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在亚历山大建立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不仅是一个藏书之所，也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与雅典学院不同的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不仅有了学术大师，而且有了便于学习和研究的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有了充足的经费，这是一流大学必备的三个关键要素：学术大师、硬件条件和充足经费。在这里，欧几里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巨著《几何原本》，托勒密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地理学》，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也在这里学习过。

就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方兴未艾之际，汉帝国进入了中国文明的第一个全盛时期——汉武帝时期。

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建议“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武帝采纳了建议，并在长安兴办了太学。最初，太学只有少量的五经博士（相当于教授）和50名博士弟子（相当于大学生）。但是到了东汉，太学生人数多达3万，占当时东汉人口0.06%，这在古代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不过从此之后，中国大学的规模就不断减少。

无论是中国太学，还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它们都是为有钱有势人服务，并且成为他们的子弟进一步维持社会地位的手段。

三个多世纪后的隋代，开始了科举制，太学改成国子监，科举选士成了国家学霸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和平时期下层人士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通道。中国教育由此和考试开始紧密结合，然后又和社会地位、做官以及铁饭碗联系起来了。

到了唐代中后期，著名文学家韩愈感叹社会上“求道”的人越来越少，像当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切磋学问的风尚不复存在了。

自隋唐之后求道的高等教育其实在中国就不再有了。今天，亚洲国家依然将考试、升学、获得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如果一个成绩好的人不能升学，或者名牌大学毕业的人不能有好工作，整个社会都会哗然。教育越来越倾向于求术，而不是求道。

在西方，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在没有统一过，欧洲从此进入了长达近千年的黑暗中世纪，欧洲经济文化不进反退。因此，中世纪也被称为蒙昧时代或黑暗时代。

不过，现代的大学恰恰是在政治黑暗的中世纪诞生的。

今天所说的大学university，起源于拉丁语，意思是有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的团体，它受到由领主认可的契约保护，这个团体的管理是独立于所在地治辖权的。大学并非简简单单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学校。今天所说的学术自由，根源于此。

为什么自由对于现代大学如此重要呢？因为在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者世俗世界，凡事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的思想都被禁止。如果让教会和当地领主（也是信奉基督教的）干预学校管理，那么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的法律文件。这个法律文件后来也被教皇认可。这个文件，最重要的有四项内容：

1.大学人员有类似于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

2.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

3.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

4.大学人员有权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

要知道在这之前，神职人员是社会的第一阶层，贵族才是第二阶层。

第一项权利将当时学者和大学生的社会地位一下子提高到了神职人员的水平。这与当时的统治者和教皇重视与宽容脱离不开。

第二项权利是今天很多国家学生签证的历史由来。

第三项是今天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条，大学就无法做研究。

第四项使得大学可以独立于地方行政管理，今天这一条的意义在中国不是很大。但如今，当一所大学想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

由于在中世纪，除了修道院和王室，整个欧洲就没有几本《圣经》之外的书，因此很多大学是教会和王室自助创办的。教会办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教士们掌握知识，以便布道，同时证明上帝的伟大。早期哈佛的创立也是如此。

不过，教会没有想到的是，一旦让人们自由地研究学问，就会产生动摇基督教教义的新知识。后来的大学逐渐脱离了教会的控制，成为了真正学术言论自由的地方。

1170年，一所重要的大学在巴黎成立，这就是巴黎大学。这所大学不仅成为了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还成为了欧洲最著名的有“大学之母”美称的大学。在这段期间，很多欧洲学者和学生都慕名前来在此一起做学术和生活。

后来，因为英法交恶，巴黎开始驱逐在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和学生，这些人被赶回到英国后，仍然希望继续在巴黎大学的学术研究以及生活方式，所以就在离伦敦不远的一个叫牛津的小镇定居了下来。但是因为牛津的年轻学生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打架，遭到当地教会和居民的驱逐，所以他们有一部分人来到一个叫剑桥的地方建立了新的学术团体，后来虽然教会后来又重新允许他们回到牛津，但是剑桥依然保留了下来。所以，牛津、剑桥从本质上说是继承了同样的学术精神。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非功利的，这种非功利的高等教育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在中国，这种教育在很长时间里中断了。自隋唐以来，读书完全是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也成为了中国人对高等教育的普遍理解了，那种追求真理，或者使自己在精神上进入“士”这个境界的教育其实早已不复存在。

今天在中国很多认为上大学无用的人，评判有用和无用的标准其实比古人那种读书能否成为士绅的标准，并没有什么进步。

在欧洲，出现功利目的的高等教育其实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单靠力气和手艺，竞争不过操作机器的人了，而操作机器多少需要一些文化，因此平民教育在英国开始普及，由于开始的时候都是星期天上课，因此那些学校也被称为“星期天学校”。

这样的教育就为工业革命培养了大量有一定知识水平，能够从事复杂劳动的工人。这样的学校目的显然不是培养精英的。

以功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讲非常有效，以至于任何国家在崛起的时候或多或少地采用这种方式。在历史上，普鲁士、法国、英国、前苏联和中国都是如此。

以培养技能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不仅对社会有好处，在工业革命初期对平民脱贫致富也是最有效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上过大学的人比没有上大学的人优势大很多的原因。但是，这样的教育并没有交给人成为士绅的素质和能力。

等工业革命一完成，仅仅接受这样以培养技能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就不足以成为社会精英了。这种情况，对公司，对国家未必是坏事，但是对于像成为精英的个人，这样的大学教育就远远不够用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每年毕业50多万本科生，到了90年代增加80万-90万，2000年后突破100万，今天达到600万。绝大部分人因学位含金量贬值，因此就读研究生。这些年来每年研究生毕业的人数也超过50万了，这还不算从海外回国的研究生，事实上很多人读完研究生也没有找到好的出路。那么接下来呢，再读个博士不成？这种思路显然有问题。

真正的症结在于，认为仅仅依靠今天的大学教育就能培养出精英，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今天大部分大学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创办的，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培养人的，虽然它们都宣称自己在培养精英。

那么现在的大学教育所缺乏的是什么呢？

一是培养有识之士，而不是教授谋生手段。

作为社会精英，大学生们不仅需要有学问，有教养，而且需要了解社会，了解历史，并且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同时还需要具备管理社会和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本领。

因此，一流的大学大多实行通才教育，尤其对文科极为看重。不仅如此，大学还强调所谓的德育，即让学生养成遵守必要的行为规范的习惯。

更进一步地讲，大学生要学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应用知识改变社会。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方式。

二、大学教育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为了获取名誉或者赚大钱。

三、大学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获得良知。从中世纪开始，直到今天，西方的知识分子成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良知”这个词从此与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关联在一起。社会责任感让他们不断地为建造一个公平、文明和进步的社会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多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以换取一个更加平等和谐的社会。

获得良知，并在关键时刻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

2014年，斯坦福大学让每一个申请者回到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中表述自己的看法，这实际上是在间接考察一个申请者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在这些名校看来，如果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社会责任感方面能够体现出比他人强的地方，那么可以相信当他走出大学后，会比那些单纯成绩好的人更容易成为社会精英（当然也更有可能回馈母校）。

要想在大学里培养成为社会精英的必要素质，除了学习好专业技能外，还要进行博雅教育。什么是博雅教育？就是欧美一流大学实行的通才教育，尤其对文科极为看重，有的大学要求所有学生，不管今后选什么专业，都要上一系列的核心课程，不仅是知识上的培养，德育也是大学强调的，让学生遵守必要的行为规范的习惯，提高个人内在修养。

欧美大学的这种传统和价值观，一直延续至今，它们的理念是如何服务社会。这样的办学原则指导下，它们就不会按照分数来招生，自然也就将很多成绩好的亚裔学生排除在外。

对于个人来讲，上大学很重要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格局。格局不大，人就走不远。

怎样增加自己的格局和见识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好大学，提高自己格局和见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生活。

因为名校不仅仅是硬件条件好，而且是因为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也好。如果想在二流大学达到一流大学的教育效果，关键是在二流大学里自己找到并融入一流人才的圈子。

其实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提高自己格局和见识的方法。如果连大学都不上，提升格局和见识一定是事倍功半。

上大学的第三个目的，其实是要完成从草根到中产阶级，从平民到精英，从一个社会的消费者到一个贡献者的准备工作或者所必要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