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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遇到当年的同学，我们站在街上客套地寒暄，不知为何话锋一转，他说：“前几天我见到杜柯，他比之前又瘦了一点。”
听到“杜柯”二字，我的神经绷紧了，如同反射般得，因不再见到他而痊愈的心慌的毛病，又犯了。
他很瘦，皮肤与骨骼之间，仿佛没有脂肪，好在肩膀算得上宽阔，或只是经常穿着西装的缘故，看起来不算纤细脆弱。我向来心疼他的瘦削，那个人是知道的，所以才会准确无误地刺向我。我总是装作顺路的样子走在他的身后，看他的肩胛骨在西装下凸起，有时想伸出手试探那块锋利的巉岩是否会割伤我的手指。天气不冷不热时，他会穿着西装；再热一些，单穿件衬衫；到了夏天，或是针织衫，或是短袖衬衫，牛仔裤；秋天在西装外披一件风衣或是大衣，解开衣扣搭着条长围巾；冬天在西装外穿着羽绒服，帽子周围镶着的一圈绒毛，随着他的行走上下飞舞。我远远地跟在他身后，他低头行走，车辆在他旁边的道路上穿梭，他的另一侧，人流涌动，他拨开头顶的树叶继续前行，不知是否有粘稠的绿色血液粘在他的手指上。其他事物都如同舞台上的布景，只是为了衬托他的存在。有一次，我在楼上看见他走在路上，我在走廊里随着他行走，又飞奔到更高的一层，继续行走，直至走到最高层，我站在尽头的窗台上，目送他愈行愈远。他低头，抽烟。他抽的是“七匹狼”，我知道。我找到过他留在窗台上的烟蒂。每次看到这种烟，我总会买下一包，这会让我染上他身上的味道。
课前，我站在他必经的路上，与别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眼睛始终注视着他到来的方向，课后，我远远地走在他身后，看他与他人打招呼或是一路沉默，直到走廊的尽头，透过楼梯旁镂空的墙壁，看着他走上楼梯。
我从未主动与他打过招呼。我看见他远远地走过来，便要开始克制自己不要仓皇逃跑。我仰着头，面无表情地从他身边走过，而后几乎瘫软跌倒。
我说：“是吗？好久没见过他了。”
我反复设想过我们再次相遇时的情景：我生活在一座新的城市，特为来看他。我在前一天准备好见他时要穿的衣服，费尽心思地化妆，一次次地卸妆、化妆，只为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一些。我走过一间间教室，直至看到正在上课的他。他透过玻璃窗，看到在教室门口的我，擦了擦手上的粉笔灰，从讲台上走到我面前。他会说什么？我无从想象，但我不会去拥抱他，而是说：“恰好路过，就回来看看。”我们聊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无非是当年的记忆以及如今的生活，而不会提及，他上千个背影，以及每一个笑容。
他的身上，一如既往的，是香水混合着烟草的味道。
但我再未见过他。
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写作，放下了其他的科目，只是写作，只是为了能在第二天，有一个与他交谈的理由。我把写好的文章放在他面前，不说一句话，向来如此。我心慌得无法说出一句话，向来如此。他阅读我的文章，阅读得很仔细，甚至反复阅读。我有把他手里的纸抢夺过来撕掉的冲动。我不希望他如此仔细地审视我的文字，让我完全地暴露自己的内心。这不值得他反复阅读。
他说：“你这里可以这样改。”
我直视他，又移开目光，说：“我不认为这里需要改。”
他笑着，眼角泛起褶皱，眼睛看着我，很有耐心地拖长了音说：“好，不需要改。”
我闻着他身上香水和烟草混合的味道，悄悄地向他的身旁靠了靠，刚好接触到他西装的衣料上。
他毫不在意得，或是根本没有注意到，仍旧看着我的文章，继续指点着，偶尔略带狡黠地笑，眼里泛着光，翘起一端的嘴角。
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请余安同学念一下她的文章。”
我站在讲台上，听见自己的声音分外清晰，偶尔抬头看向下方在座的人，不知应望向谁了，亦因被众人看得局促，便如他那样，抬起头时便看向教室后侧的墙壁。他站在身边，手搭在讲台上，离我的手很近。我望着他的手出神，全然不顾自己已经停顿了很久。他的手骨节清晰，指尖圆圆的，手指不长，指甲规整而干净。
我眼圈泛青，头脑昏沉，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站在他身边。
时隔多年，在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想起他时，做了一个梦。
我问他：“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他说：“余安，我喜欢你。”
阳光郁郁葱葱地透过树叶的缝隙，有行人走过，有人骑着自行车，但我看不清他们。他站在我面前，微笑着。
我写下这些回忆，回忆是令人痛苦的，它把掩饰的一切都如数暴露出来。我如同赤身裸体地暴露在众人的目光里，被无聊的好奇心玩味着，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审视这段往事。
太久了，经过的时间太久了。久到我已经不知应该如何提起，久到我认为自己应该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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