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前

很想写一下老家的学校，这涉及到许多的人与事，有些由于记忆的遗忘，可能有张冠李戴之嫌，但码字的冲动还是战胜了记忆的平庸，试着还原我眼里看到、听到的那些关于学校的东西，以怀念为学校和学生辛勤付出的那群默默无闻的人，表示对他们的无比敬意。

元山子村坐落在“脑包山”向西延伸的南侧，村南为一个洪水冲刷沉积的滩涂，经过六七十年代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在父老们的努力下，形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学校位于村的最西边，也就是洪水回头的洼地边缘，人们称之为西圪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很科学的，地势空旷平坦，有利学生活动，外界影响小，花钱少，办大事，只是由于地处西北，没有考虑下雨的因素，每到雨天，泥泞不堪，多少有点美中不足, 但不能求全责备，他们那代人为元山子的发展做出了惠及子孙的巨大贡献，平整的土地，完善的水利设施，植树造林，义务教育等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学校前后两排房屋，前边两口教室，后边也有两口教室，东边为办公室和其他用房，在校园左侧有一个蓝球场，蓝球场前边是厕所。学校虽然很小，但在一个人口仅有几百人的村庄，已经很是不错了。王建国、张文义两位先生给我印象比较深刻，因此我记得当时只有两位教师，按照班级情况，应该还有其他教师。张文义老师教一二年级的课程，王建国老师教其他年级。

六岁那年春天，三姐上学了，家里大人都要去干农活，尽管三姐十分不愿意，没有办法，妈妈只能让我跟随着三姐来到了学校，我才知道还有学校这么一个好去处，我真的被学校的气势震撼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当时在全村是最好的房子了，现在每当我看到各种媒体中那学校的残椽断壁，我总是怀疑其真实。桌子是用土坯彻成土台，将宽点的木板架在土台上，凳子与桌子相同，只是矮一点，木板窄一点。黑板是用水泥制成，板面用墨汁涂抹而成，教室南墙有四个窗户，北墙上有两幅红纸写的标语，黑板正上方好像是挂着毛泽东主席与林彪副主席在天安门上的挂图。三姐的班是复式班，黑板右侧是一年级，左侧是二年级，每到上课时，张文义老师就将我们这些编外学生赶出了教室，我们坐在门外的檐台上（老

师不让爬到窗户上），听着 a、o、e、i、u、v，指着上、下、左、右、中，数着1、2、3、4、5 ，盼着那段钢轨钟的敲响，只要下课的钟声响起后，校园汇成欢乐的海洋，滚铁环、踢毽子、抓石子、打闹追逐，真是只闻喧笑声，不见读书人。学校是个好去处，只是玩的时间太少了。

当编外学生一段时间后，三姐说什么也不让我去学校了，她不想让我这个拖油瓶每天跟在她后边，三姐也是孩子，她也想玩，可是每次下课还得照顾我，学校也不太愿意让我们去，这样就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妈妈没有办法，只能干农活时带着我，好在咱是农村孩子，皮糙肉厚，跟着母亲干活比在家里强多了，母亲在哪里干活，我就在哪里上班，只是我每天都变成一个土孩子，最夸张的是，每天的鼻涕涂抹在两个脸颊，厚厚的，黑黑的，闪着幽幽的乌光，有点像晋剧中的黑脸包公。

内蒙西北部的风，凛冽如刀，长时间随母亲在野外，脸皮被风吹得如针刺一般，衣服摩擦都会很痛，手上、脚上裂开了血口，妈妈只好把我留在家中，可又让她很不放心。最后父母商量后决定让我过一年去上学，那时我已经七岁，勉强可以上学了。至此，我与学校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从下一年就要开始了，此后陪我将近一生。那跑马灯一般的人物从我眼前经过，或种植在心间，或相忘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