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认为，“形似”与“神似”之别，究其根源还在于汉字的结构上。如果字的结构不好，用笔再妙也无济于事。所谓“胸有成竹”，就是写字时，心中应先有这个字的“骨架结构”，下笔心中有底，笔下也就有神了。
这种观点，在其书法上（尤其小楷）表现的淋漓尽致：
而在七百多年前，即公元1310年9月，赵孟頫应召赴京，途中将独孤僧所赠《定武本兰亭》反复赏玩，先后写了十三条跋文，即流传后世著名的“兰亭十三跋”。其中写到：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此后，关于“结构”和“用笔”谁为上，陆续的出现了一些小争论。启功“结构为上”的观点，也受到一些“诟病”。于是笔者常常看到一种论调：启功的书法，结字严谨俊秀，但笔法上的趣味不够丰富，是其书法的局限所在。
笔者对此暂不做评论，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赵孟頫的书法：
在他的书法里，几乎没有任何败笔、乱笔，几乎在任何作品中，他的用笔，每一笔，都力求尽善尽美。无论是行书、小楷、大楷，他的作品的完美，都是由细微到每一笔上的完美所驱动的。而在中国古代，很少有像他这样对用笔追求到极致的。
由此可见，赵孟頫提出“用笔为上”是建立在自己的书法风格和追求之上的，对于他来说，是对的！
反观启功书法，其书法重结构，结体精严, 清朗挺拔，布势轻重相宜，主宾相济，风神俊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给人自然、端庄、秀润、挺拔 、劲健、舒展之美感。还一反传统套路，弃“米字格”、“九宫格”的将字等分，创“五三五”不等分，即“启功体”，无不体现出其对“结字”的重视程度。
因此，启功提出“结构为上”，也恰恰是建立在自己的书法风格和追求之上的。之于他，也是对的！
如果把“赵体”的用笔，搭配在“启体”的结字上或者其他人的“体”上，我想，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伦不类的。反之，亦然。如果您非要这么做的话，那一定得需要一个连接这两者的桥梁，使其能够相互融合。否则，难以共存。
“用笔为上”也好，“结构为上”也罢，终是要结合在一起的。当您通过自己的方式，让“用笔”和“结构”完美的融为一体了，不管哪个为上，您就是对的！
然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每句话都是有前提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只停留在话语本身，而忽略了隐藏在其后的一些涵义。
譬如，赵孟頫的“用笔为上”。其前提一定是建立在，有与之相匹配的结字功底之上。对字的“结构”了然于胸，才能在书写时，更加游刃有余的去驾驭“笔法”。
王世懋称：“文敏书多从二王（羲之、献之）中来，其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至书碑则酷仿李北海《岳麓》、《娑罗》体。”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篆书，他学石鼓文、诅楚文；隶书学梁鹄、钟繇；行草书学羲献，能在继承传统上下苦功夫。
他自己也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
再譬如启功，六岁入家塾，最早学的是先祖自临的欧阳询《九成官醴泉铭》，蒙着帖照着写。后来十一岁见到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略识其笔趣，但那时对笔法理解还很肤浅，谈不上学书。二十多岁时得到赵孟頫的《胆巴碑》，因喜欢，学了一段时间。又学董其昌，得写字行气，但骨力不行。后来得到罗振玉藏《宋拓九成宫碑》精印本，逐字以蜡纸勾拓而影摹之，为以后学书打下坚实基础。以后杂临碑帖以及历代名家墨迹，其中又以临习智永《千字文》墨迹时间最久，下功夫最深，学得也最苦。为了增强字的骨力，又临《玄秘塔碑》若干通。
另外，启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才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此后，便在结字上大下功夫，这才有了如今的“启体”。
由此可见，任何的理论，都是有一定的基础做支撑的。一句“用笔为上”，彰显出了其对于“结构”的了然于胸；一句“结构为上”，也显现出了其对于“笔法”的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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