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至之也。谓天毋已清将恐裂；谓地毋已宁将恐发；谓神毋已灵将恐歇；谓谷毋已盈将恐渴；谓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榖，此其以贱之本与？非也？故至数与无与。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珞珞若石。
往昔曾得到过道的：天得到道而清明；地得到道而宁静；神（人）得到道而英灵；河谷得到道而充盈；万物得到道而生长；侯王得到道而成为天下的首领。推而言之，天不得清明，恐怕要崩裂；地不得安宁，恐怕要震溃；人不能保持灵性，恐怕要灭绝；河谷不能保持流水，恐怕要干涸；万物不能保持生长，恐怕要消灭；侯王不能保持天下首领的地位，恐怕要倾覆。所以贵以贱为根本，高以下为基础，因此侯王们自称为“孤”、“寡”、“不谷”，这不就是以贱为根本吗？不是吗？所以最高的荣誉无须赞美称誉。不要求琭琭晶莹像宝玉，而宁愿珞珞坚硬像山石。
这一章讲“道”的普遍意义。前半段段论述“道”的作用，天地万物都来源于“道”，或者说，“道”是构成一切事物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失去了“道”，天地万物就不能存在下去。后半段由此推及到人间，告诫统治者从“道”的原则出发，并常要能“处下”、“居后”、“谦卑”，即贵以贱为根本，高以下为基础，没有老百姓为根本和基础，就没有高贵的侯王。因而在本章的内容中，同样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
尊贵的身份必然是从卑贱的身份开始的；身居高位的人也必然是从低下的职位做起的（这句话对在位者来说可译为：所以，如果想要得到尊重，就应当以百姓为根本；如果想要得到敬仰，就应当以黎民为基石）。之所以诸侯君王都以“孤”、“寡”、“不榖”自称，这不就是说明他们的根也是从卑贱开始的吗？不是吗？所以，至大的数和一没有什么可比的，因为至大的数也是从一开始的。所以对于那些对名利没有欲望而只是专心做事做学问的人来说，象征尊贵身份的美玉与普通的小石子没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大到宇宙、中到国家、小到个人，若不能“得一”，则会陷入漫长的混乱、挣扎和痛苦之中。宇宙若陷入混乱，万物不得安宁；国家若陷入混乱，百姓不得安宁；个人若陷入混乱，一生难有所成。因此，“得一”是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根本，“得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得一”也是个人有所成就的根本。
因此，一个人要想摆脱卑贱，首先必须找到自己的志趣所在（定心），以此确定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方向（定见），并且哪怕经历风吹雨打、百般挫折也始终如一的坚持一步一步走下去（定向），也就是“得一”。古今中外，有很多成就非凡的人都是如此。他们并非都生长在“肥沃的土壤”里，相反，绝大多数都生长于较为恶劣的环境。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除了基本生活所需之外，他们把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自己的志趣上了，对于艰难险阻、名利诱惑，几乎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至于随后而来的名利，那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范蠡出身贫寒，父母早亡，由哥嫂抚养成人。范蠡小时喜读书，抱负大，不喜耕作，众乡邻不齿。范蠡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志向呢？”范蠡潜心钻研了姜太公的军事书籍《六韬》和《三略》。姜太公把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作为军事韬略的三宝，这一点范蠡特别推崇。后来范蠡无论是治家还是治国，姜太公的思想对其影响都很大。范蠡虽满腹经纶，但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选拔官吏，非贵族阶层不得做官。范蠡空有文才而不被任用。报国无门，使得范蠡放浪形骸，做事办事不合时宜，作出的事情往往令人惊诧不已，疯疯癫癫，行为怪异，被誉为有名的“楚国狂人”，乡邻们喊他为“范疯子”。后来遇见文种始改其言行，并相约投奔了越国，成为越王勾践的左膀右臂。
莫言小学时便经常偷看“闲书”，包括《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莫言在小学五年级时因“文化大革命”辍学，在农村劳动长达10年，主要从事农业，种高粱、种棉花、放牛、割草。在文革期间无书可看时，他甚至看《新华字典》，尤其喜欢字典里的生字。后来，莫言靠着《中国通史简编》这套书度过了文革岁月，接着又背着这套书走出家乡。
1976年莫言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在部队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四年时间里，莫言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将图书馆里1000多册文学书籍全部看过。他也看过不少哲学和历史书籍，包括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等。1984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1987年担任电影《红高粱》编剧，该片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2011年凭借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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