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是我很敬佩的文化大师，他文笔大气，观点犀利，敢于直视内心。他的文章用散文般的优美文笔写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令人掩卷三思。最近我在《中国文化课》上面读到余秋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一些弱项进行了阐述，其中有一个就是国人漠视公共空间，说的非常好，就分享让大家一起思考。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这里，必须为了理性精神不惜与公共习俗发生冲突，并支付足够的勇气，正是这种勇气，使公共事务中出现了公德。正是这种公德，让公共空间不再冷漠。
只有热心社会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勇敢地进行理性设计，才能建立一系列符合公德的社会规范。
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天晚上，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我和一位当地学者站在那儿等红绿灯，路上并没有车辆，因此我们就谈起了眼下的这个社社会规范，为什么没有车辆也不能闯红灯？这位德国学者告诉我，路上没有车也不能闯红灯，本身就是一种经过严格严密推断的社会公德，推断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数据证明，穿越马路而受伤害最多的人是孩子，孩子主要是通过观察来接受教育的，包括交通安全教育。路口，正是孩子们接受交通安全教育的第一现场。
第二，即使路上什么人也没有，但很难保证，街边密密层层的窗口中，没有孩子们俯视的眼睛。孩子们总喜欢在窗口看，那是他们的人生课堂。
第三，由于前面这两个推理，这就进入一个悖论了：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告诉孩子们穿越红灯没有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才能给孩子们以正面教育，但是谁也不愿意为这种教育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所以第四，就只有一个选择了，也就是既不让孩子们看到闯红灯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闯红灯的伤亡，那么只能是彻底地不闯红灯。
这种思考方式，就是看康德所说的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的范例。当知识分子用勇气和理性提升了公共事务，那么反过来，他们的精神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了真正的公众人物。
社会公德，是一种不必哪个权势者下令就能在公共空间看到的行为习惯。具有这种行为习惯的人，就是合格的公民。听到救护车鸣笛，看到残疾人过路，遇到小学生放学，都会自觉地停车让道，这中间，没有任何权势和财富的印痕，没有任何空话、大话的左右，没有任何界限的划分。对一切弱势群体的关爱，对一切求助者的回应，对一切受灾民众的捐助，这都属于公德的基础行为。因此当救灾壮举中喊出“以人为本，生命第一”这些无界限无等级无差别的口号时，正说明中国文化已向着精神上的公共空间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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