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接受现代教育，并曾在英国著名学府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长期享誉国际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或许，很难将其与儒家思想直接联系起来。特别是他自己也从未把孔孟等大儒常挂嘴边，更没有“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豪言壮语。
费孝通先生的一生，关注的都是些“江村经济”、“乡镇企业”以及“富民”等实践中的问题。集中思考儒家思想的，也就是他晚年的一篇短文《孔林片思》。
然而，费孝通先生虽不穿长衫、不留须、不作揖，但他“约四岁入蒙养院，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学有所成之后，更是广泛吸纳了现代社会科学知识，通过《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等一部部著作，费孝通先生充分展示了儒家思想对传统乡土中国的作用和必要性，对儒家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历史合理性作了有力的社会学解读。
费孝通先生注重从日常社会生活中提炼问题并进行学术讨论，颇有“格物致知”那种早期儒家风范。他指出，“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在笔者有限的阅读中，还没看到过比这更言简意赅的说明儒家倡导的“礼治”为何与传统中国社会高度契合。
在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中，这种并不雄辩却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证可以说随处可见。费孝通先生是一位现代学者，但他实际上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合理性提供了温和却有力的辩护。如在《生育制度》一文中，他通过对乡土中国婚姻家庭继承制度的分析，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以自由恋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制度无法适用于过去。
当然，费孝通先生不是传统的卫道士，他深知儒家正统下的中国社会有诸多问题。他明确指出，在新世纪，中国人如果要活下去，富裕起来，仅靠儒家是不够的。
也许正是深刻洞见了儒家思想的局限性，费孝通先生的一生以“志在富民”为追求。在《三访江村》中，他以详实的数据和细致的分析指出“发展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明确提出“工业下乡”。随后，他更是顶住了当时“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角”等巨大政治压力，大力支持发展社队工业。当时，曾有学者到苏南调研乡镇企业，有人直言，“你们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替我们农民说话，只有费孝通！”这难道不正是儒家所赞美的那种人格力量吗？
费孝通先生的一生，注意力从未离开中国经验和实践，“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的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和共识。”他将儒家文化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紧密结合的研究视角颇令人启发，更是体现了一个学者扎根内心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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