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序言中，作者用了两位著名作家的思想来谈论“娱乐至死”的观点。英国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和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手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的奥尔德斯·赫胥黎。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去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媒介即隐喻，这是《娱乐至死》第一章。尼尔·波茨曼也是一位善于用讽刺语言的作者，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利亚人，从心底都成为了波士顿人”。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的标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老虎机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一个大师对世界的发展的忧虑，虽然他是用一些讽刺的手法来表达，也难掩他对这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担忧。
其实联系当下，到底是“娱乐至死”还是“文化盛行”我们心里都有数。那为什么娱乐的关注度超过了其它消息的关注，这个是一个国家硬伤，至于是否有所改变，我想，如果领头羊固步自封，在其它羊没有本领前这个现状是不会改变的。在本书中尼尔就提到了“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尼尔将自己的“媒介即隐喻”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对比论证，在肯定麦的价值前提下又修正了“信息”与“隐喻”之间的区别。
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哪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是我们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语言即媒介，媒介即隐喻，隐喻又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
媒介即认识论，“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但是问题恰恰又出在这里，很多人却本末倒置了这种关系。同为介质的“印刷机”和“电视机”无足轻重，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使用、宣扬、赋予它重要的使命。这就让它们陷入了争议之中。 尼尔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他对真理的认识，真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这个是很好能证明的，就像哥白尼证明了“日心说”，而中世纪的崇拜地心说者却认为这是滑稽之谈，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为了维护日心说，最终被教会用火活活烧死。 尼采说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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