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17世纪具有了雏形，在18世纪盛极一时，然而到了19世纪，公共领域走向了衰落。随着大工业的逐步兴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公共领域开始了向现代福利国家主导下的大众社会的转型，大众消费者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这样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国家与社会界限的模糊，二是商业化和消费化的兴起，即文化工业。前者使公共领域存在的基础——公与私的分离逐渐消失，后者使公共领域丧失了批判功能。
当国家权力介入私人领域，便将私人领域中产生的各种矛盾调和了，包括私人领域内部的矛盾以及私人领域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矛盾。这样，以往在私人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冲突矛盾不需要在私人领域中解决，国家权力机关通过政治干预代替了公共领域，这是国家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一些曾经的私人组织如政党、利益集团等也开始突破私人领域的界限，开始向国家权力渗透。（如当今的美国社会，私人难以凭借自身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公众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组成各种利益集团，以一种集合的社会力量干预国家政治、影响政府决策，进而维护自身利益。而政党本身早已与国家权力绑定，勾连着社会与国家。）这样，国家权力被社会权力所影响甚至取代，而公共领域中所产生的社会合意也无法代表公众利益（也许只代表部分群体的利益）。同时，公共领域也失去对国家权力的对立性与批判性，反而与国家国家权力相勾结。此为社会的国家化。
而文化工业对公共领域的消解，哈贝马斯认为这集中体现在大众报刊上。报刊是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然而大众报刊又是一个被消解的公共领域：大众报刊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取得最大的销售量，不惜以牺牲政治内容为代价，代之以耸人听闻的新闻。此外，新闻文体也受到消费主义的侵蚀，评论与报道反而需要以休闲文学的行头来粉饰，甚至用以批判消费主义的“批判”本身，也成了消费主义的一部分。公共领域成了私人发布内心生活的领域，大众传媒忽视了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成了私人情感的宣泄场所。
在文章中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本人十分推崇17、18世纪时诞生的这种公共领域，认为它具有着公共领域所应该具有的“位于权力之外”、“全民参与”、“理性讨论”和“公共利益”这四个条件。我们也应当看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带有一丝乌托邦色彩的。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不可能同时满足以上总结的这四个条件，甚至哈贝马斯所推崇的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事实上也并没有同时具有这个四个条件。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哈贝马斯书中的公共领域或许真的无法实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保持一种向往和追求，对于政治国家、公民以及如今的大众传媒来说，公共领域应是其一份理想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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