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中共一大的多数原始档案在多次转移中散失，导致无法确认中共一大的具体会议时间和会议地点。哪怕是记忆力惊人的毛泽东同志也只记得大约是1921年的7月份。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曾把7月1日暂定为了建党纪念日。直到建国以后，根据苏共中央移交的党史资料和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发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才最终考证清楚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为1921年7月23日。由于“七一”这个光辉的党建纪念日已经深入人心，中共中央认为没有必要再更正了，所以约定俗成，仍将每年的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
而对会议地点的考证也更加曲折离奇有趣。1951年，为迎接建党30周年纪念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布置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任务，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经多方查探以后，最终在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身上找到了方向。
原来杨淑慧在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期间，正与周佛海处在热恋当中，热恋中的女人记忆力当真是惊人，哪怕时隔30年后的1951年，她还是能清晰地记着她与周佛海相识相恋的过程，而穿插在她热恋过程中的中共一大的很多细节也因此被她牢记于心，比如帮周佛海去李书城（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兄长）家送信（中共一大的会议地点），帮周佛海联络开会事项，在开会的当日拿着板凳和扇子坐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与望志路（今兴业路）交叉口的转弯处假装乘凉望风等等印象深刻的细节，为的实地寻找提供了线索。
在兴业路实地寻找工作中，杨淑慧对自己当时坐在离李书城家十几米远的十字路口乘凉望风的事印象极深，于是她就在十字路口的那几幢房屋之间来回走动，反复辨认。最后在兴业路106号前驻足凝视，那是一家挂着“恒昌福面坊”牌子的商店，杨淑慧左看右看，又跑到房屋后门去仔细张望，虽潜意识里觉得这幢房子有点像，但又不十分肯定。因为那幢房子的前门墙上刷满白灰，写了一个2米多高的巨大的“酱”字，跟她印象中的红砖墙面样子不太一样，于是陪同杨淑慧一起去的工作人员找了把铲子，在征得店家同意后，把白石灰铲掉了一块，当杨淑慧看到在青砖上嵌砌着红砖的墙面时，兴奋地说：“应该就是这里了，这幢房子有点像李书城家。”后经与这家店的老板核实，那幢房子就是向李书城租的。初步确定后，上海市委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现景拍成了照片，同时还把“恒昌福面坊”复原成李书城家的样子并制作成了模型，照片和模型一同被送往北京，得到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毛泽东同志和董必武同志的一致确认！同时，当时在京的李书城也回忆说，那时他家在法租界望志路的106、108号。由此中共一大的会址最终确认，就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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