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夫历代宰辅,余悉之且毁誉霄壤者,唯王安石而已。读其《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呈变法之策,言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即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也。层层析之,其心拳拳,其言凿凿,余深为叹服。惜乎其改易更革祖宗之法,操之过急,群臣反对,众议不行,孤立无援。情急之下,怼己者黜之,与己者用之,群小乘隙而起,吏治因之大坏,百姓苦不堪言,变法遂废。
于是,余有叹焉!夫事之成败,国之兴废,官吏任之大也!岂可草率?向使先治其吏,缓行其法,后之成之亦未可知也。一国一邑,成败利钝,系之于吏焉!可不慎乎?前车之辙,后者当鉴之也。
时,变法不许者苏轼,亦有上皇帝万言书,针锋相对,条驳王言,以警醒皇上。余不讳言,更喜苏公此文之文采也。此为赘言。
附:
两文均见于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奏议类。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