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修《史记》时搞了个创举,就是将西汉截止武帝一朝的所有坏蛋打包装进一传,并取名叫《佞幸列传》。那么啥叫佞幸?就是以谄媚乃至男色得到君主宠幸的家伙——在身为一介直男的太史公眼中,世间就找不到比这更恶心、更混账的东西了。于是乎像邓通、周仁、韩嫣、闳孺、籍孺、赵谈、北宫伯子、李延年等历代西汉皇帝的男朋友或绯闻男友纷纷上榜,并随之遗臭万年。
从《新唐书》开始,奸臣才成为历朝坏蛋的代表从此直到隋唐五代,历朝修史大多沿用了这一惯例,只不过有时称佞幸,有时叫恩幸、幸臣什么的,并逐渐将打击范围扩大到马屁精、应声虫之流,毕竟不是谁都像刘家皇帝那样有喜欢男朋友的癖好嘛。不过到了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时,就吐槽前辈们眼界太窄——坏蛋千千万,岂是区区佞幸能概括的?
于是老欧阳大笔一挥,将不同的坏蛋分门别类的打入三传,那就是《奸臣传》、《叛臣传》和《逆臣传》。尤其是《奸臣传》,几乎成了此后历代史书的标配,要是谁家里不能挖出一地的奸臣来,出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从《新唐书》到《明史》,就《金史》没有《奸臣传》。而两宋的入围者们,总能引起最大的争议。
能有幸得《宋史》青眼的奸臣们,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蔡确、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变法派的干将,也就是说皆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倒不一定有多奸,所以大多数人觉得他们很冤;其二是蔡京、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禼、丁大全这几个久经考验的元恶大奸,基本没法翻案的那种;最后就是争议比较大的那几个人了。
比如赵良嗣,人家提出联金抗辽的主张并为之奔走,路子可能走错了,但出发点并不坏。而且海上之盟的达成,背后最大的推手是赵佶,是童贯,是蔡京。可事情一旦办砸了,当领导的就缩起来了,再把老赵推出来背锅,简直是一点脸都不要了。而顺手将郭药师、张觉也塞进《奸臣传》就更无耻了,连解说的必要都没有。
著名的北宋六贼,只有蔡京进了《奸臣传》再如韩侂胄和贾似道。这俩人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其一都是外戚,天生跟士大夫八字不合;其二都是权相,也天然的让士大夫各种羡慕嫉妒恨;其三都是坚定且死硬的主战派,虽然总打不赢,但跟大多数主张议和的士大夫算是政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韩侂胄、贾似道跟士大夫结下过死仇,而且还是不共戴天的那种。
像韩侂胄就搞过庆元党禁,想将朱程理学斩尽杀绝,最后还真把被无数徒子徒孙奉为祖师爷的那位“朱子”给折腾死了——这可就相当于杀父之仇了。所以老韩最终不但被暗杀掉了,还得彻底批倒批臭,只给他安上个奸臣的名头已经算士大夫宽宏大量了。
再如贾似道。这厮当权相时,国库里已经穷得能饿死老鼠了,还怎么抗蒙卫宋?于是老贾就推出个公田法,目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为国敛财。那么谁是土豪?当然是与大宋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了。这下就捅了马蜂窝,毕竟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嘛,说不定士大夫会觉得这比韩侂胄弄死他们的祖师爷还更可恨。所以士大夫联手把贾似道整下台,又撺掇一个叫郑虎臣的“义士”跑去为民除了害。
我以前曾写过几篇文章替韩、贾这俩史书公论的“巨奸”鸣了鸣不平,然后就有人跳出来冷嘲热讽,问我啥时候替秦桧洗白。
请恕我才疏学浅,这样的送命题是无论如何也解不出来的。不过分析、推导一下秦桧是怎么把自己炼成千古巨奸第一名的,倒是没什么难度。
毕竟这世上就没什么天生的坏人,秦桧也一样。
01
秦桧,字会之,祖籍江宁(今江苏南京),生于黄州(今湖北黄冈)——这在北宋,就算是妥妥的南人了。
秦桧是坏蛋不假,但不意味着天生就坏透腔,还是经历了一番“心路历程”的在这里提及南北,其实并无开地图炮的意思,而是源于北宋立国之初、据说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一条政治潜规则,那就是“南人不得为相”。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宋脱胎于五代,本身就是个北方政权,因此一开始官员自然以北人为主。尤其是在其立国后的一系列统一战争中,干掉的又差不多都是南方政权,导致北宋朝野上下普遍对南方人比较轻视和排斥。
起码在太祖、太宗、真宗在位的时候,朝中宰辅级重臣几乎被北方人包圆,偶尔有南方人登上高位,也是像丁谓、王钦若这样的“奸佞”。但自从仁宗朝开始,随着承平日久以及科举的正规化,南方人逐渐走进朝堂高层,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更是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
老王搞变法,当然是要打破旧的利益集团,从而建立起新的秩序。那么谁是旧秩序的受益者?当然是仍在北宋的上层建筑中占据优势的北方士大夫。而来自南方的士人虽然考试很厉害,但毕竟还算外来户和后来者,底蕴不足,官也不够大、升得不够快。所以他们对现状很不满意,就比较拥护王安石倡导的新秩序。
这就导致了在因变法而起的新旧党争中,旧党几乎清一色都是北方人,新党差不多就是南方官吏的大联盟。使得这场本是政治主张和理念之争,最后几乎成了一场南北大混战,籍贯、乡党成了辨别阵营、区分敌我的唯一标签,想不站队都不行。
比如前文提到的那位被塞进《奸臣传》的蔡确——老蔡为人圆滑,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立场,一度还跟旧党关系不错。但北方人中的大佬富弼却非得说蔡确是小人,不能重用。问题是早就退休的老富跟蔡确并没有啥交集,为啥偏偏看他不顺眼?大概只因为后者是个福建人。
北宋宰相户籍分布,蓝底为南方人。当时的南北之争不但大搞人身攻击,还大开地图炮。像新党骨干以福建、四川人为主,汴京城里就流传着“闽蜀同风,腹中有虫”(《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的恶毒传言。哪怕到了哲宗、徽宗朝南方人开始在朝堂政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士林舆论中却始终占不到多大便宜。
毕竟汴京还是北方人的主场嘛,南方人客场作战,总是要吃些亏的。
写了这么多南北之争,看似跑题,其实并没有。这个时代背景对于秦桧在仕途中的成长以及政见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咱们后边再说。
秦桧之父秦敏学曾当过县令,但家境并不宽裕,导致他在未出仕之前不得不在私塾教书以维持生计。为此秦桧还写过半首打油诗自嘲:“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七修类稿·卷二十六·辩证类第八》)
北宋大儒张载说过“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正蒙·乾称篇》)——看来这话无论对好人、坏人都适用。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25岁的秦桧参加科举并进士及第,补为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算是正式踏入仕途。也恰好在这一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称帝,立国号为金,并随即出兵灭辽。这个巧合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俗话——缘分这玩意,真他母亲的妙不可言。
02
被打发到地方干个闲职的秦桧,在北宋末年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前途。然而秦桧到底是个不甘平庸之辈,再加上天资聪颖——能当上千古第一奸的家伙,如果是个傻蛋才见鬼——终究还是让他找到了一个往上爬的捷径。
像秦桧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有机会飞黄腾达话说王安石变法之后,科举开始重文章而轻诗词。但传统还是有着巨大的惯性的,最终宋廷还是做了妥协,又开了个“词科”,就是让那些擅长诗词的家伙不至于混得太惨。毕竟这帮家伙名声都挺大的,要是整天吟诗填词的骂娘,朝廷的面子也难看得紧嘛。
秦桧就去考了词科,还弄了个非常不错的名次,于是被任命为太学这所北宋最高学府的校长。虽然还是个没啥实权的清水衙门,但起码是京官了,还有机会跟皇帝搭上话,对于秦桧来说已经足够了。
此时金国已经灭辽,又开始出兵伐宋。面对来势汹汹的女真人,北宋君臣彻底慌了手脚,宋徽宗赵佶干脆宣布禅位给太子赵桓,随即改元靖康。
赵桓虽然能力平庸,但比起他老子来还算有点骨气,即位后立即启用李纲,力主抗金——当然一边抵抗也得一边议和,否则万一抗不住可咋办?而就在此时,秦桧也第一次在朝堂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露了一小脸。
按照我们对这厮的固有印象,秦桧在这种情况下定然会力主议和,即便投降也不是不能考虑的。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朝中一片迁都、议和之声中,秦桧力主对金强硬,不能轻易后退。即便要议和,也得先抵挡住女真人的攻势再说。
不过十几年后的大宋权相,此时只是个人微言轻的小虾米,所以他的谏言根本没人搭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军包围东京,并以北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为撤兵条件。此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北宋君臣恨不能把除了京城以外的其他地方都割让给女真人,以换取自己的安全。于是气愤的秦桧再度上书,继续力主对金强硬:
在靖康之变前,秦桧看上去完全是一副慷慨激昂的正面形象“桧上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宋史·卷四百七十三·列传第二百三十二》)
赵桓当然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议,但却对这个屡屡表现得比李纲还“愤青”的大学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改任秦桧为兵部职方员外郎,专门跟着张邦昌去和金人谈判割地求和事宜。
然而在后半辈子一心热衷而且极其擅长求和的秦桧,此时却认为皇帝的这个任命是对自己的羞辱,于是愤然上书要求辞职。
赵恒当然不能让秦桧辞职,而且为了统一思想,他还在朝堂上发起了一次“官意”调查,就是询问文武百官是否赞成割地求和。最终的投票结果是70人赞成,36人反对,而秦桧就是那36人之一。
为了安抚这位看起来性情激烈但一心为国的青年官员,赵桓将秦桧晋升为御史中丞。
北宋设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大夫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但不除正员,只作加官。元丰改制后干脆废除了御史大夫这个虚职,御史中丞终于名正言顺的成了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又称台长,为从三品高官。
而此时的秦桧只有36岁,在大宋官场绝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前途无量,位列宰辅几乎是必然之事。然而谁能想到,他新官上任还来不及烧上三把火,北宋就亡了呢?
03
靖康之变后,秦桧随徽钦二帝被掳往金国。
随行的北宋大臣中,张叔夜不甘受辱自缢而亡,何栗绝食而死,更别提烈性的李若水大骂粘罕(完颜宗翰)——被割掉舌头后仍怒目而视、以手相指,又被挖目断手,最后遭寸磔而死。
靖康之变时,有畏敌如虎的软骨头,也有李若水这样视死如归的硬汉子当然上述都是人杰,一般人是难以企及的。但被掳往金国且能在途中幸存下来的宋臣基本都被流放到了显州(今辽宁北镇),唯有秦桧一人被留在了燕山府(今北京境内),还给完颜昌(挞懒)当了至少4年的参谋军事。
秦桧在此期间都给完颜昌参谋了些什么事情,大多已经无从得知。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女真人围攻楚州(今江苏淮安)期间,他是给城内坚持抵抗的军民写过劝降信的,不过显然没产生什么效果——楚州军民坚持到城破之后,仍“抑痛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挥鏖后录·卷九》)。
为啥秦桧能受到优待?说法有很多,比如对粘罕摇尾乞怜,比如屈服于威逼利诱,比如才华受到了女真人的认可,还愿意为其效力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曾经那个慷慨激烈的抗金主战的秦桧,怂了、服了、拉稀摆带了。
那他是否投敌了呢?
按照今天的观点,这厮给完颜昌当起了参谋军事,就完全可以按照投敌处理。不过在那个女真肆虐、大家随时都可能完蛋的时节,主流舆论对于像秦桧这样的被俘官员的宽容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哪怕是他的政敌,此后也极少在这个方面对其进行攻击和质疑。
后世对于秦桧投降女真并按其要求跑到南宋卧底最大的证据之一,就是他回国的方式——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秦桧在随完颜昌南侵过程中突然离开金营,通过水路返回临安(今浙江杭州)。对此秦桧的说法是杀死了看守的金兵然后抢夺了小船逃走,像《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比较正式的史书也持这一观点。而主战派如朱胜非则在《秀水闲居录》中指出这厮压根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胆子,所以肯定是女真人主动放回来的。
朱胜非的指责缺乏实证且与秦桧是政敌,所以并未受到重视和接受朱胜非之所以如此质疑,可能是想证明秦桧是金国的间谍。但他却无法解释如果自己的推测是实,那么女真人为啥会允许秦桧携家眷南归,而不是扣为人质?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不过秦桧虽然暂时摆脱了间谍的嫌疑,但日子过得并不美妙。虽然他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拜相的梦想,但那是因为在新生的南宋朝廷中,没人比秦桧的资格更老、(在北宋)官更大——此时他最大的政敌吕颐浩在靖康年间才混到了扬州知州,朱胜非权知应天府,张浚、赵鼎更不过区区太常寺主簿、开封府士曹而已。即便在那时地位最高且与秦桧同为求和派的范宗尹,在靖康年间也就是个右谏议大夫,在品秩上较秦桧差了两级。
所以就算赵构不想给秦桧升官,都说不过去。
但这并不意味着赵构就欣赏和信任秦桧,相反还很烦他。以至于秦桧在宰相的宝座上才坐了不到一年,就被赵构给赶走了。
为啥?因为经历了靖康之耻以及其后被搜山检海、撵到海上避难的赵构,此时的心中充满了对女真人的仇恨和愤怒。所以此时的他,是非常主战的,因此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才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和重用,也因此力主对金强硬的文臣如吕颐浩、朱胜非、张浚、赵鼎等纷纷拜相。而在此期间赵构为了朝堂平衡而重用的求和派,只有秦桧和范宗尹——前者为了独霸求和派老大的位置,还把后者给撵下台了。
所以赵构愈发的不待见秦桧,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他一撸到底,甚至宣布不再复用:
“帝曰:‘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桧又言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今无闻。’崈礼即以上意载训辞,播告中外,人始知桧之奸。龟年等论桧不已,诏落职,榜朝堂,示不复用。”(《宋史·卷四百七十三·列传第二百三十二》)
秦桧不知道是飘了还是不走寻常路走惯了,居然不顾自己身为南方人的现实大讲特讲“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是要上天的节奏啊,换我是赵构也得踹他。
秦桧这么讲也有拉拢南方士大夫的意图,毕竟后者大多想议和,反对北伐于是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起的5年间,秦桧一直被闲置,南宋朝野间的风向也一直是北伐、反攻。但到了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金国传来赵佶的死讯后,赵构立刻启用秦桧为枢密使,并于次年再度拜其为相。
赵构为何出尔反尔?因为形势变了。
04
在秦桧淡出的5年里,南宋朝堂里文有张浚、赵鼎,武有岳飞、韩世忠,清一色都是主战派。虽然此时的赵构也主张对金强硬,但身为一个皇帝的本能——尤其还是个宋朝皇帝,他会感到疑虑和恐惧,生怕自己的权力会被架空。所以他重新启用秦桧,肯定是有着均衡朝廷势力、提高皇帝权威的打算。
再者,赵构的性格比较软弱、自私、消极,更不会有什么雄心大志。他之所以力主抗金,固然有国仇家恨的缘故,但要说赵构真的有志一雪国耻、要直捣黄龙,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
赵构性格软弱、自私、消极,本就无法承担中兴之君的重任所以赵构一度启用和支持主战派,最大的理由就是要不这么干,他连半壁江山都保不住,没准连小命都得丢掉。而且赵构事母极孝,对原配宪节皇后邢秉懿感情很深,偏偏这两个对他最重要的亲人都被女真人掳走且饱受屈辱。在这种情况下,但凡是个男人都有拼一把的念头,更何况赵构这个能主宰千万人命运的皇帝?
可要是女真人同意不再南侵还愿意把亲人还给他,赵构还有什么拼命的动力?宋金签订绍兴和议的一个前提,就是女真人答应归还赵构的生母韦氏(邢秉懿已死)。而且在和议签订以后,赵构还放出狠话,要是金国敢违约,他就不惜一战:
“金人遣萧毅、邢具瞻来议和,帝曰:‘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誓信,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毅等还,帝又语之曰:‘太后果还,自当谨守誓约;如其未也,虽有誓约,徒为虚文。’”(《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
更重要的是,赵构认为主战派辜负了他的信任与重用。
绍兴七年,因张浚的争权和胡乱插手,导致原刘光世麾下的4万精兵哗变并投奔伪齐,这就是著名的淮西兵变。兵变发生后,岳飞为了挽回北伐大势,冒然请命率兵拱卫建康,同时恳请皇帝立储,这下彻底激怒了赵构。其结果就是张浚、赵鼎先后辞相、秦桧成为独相,而岳飞则彻底失去了“圣宠”,赵构从此再不信任主战派。
而就在前一年,赵构还曾在寝宫接见岳飞,亲口承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卷二十七》)——相当于将举国大半兵权交给了岳飞。对于赵构这个胆子极小且疑心病极重的皇帝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信任了。
岳飞固然是伟大的军事统帅,但要论掺和政治的能力就让人头大如斗了过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切都成了泡影。而秦桧则从此成为赵构唯一能够信任的人,哪怕前者在绍兴和议时对金妥协让步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比如擅自同意让赵构向女真人跪拜称臣、接受金朝册封等等,都不能影响到这种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秦桧冤杀岳飞,肆意打压赵鼎、王庶、胡铨等政敌,继而又权倾朝野、结党营私、屡行大狱等恶行,对赵构来说已经算不上什么大事了。毕竟此时的他已经心灰意懒,只想混日子,最后连皇帝都懒得当,干脆禅让出去拉倒。
于是秦桧得以独相达17年之后,成为南宋第一位权相。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死,追赠申王,谥号忠献。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韩侂胄在出兵北伐前为统一思想、振奋士气,上书宋宁宗赵扩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两年后韩侂胄兵败被暗杀,罪魁史弥远掌权后对金乞和,便又恢复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
所以直至宋亡,起码在官方口径里秦桧还是个好人。
05
秦桧如何作恶、做了多少恶,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之内。而我想要探究的,是他如何成为千古奸臣第一名的。
其实这么说,如果秦桧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非常委屈和不公平。因为无论主战也好,求和也罢,其实对他来说都无所谓。秦桧真正想要的,不过是把握他主子的心思,并以此来给自己谋求更大的权力和利益。
无论赵构还是秦桧,对金求和乞降都不是目的,仅是攫取权力的手段而已因为秦桧本身没什么身世背景,又是在北宋受歧视的南方人出身,所以他注定了很难按部就班的在仕途上发展——像另一位大奸蔡京就不一样。虽然也是南方人(福建仙游),但人家老爹官至侍郎,还是王安石的姻亲,所以走到哪儿都有人扶一把、送一程。可秦桧呢?要不是有个词科,他可能一辈子都得在乡下的学校里教书。
所以秦桧要想出头,只能靠自己,而且只能不走寻常路。
我们都知道北宋的赵家皇帝对武将非常不信任,所以要崇文抑武。但事实上他们对文官也不放心,也给他们准备了两记阴招,一个叫叠床架屋,一个叫异论相搅。
所谓叠床架屋,就是在一个有实权的职位上安排一大堆职能交叉、品级又差不多的官员任职。这就导致了一旦遇到什么问题,每个人都能说了算的同时又谁也说了不算,只好找皇帝当裁判,最后还是皇帝说了算。
有了叠床架屋,异论相搅就很好理解了——寇凖不是名声好吗?那就找个王钦若跟他打擂台;范仲淹不是想改革吗?那就找个吕夷简给他扯后腿;宋神宗赵顼再信任王安石、再想变法,也要把文彦博、吴充这样的老顽固推出来牵制老王,让后者瞎忙一通最终还是得黯然下课。
都说北宋无将但名相辈出,但实际上像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名相即便再想做实事,可在皇帝拉偏架和反对派拖后腿的情况下,实际上什么也干不成。可是赵家皇帝在乎吗?可能会心痛,可能会可惜,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他们仍会毫不犹豫的这么干。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不会有臣擅君权的事情发生,才能保证他们的赵家江山万万年下去。
北宋看似名臣名相如云,但谁能说出他们干成过什么正经事?秦桧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是个政治天才,可能早早就看清了赵家皇帝的那点出息。所以当有机会在其面前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主战。
为啥主战?因为当时女真人的攻势势如破竹,号称精锐的宋军在其面前如同土鸡瓦狗般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上至太皇赵佶、皇帝赵桓下至斗食小吏大多被吓破了胆,求和投降之声遍布朝野。要是秦桧这个区区九品的太学学正也跳出来随大流,谁会因此而多瞅他一眼?
可主战就不一样了。虽然赵桓即位后就提拔李纲为相,但主战派在朝中毕竟还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像在赵桓搞的那次投票中,虽然有36人反对割让三镇,但并不意味着这36人就主战——如果赵桓再问一嘴谁赞成武力保卫三镇,弄不好连3.6个赞成的都找不出来。
这时秦桧再跳出来坚决主战,就显得格外白里透红与众不同了。更何况此时的赵桓还没挨过女真人的毒打,心中未必没有一丝侥幸的情绪,而且又有着祖传的异论相搅技能加持,恐怕他对举朝一致的舆论趋势也有所警惕和不满,所以自然会对秦桧青眼有加。
于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秦桧便由一个毫无前途的大学校长开始了火箭般的蹿升——先当上了兵部职方员外郎,然后又晋殿中侍御史,再升为左司谏,直至作为朝中顶级大员的御史中丞。
靖康年前后,所有人都在投注、都在赌,女真人如此,赵佶赵桓父子如此,主战派如此,主和派也不例外。但最终女真人只赌赢了一半(毕竟只取了大宋的半壁江山嘛),北宋君臣输光了底裤,唯有秦桧赢得盆满钵满。
在靖康年间的这场豪赌中,秦桧是最大的赢家虽然他的御史中丞没当上几天,但要是没有这玩意曾经傍过身,那么秦桧就没有任何资格和本钱在十几年后的南宋搞风搞雨。
06
从靖康二年到建炎四年,秦桧在金国转了一圈之后,归国后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成了个彻彻底底的求和派。
传统观点认为秦桧是被女真人吓怕了甚至是被诱降了,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只是猜测,并无实证。而我以为,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大概还是效靖康年间的故智,赌一把赵构也想玩异论相搅那一套的心理在作祟吧。
哪想到那时的赵构一门心思的想跟女真人拼一把?
建炎及绍兴初年宋军的一系列反击作战,背后离不开赵构的支持而此时的秦桧刚刚归国,还有一大堆“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如果他坚持原来的主张、继续主战的话,先不说正当红的吕颐浩、朱胜非等人是否会接纳他,即便一切顺利,秦桧对于主战派的作用也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那何不如雪中送炭?
此时在朝堂上已经被挤到犄角旮旯的求和派,正需要他的这场大雪。毕竟此时求和派的头头居然是范宗尹——这厮在一年前还是黄潜善、汪伯彦的狗腿子,现在连这俩带头大哥都完蛋了,谁还能指望姓范的能有多大出息?
之所以说秦桧选择求和是在做投机而非本性如此的另一大证据,就是他掌权后第一个想干掉的,居然不是死对头吕颐浩和朱胜非,而是范宗尹。想当初秦桧归国时,老范可是又铺路、又搭桥的替他四处打点,可以说是朝中最大的盟友。谁知秦桧的知恩图报,竟然是一脚把范宗尹从相位上踹了下去。
所以说秦桧的目的不是求和,而是当上求和派无可争议的大头子,然后才能名正言顺的朝赵构抛媚眼——陛下,满朝都是主战派,这很危险啊!为了您的安危、朝廷的稳定,您得重用臣这个求和派领袖啊,这才是异论相搅啊,这可是您赵家的绝学啊……
结果秦桧一番努力的表演之后,迎来的是赵构的一脚猛踹,让他的宰相连一年都没当够。
为啥?因为秦桧估错了形势,而赵构即便再想异论相搅,也没了继续搅下去的现实基础。
北宋之所以能大搞特搞叠床架屋和异论相搅,在于其长期处于和平条件下,君臣闲极无聊搞搞勾心斗角啥的,虽于国有害但起码一时半会看不到倾覆之危的可能性。但南宋从建国起就始终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虽然士大夫们党争的余兴未消,但皇帝在身家性命随时都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哪还有多余的兴致跟他们扯这个淡?
北宋君臣可以成天勾心斗角的前提,是外无强敌,内无倾覆之忧事实上赵构在称帝之初曾短暂的搞过一段让臣子互相扯后腿的小把戏,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这种“祖制”带来的巨大内耗和危害。自打在江南站住脚后,赵构就痛改前非,要么就重用主战派、将求和派统统撵走,要么就启用求和派,主战的一个不留,直到最后让秦桧独相了17年——这在北宋是无法想象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自赵构之后,这种“权相制”在南宋逐渐成为一种政治传统,除秦桧外,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都长期大权独揽。不过在传统的儒家舆论环境中,这种权臣(不排除出于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天然都是要受到谴责和更严格的道德约束的,再加上这几位私德确实都不咋地,导致他们的名声统统都糟糕得不得了。
于是就有了“北宋无将,南宋无相”之类的鬼扯传言。事实上相较于北宋那些除了名气大、名声好外基本上干啥啥不行的所谓“名相”,这些南宋的权相起码是能做点实事的。而且甭管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人家都干得雷厉风行、上下同心,就像韩侂胄说掀翻理学就掀翻理学,谁不服就弄死谁,连朱熹都不能幸免。想要阻止他,只能肉体消灭——这种气势、决心和执行力,会不会让范仲淹、王安石等前辈羡慕嫉妒得恨不能穿越过去?
而面对女真人以及蒙古人严重的军事压力,南宋能以羸弱的军事力量坚持了152年之久,权相制是功不可没的。但儒家出身的史官并不愿意宣扬这个,反倒热衷于谴责和批判,才给某些人留下了“南宋无相”的错误印象。
事实上这种巨大的转变别说后人难以适应了,就连秦桧也一时摸不清头脑。这就导致了他押错了宝,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相位不过一年的时间就被赵构给撸了。
07
在去职闲置的5年间,想必秦桧一直在反省自己和观察、分析赵构的性格。最后他得出结论——要想东山再起,就得继续站在求和派的一边,反正就是不能主战。
为啥?原因有好几个,而且个个都要命。
南宋的主战派一直无法团结,后来韩侂胄和贾似道也在这方面吃了大亏首先就是他认定赵构的性格是软弱的,哪怕表现得再强硬也是不能持久的,最终还得走上求和的老路上去。所以秦桧认定了哪怕自己暂时受到冷落和闲置,也值得等下去。
其次就是他认定主战派就是群乌合之众,是没有前途的。当时的主战派领袖普遍私心重、不团结,热衷于内讧和争权夺利——吕颐浩和朱胜非就都看对方不顺眼,又对“新晋网红”如张浚、赵鼎等持敌视态度,没少相互拆台。而张浚这个书生不知为啥非得热衷于打仗,还打一仗输一仗,气得赵构曾破口大骂:
“浚用兵,不独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败,淮西之师,其效可见。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宋纪第一百三十一》)
张浚自己不行,还看不得别人比他行,比如岳飞。赵构曾想将兵权交给岳飞,张浚就是反对得最起劲的那个;后来的淮西兵变,也是张浚担心刘光世的兵被岳飞夺走而想先下手为强,结果把人家逼得哗变;而岳飞最终被冤死时,包括张浚在内的主战派是有机会营救的,却统统选择了袖手旁观。
这么乱糟糟的一个主战派,精明如秦桧为啥要去蹚浑水?干吗不继续稳稳当当的做求和派的旗帜?
最后,自认对女真人很了解的秦桧很可能在内心中就认为主战根本打不赢,唯有求和才能保住南宋的半壁江山。至于北伐中原、直捣黄龙就算能做到,又对他秦某人有啥好处?
从建炎二年到绍兴七年的10年间,赵构是一直主战的。在他的力主下,主战派不仅一统朝堂,像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将领受到的信任和重用都是自北宋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然而10年下来,主战派的表现却是让人失望的。非但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目标看不到任何可能性,还屡屡被女真人打得丧师失地,朝野间也被他们治理得乱七八糟,淮西兵变更是让赵构对包括岳飞在内的主战派彻底丧失了信心。
事实上这并非是赵构找借口,而是后人普遍的共识:
“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
于是他选择重新启用秦桧。而秦桧二度出山后选定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岳飞。
若非冤死岳飞,秦桧是很难坏过蔡京、史弥远的话说秦桧之所以能成为千古第一巨奸,起码有一大半的原因就在于冤杀岳飞,才导致他被后人恨之入骨且念念不忘。要是没有这码事,这厮的“奸情”别说历朝历代,就算在两宋恐怕都无法独占鳌头,起码蔡京、史弥远就能把他甩出几条街。
那么秦桧为啥非得跟岳飞过不去?
事实上秦桧跟岳飞无冤无仇。就算作为政敌,身为一介武将的岳飞在秦桧心中的分量恐怕也远远无法跟张浚、赵鼎相比。而且此时的秦桧刚刚复起,在朝中势单力孤,根本无法为所欲为。比如在当时有个叫胡铨的枢密院编修,还是秦桧的直接下级(秦当时是枢密使)——因为反对议和,胡铨成天在枢密院里大骂秦桧,还给赵构上书要求砍死这个奸贼。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想杀死他害怕舆论攻击,想流放他又遭来一大片弹劾,最后只能将其调走,眼不见心不烦。
对一个七品小官都束手无策的秦桧,想用“莫须有”的罪名弄死岳飞这样一个战功赫赫又曾担任过枢密副使的大人物,这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的。
而秦桧非对岳飞下死手不可,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他在大力推动对金求和,并以此给复相铺路。而金国主持和议的完颜宗弼深恨岳飞,声称“必杀飞,始可和”(《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四》),所以秦桧不杀岳飞,就没法议和,不能议和,就没法复相。
而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赵构曾向他授意,必须置岳飞于死地:
“(何)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宋史·卷三百八十·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赵构为啥要杀岳飞?羞刀难入鞘呗。想当初他主战时把岳飞当成了宝,甚至到了可以在寝宫里谈心的程度。如今赵构又想求和了,岳飞是反对最激烈的那个,所以前者每次看到后者,恐怕都会尴尬得能用脚在地上抠出个三室一厅吧?
跪在正中的,不该是秦桧,应是赵构把岳飞放在朝中相见两相厌,放到地方又不放心,那干脆就杀了吧,毕竟眼不见心不烦嘛。
秦桧的塑像至今还跪在岳王庙里,当然他也不冤。然而真正应该跪在岳王庙前谢罪的是赵构,秦桧顶多有资格陪跪而已——从这个角度看,秦桧确实有点冤,或者说他不愧是赵构的“忠臣”,代主受过了近千年。
08
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像秦桧这样的人没有生在北宋之末、南宋之初那个混乱的年代,而是出现在宋仁宗赵祯执政的那个大宋朝极盛且名臣、名相辈出的时候,那么他还会成为千古第一奸臣吗?
又或者要是将韩琦、富弼、庞籍、范仲淹、包拯这样仁宗朝的名臣良相发配到靖康年间前后,会不会就是给蔡京、秦桧们送去几个同伙?哪怕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多几个像李纲、李若水似的悲剧人物?
把同一个人放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面孔可以确定的是,要想靠这几位所谓的名臣、名相替大宋朝逆天改命甚至是复制所谓的“仁宗盛世”,那绝对是痴心妄想。
那么秦桧之所以如此之坏,到底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那个时代的问题?
无论蔡京还是秦桧,他们都是儒生、是士人,反正都是靠传统儒家的那套理论教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自朱程理学大行于世后,伪君子辈出、口是心非的奸佞横行,但起码在蔡、秦那个时代儒家还没堕落到那个地步。
诸如秦桧。这厮固然在被掳去金国后吓破了胆,随之在威逼利诱下可能向女真人屈服过,但这其实也不奇怪。作为一个正宗的儒家门徒,只要不是天生坏透了腔的,立身修心的功夫都不会太差,通常情况下即便作恶也有底限。但儒生大多像是温室的花草,经不起什么大的挫折,一旦理想破灭或是经历磨难,被儒家仁义礼智信包裹的躯壳里面隐藏着的人性的弱点以及阴暗面就会纤毫毕现,秦桧自然也不能例外。
但要是他没遭遇到这样可怕的经历呢?比如生在仁宗朝——赵祯统治下的东京可是安全得很,更不会有女真人肆虐。在生命安全和权势富贵不受威胁的前提下,秦桧会不会如靖康之变前那样继续主战下去?比如对着西夏喊打喊杀,弄不好还会出使辽国,面对契丹人的威逼利诱慷慨陈词、不辱臣节,像富弼那样在外交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当然也可能哪怕到了赵祯那里,秦桧依然坏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可那又能如何呢?赵祯在位42年走马灯般的换过23任宰相,其中不乏如丁谓、王钦若、章得象、贾昌朝、夏竦这样公认的“奸邪”,也不乏像吕夷简、晏殊、陈执中、文彦博、冯拯、梁适这样功过是非众说纷纭的人物。他们或许能为害一时,但在赵祯治下的大宋朝该盛世繁华时依然衣冠文物,该被党项人痛扁时依然屁滚尿流,该给契丹人纳贡时依然分文不少……就算秦桧当奸臣的本事高过上述人等十倍,其结果怕是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起码他想在赵祯的眼皮底下把大宋朝给整亡了,那绝对是痴心妄想。
如果把秦桧放在仁宗朝,没准还会无害而有益,谁知道呢?至于理由,清人王士祯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元臣脱脱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北窗炙輠录》记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池北偶谈·卷九·谈献五》)
再设想一下——如果把赵构换成刘彻、朱元璋之类的超级大猛人,秦桧的下场要么是挨上当头一刀,要么就得迅速化身为比岳飞还要强硬一万倍的激进派,就算成为史上最知名的“忠君爱国”的典范人物,大家也不用奇怪。
只不过他赶上的皇帝主子,却是赵构。
如果要给北宋之亡、南宋之衰找找罪魁祸首的话,蔡京、秦桧还排不上号,赵佶和赵构才是当仁不让的人选。这对父子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均为闲散藩王出身,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帝王教育,一直被当猪养着、当贼防着,只是在阴差阳错下才当上了帝王。这样的人物在太平无事时也许造不成多大的危害,可一旦面临重大危机,他们通常在惊慌失措的同时也束手无策,更会为了苟全性命和保住权力富贵而毫无底线的出卖一切。
就像章惇说的那样,这种半路出家的皇帝统统“轻佻不可以君于下”(《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有这样的皇帝,再赶上那样的时局,老天只给他们降下一个蔡京和一个秦桧,已经算是非常有“好生之德”了。
你要是不信,就去看看那些史上著名的大奸臣们,他们侍奉的皇帝中可有几只好鸟?
所以说种下什么苗,必然就会结出什么果,什么时候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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