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长达十四年的战乱,七千万生灵涂炭。两千年的中华文明险些被由基督教异化而来的“拜上帝教”取代。
这样一场浩劫除了如历史课本中所说的“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使社会生产关系得到了部分调整”,还有一个积极作用便是成就了一批近代的能臣,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他们为大清国又续航六十余年,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曾国藩塑像在诸多晚清名臣中,曾国藩最为传奇,本为一介文官,而且还是文官中最缺乏行政经验的京官。出乎意料的是,这一个京官,却成了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角,立下不世战功。他一手训练出来湘勇竟然成为近现代军队的雏形。
曾国藩的故事受各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备受争议,也颇有戏剧性。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因其残酷镇压太平军,冠绰号“曾剃头”,将惨无人道的形象进入了历史教科书。可时过境迁,随着《曾国藩家书》在各地新华书店的出版销售,曾国藩转身变成了一个“圣人”的形象,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展示得淋漓尽致。
他从湘潭一介布衣到刑部右侍郎,再到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在门生故吏满天下之后竟能落一个难得的善终,这又成了当下成功学最好的素材。
当我们撕去他身上的种种标签,摘掉自己的有色眼睛,重新审视一下曾国藩,看看如何一步步走向神坛。
无敌舰队沿江东下
咸丰四年(1855年),曾国藩奉命率大小战舰240艘,水陆大军17000人,浩浩荡荡沿长江顺流东下,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会师,合击南京。
湘军战船此时的曾国藩踌躇满志,他有理由相信消灭太平天国在此一战。因为所率领的湘军是当时中国最先进、装备最精良的内河水师,堪称大清国的“无敌舰队”。
两年前曾国藩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并从配置了大批洋炮。他为了鼓励士兵积极性,一改既往清军的“低饷制”。湘军士兵每月四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
他主张“将必亲选,兵必自募” ,即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最终“全军二万人,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这支军队是曾国藩自己从零组建的,从士卒到军饷,从战船到火炮,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为了争取充足的时间来训练水师、安装火炮战舰,甚至接连三次抗旨出兵,惹得咸丰皇帝大怒。
湘军誓师出发后,收复长沙、武昌、汉口,相比之下朝廷的嫡系部队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始终毫无战功。
而此时的太平天国气势也是如日中天,正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姿态与英法建交,比如翼王石达开接见英国公使文咸爵士,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同时太平军的武器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建立了各种兵工厂,如兴国子药厂、湖口火药局、吉安的船炮局、安庆的船炮厂、武昌的铸炮局。这些兵工厂源源不断的为前线送去枪支、火炮、弹药。
天朝田亩制度最高明的一点《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一次土地革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虽然这些政策可行性为零,但是从宣传上却极具煽动性,直击清政府吏治腐败的软肋。
咸丰登基后适逢太平天国起义,黄金白银花了无数不但没有尺寸之功,还丢了半壁江山。当听闻曾国藩的收复长沙、武昌的捷报时,大喜过望。在他来,只要曾国藩率领湘军沿江而下,与江南大营的向荣和江北大营的琦善会师,强强联手,南京城便不攻自破。
他期待这场胜利太久了。
咸丰皇帝画像他鼓励向荣“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他恐吓琦善“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同时催促曾国藩“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总之大家快一点、再快一点。
江西被困积泪涨江
咸丰四年(1855年),曾国藩奉命率水师行至江西九江,洪秀全大惊失色。九江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之交,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战略位置非常关键。太平军已经丢掉了长沙、武昌和汉口,如果九江保不住,整个长江防线便岌岌可危。
洪秀全紧急命令杨秀清与石达开收缩战线,在九江集重兵阻击曾国藩东进。
翼王石达开石达开不愧是一代名将,他将湘军100多艘轻便小船诱入鄱阳湖内,然后封锁湖口。结果停在长江的大船没有小船支持,机动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而困在鄱阳湖的小船,失去了大船的依靠,几乎丧失战斗力。
十多天后,湘军水师被石达开偷袭,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团团围住,左冲右突无路可逃,最后连船上的管驾官、监印官都阵亡了。遭此大败,曾国藩眼看在劫难逃,索性投水自尽,好在被将士救出。
关于投水自尽,曾国藩一年前在长沙靖港兵败时,已经干过一次了。有人认为这是在政治作秀,表演给上边的皇帝和下边的士兵看的。可当我们了解到曾国藩筹备湘军的过程,才能看到他三年来心血付之一炬的绝望。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起,石达开接连攻占瑞州、峡江、临江、袁州等城,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曾国藩时刻面临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
这时的曾国藩在战场与官场遇到了双重的低谷,除了战场上被太平军压制处于被动地位,曾国藩最为头疼的是身份问题。
当初他在老家为母亲守孝期间,恰逢兵乱,临危受命兴办团练。团练这个职务,本是一个闲置,宋代大文豪苏轼在黄州也曾担任过,他凭吊古迹、感悟人生,还留下传颂千古的《赤壁赋》。
苏轼时任黄州团练副史但是曾国藩却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闲职,曾兼任兵部侍郎的他,甚至清政府八旗军和绿营军的腐朽,决定利用这个战乱的机会打造一支可以保家卫国的强军。他利用文字游戏哄骗咸丰皇帝许诺他扩大团练的规模,自行招兵筹饷,这才有了后来的湘军。
当时曾国藩的身份是“在籍侍郎”,无官无职,无品无级。类似于今天的前任副部长,常理说他守孝期满后,官复原职或者给予同一级别的官职。
那么,当他收复湖南湖北后仍有没有加封官职吗?没有!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早在曾国藩攻破武昌时,咸丰已经下诏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不料彭蕴章露诋毁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一呼,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量小多疑的咸丰听闻一身冷汗,再也顾不得天子颜面,没等到曾国藩上书谢恩的奏折入京,索性又一纸诏书,免去曾国藩的湖北巡抚,把巡抚给了胡林翼。
胡林翼雕塑以前虽然没有官职,但毕竟在老家湘潭附近,本土作战,才能屡有战功。如今兵败受挫,客居江西,形同乡绅,如何调动文武官吏,如何去指挥江西军政大事。
何况当地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气量狭隘,看着名不正言不顺的曾国藩兵败江西,经常对湘军胡乱指挥,让将士无所适从。看到曾国藩态度强硬,陈启迈竟然以拒绝提供粮饷相威胁。
曾国藩忍无可忍一纸奏疏弹劾了江西巡抚,没想到这却激起了江西文官集团更大的报复。江西司、道、府、县官员均表态与曾国藩水火不容,他们打击近亲湘军的乡绅,通过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以取悦自己的上司。
曾国藩日记中道:“士饥将困,窘若拘求,群疑众侮,积泪涨江”。
丁忧守孝湘潭顿悟
偏偏此时咸丰再次发难,对曾国藩的责备之词跃然纸上:“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加该侍郎以贻误之罪,该侍郎何颜对江西士民耶”。
正巧曾国藩父亲去世,他本想以回家守孝为由要挟皇帝,来讨一个名正言顺的巡抚或者总督。结果咸丰看到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战事进展顺利,南京之日可破,干脆解除了曾国藩的兵权,放他回去丁忧守孝。
曾国藩故居这一年是咸丰四年,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他回到湘潭,脾气糟到了极点,理学家的风度完全扔到了一边。他大骂江西文武百官,接着骂弟弟,弟弟骂跑了就骂弟媳。
他气愤难平,一个个湘军部下,要么升任巡抚、总督,要么加太子太保、赏黄马褂,唯独湘军创始人赋闲在家。待太平天国平定以后,论功行赏,岂不是千古笑柄。
好在他的理学根基促使他开始反思,写信还好友,求取意见,总结教训。他读着以前与好友骆秉章的来往书信稿件,好生惭愧,终于意识到自己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高己卑人。
儒家圣人讲究“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前朝海瑞、方孝孺如也只是做到了立德、立言也可千古流芳。可曾国藩不满足于此,他还要立功,而且是如同郭子仪、王阳明那般中兴王朝的不世之功。这仅靠道德与信仰是就不够了,需要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争取所有人帮助自己。
身处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系统中,面对太平天国这个强大的敌人,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当然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洁身自好。但要躬身入局去解决具体的困难,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世故、圆滑、潜规则便成了必要的手段。
王阳明雕塑正如王阳明在江西“龙场悟道”一般,曾国藩在湖南湘潭悟道,放弃了愤世嫉俗,跟随前辈走向了“知行合一”。晚年他回忆守孝这两年,自称“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得他人不是,自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总见他人几分是处,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再次出山王者归来
本以为剿灭太平天国已经与自己无缘了,可谁能料到,天才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不仅再一次攻陷江南、江北大营,还顺势占领了苏州、杭州等地。咸丰看着收复南京计划失败,还把税赋重镇苏杭丢了,无计可施之下极不情愿地诏回了曾国藩。
出山后的曾国藩磨去了尖锐的棱角,不再直言顶撞皇帝,与朋友书信往来变得愈加恭敬谦让,每到一处上至巡抚下至县令都要亲自拜访,为了鼓舞士气,他甚至默许了湘军将领的灰色收入。
中年李鸿章照片他与府中的幕僚们亦师亦友,尤其是李鸿章,他毫无保留地培养。到后来不惜“截湘留淮”,既保存了自身,也让这一支近代的军队以李鸿章淮军的形式得以传承。
他真正做到了和光同尘,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乃大争。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领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总理江西、江苏、安徽军政)。他终于摘掉了“在籍侍郎”的帽子,成了全天下权力最大的人。
清代两江总督在接下来的征战中,从安庆至南京,曾国藩没有传奇故事,也没有奇谋妙计,自称“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因为所有转变由内而外,内心既然脱胎换骨,外在自然无比强大。
湘军攻破南京前后,曾国藩的幕僚官至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出使大臣5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巡抚28人、总督16人,可谓“湘系文武半天下”。
虽然曾国藩的努力仍然没能挽救大清国,但他一路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走出了一个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封神之路。
参考文献:
《曾国藩全集》 岳麓书社 2011年
《清史稿》民国 赵尔巽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曾国藩传》 张宏杰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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