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荆人的观点、孔子的思考均有可取之处。他们都为人遗弓而寻求开脱，强调遗弓而未曾遗其用，但他们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人诚然遗弓，人又用之，但此人非彼人吗？老子的思考是更加高妙的。弓有其自身本源，有自然运行的规律，它不属于任何人，它是来自于自然，又归于自然，更谈何遗之？在我看来这才是正解。这也正是老庄学说“道法自然”的思想。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运行规律，人们为何要赋予其一些人的意愿呢？它不是本该如此吗？这样一来，事物的得失就该看得达观些了。
放眼自然、人生皆是如此。我不禁联想到“黛玉葬花”的故事以及一些诗篇。在曹公《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黛玉一日路过桥边，见河边桃树“落红成阵”，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吟出“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甚至还将落花收集起来，一起埋进土里，心中感伤万分。在我看来，将花埋入土中本是好的，但为之感伤，就大可不必了。花本身就来源于土地，而后又归于土地，何悲之有？而事物所具有的情感大都是人赋予的。实则于花本身，哪有此种伤感呢？还有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事实上，难道梧桐树、花鸟等的种种变化是由人的主观决定的？其实万事万物仅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罢了。
推及人的一生也是如此。这样看来，为什么还要因为外物得失而悲喜有别呢？一切都以平常心对待，就像那个荆人一样，这样难道不是人生的智慧吗？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运行，如果过分重视事物得失，往往得不到很好的结果。如伤仲永，伤仲永从小就才华出众，在一些场合更是出口成章，世人皆称他“神童”。其父也是得意志满，带他出席各种宴会，他也因此自夸，过分重视自己的“得”，不重视后天学习，空有优秀的天资，最终却迷失了自我，而且一事无成。这便是被“得”心占据了的结果。伤仲永是过分在乎“得”，那《活着》中的少爷富贵年轻时，便是重“失”心理。余华这部作品中的少爷富贵，从小游手好闲，而且嗜赌如命。众所周知，赌局之上变化莫测，有时还有人暗中操纵，富贵在赌局中失手，在所难免。富贵就是因为不能理性对待这种“失”而导致倾家荡产。
从上述两则事例来看，太重“得”，太重“失”都不妥。唯有如范文正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是正解。古今之大“得”者，不过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英武殿大学士，被誉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可谓是位高权重，放眼古今都可被称得上典范。他能负有这么多世人难以企及的头衔，无不因为他的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还编写家书，告诫子孙“切不可习骄奢之习气”。全家上下生活起居简朴。正是他如此的不在乎“得”，才成就其千古美名。
苏轼的一生与曾国藩恰恰相反。苏轼受了古今无第二人可遭受到的大“失”。他评价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不管面对怎样的窘境，总能笑对之。在遭遇乌台诗案之后，仍不放弃，坚持造福一方百姓；自己独在异乡，与弟弟相隔两地，内心孤独无依，却仍道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甚至还祝愿全天下人美好团圆;在海南蛮荒之地，他吟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身处逆境之中，仍思考人类的事业，感叹人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这种于逆境中的乐观豁达，不在乎大“失”，也正造就苏轼的杰出地位。这样过后，得与失的关系也明朗了，得失自有定数，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有上有下才是事物的规律。
人的一生亦是如此，不仅有上坡路，也难免有下坡路；有沟壑，亦有坦途。但不论如何，它们都是遵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我们应顺应这变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淡得与失，这才是人生大智慧。
西工大附中
B6班张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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