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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与现实的痛楚中打开语言的可能之门
——浅析诗人黄啸诗《乱不成章》
• 张卫东 •
在《诗歌，联想的可能与想象的拓展》一文中我曾这样写到：如果说， 人类的语言起源于诗歌， 即语言最初是以诗的洞察和想象崭新地说出了人与世界， 那么， 我们似乎也有理由认为， 诗的语言也应该是不断更新我们语言的语言， 这种更新首先出于诗人对人与世界一次次崭新的洞察、 联想和想象（包括对语言本身的洞察、 联想和想象）。 诗人是诗歌语言的发明者、 运用者， 但同时也应该是被诗歌语言所运用和发明的那个人。
诗人黄啸这首新近写就的《乱不成章》一诗是他今年三月所写的那首同题诗的第二首。在这首诗中，诗人站在个人于现代诗写作新的起点上，以其一以贯之的独立自由之精神和秉持的反思批判之立场，在另一种生活与写作场景下，以独到的视野和形式，将现代汉诗在文本意义上向着语言与世界的陌生地带实现了又一次真诚的跋涉与抵近，这从写作的某种维度上仿佛正应了诗人布罗茨基所说的那句话： “诗的写作就是为了创造语言”。
反复阅读黄啸的这首命为“乱不成章”的诗，是缘于诗中出色的语言对我的诱惑。而不断的阅读给我的感受是递进式的。一方面，诗人在诗中借助语言的魅力不露声色的呈现了自己固有的那种安静、平和、隐忍而又不失坦率与真诚的内在气质与品格，这与我多年来和他交往中的感触是契合的，可信的。另一方面，对于写作本身，特别是诗的写作，我再次深切感受到黄啸对自己认真、严格的要求，其态度有时近乎于 “苛刻”。记得在我们以往多次于新都饮马河畔茶水边的交谈中，他总是强调要敢于挑战写作的难度，强调语言的出新，用词的精确与选择等等。而这首“乱不成章”的诗似乎也从某个侧面再次印证了他的这一写作追求。因此，我有理由认为，诗人力图通过现代诗在汉语写作的维度上，以新的形式与言说告知我们：就当下中国汉语诗歌写作场域来看，其过去与当下的种种生活遭际在阅读与表达的层面上，可能的记忆与思考给诗人内心留下的刻骨铭心的烙痕与痛楚（特别是童年记忆所留下的阴影与伤痕）。
正是在这样的写作境况下，诗人黄啸借以诗的语言对文本的切入、展开与推进，让读者透过语言可能的张力与路径，自己去捕捉并找到领会其生活本身与诗的写作于当下所遭遇的新的发现与困惑，痛感与焦虑，叩问与言说。总之，就人类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诗人与诗的命运而言，痛楚、悲愤与绝望似乎贯穿了这首“乱不成章”的始终。 “此处，请来一份粗糙的苦荞面，／也许能帮你率先接下涩口的人世。” 这里，“粗糙的苦荞面” 既像是对过往的回忆，更像是对现实的隐喻，这让我真切感受到时代背景下，个人生存与写作的窘况给诗人带来的无所不在的局促与不安。而诗人面对当下种种黑暗、丑恶与荒诞所持的反思与批判立场在诗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读这首诗，你还会由衷的感到诗人隐含其中的宗教情节： “诗，每一次都试图到达／三颗钉子长在木头里的深度／三颗，三颗，我不会数错 ” 。这一情节出自耶稣受难的场景，诗人黄啸在此用这样的描述，其用心是独到而微妙的，表现出诗人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和隐藏在词语后面的个人悲剧情节。而这一情节也存在于他上一首 “乱不成章” 以及近些年所写的不少文本中。可以说，诗人正是在记忆与现实的痛楚中打开了语言的可能之门。
恍如史蒂文斯所说:“人丢弃对神的信仰之后, 诗歌就替补了空缺，作为对生命的补偿。” 似乎也正可以换用桑塔耶那的话：“诗歌的最高典范是宗教, 宗教的天命是诗意。”由此，我们可否理解为，诗歌和宗教都不得不借助对方来定义自身：“宗教是已经成为生活向导的诗歌，是代替了科学或跟随科学向最高的真实前进的诗歌；诗歌是摆脱了严厉的教规，也不需要绝对顶礼膜拜地运动着的宗教，是失去实际效力和形而上学虚幻的宗教。”因此，诗歌和宗教相遇，将使二者共同获益：“因为那时诗歌放弃了轻佻，不再产生败坏道德的影响，而宗教也与虚幻断绝关系，不再散布欺骗。”此话落实在诗人黄啸的写作中，似乎也是某种命运的安排在他诗中的注定暗合。
接下来，我想着重谈到的是，黄啸在写作技艺上是如何深怀对语言的敬畏和近乎专业的态度，对这首“乱不成章”的诗所作的探索与尝试，以及所采取的写作策略。
首先，就他在这首诗中所要达成的言说的有效性而言，我个人以为，从他不断尝试着从记忆与现实的痛楚中打开语言的可能之门上看，从整首诗的语言构建上看，他充分考虑到了特定语境中内容对于词语的选择及语言可能产生的张力在内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可信度，从而有效实现了这首诗整体构建上的缜密、合理与令人信服的真实。比如，他诗中对来自平日里司空见惯却又表面看来并不相关的庸常世俗的生活碎片的处理就极为出色。可见，诗既需要面对当下此刻，也需要空间进行超越当下此刻的深思，才能把当下此刻与更大的问题联结起来，从而在语言层面产生把日常与形而上关联起来的可能性。
其次，是整首诗的完整性。尽管诗人黄啸一再强调这不是一首长诗，但我个人阅读后的感受是，整首诗结构严谨，首尾相顾，句子与段落间气韵贯通，特别是首段与末段中“石匠” 的出场使整首诗从开始到结束，前后呼应，巧妙地实现了全诗言说“浑然一体”的自然通达，构成并赋予了这首三十六节，一百八十行的 “乱不成章”在言说结构上的完整性。同时，这首诗的完整性还表现在其主题与内容间的处理上。诗人在诗中表达出的生命气质，人生阅历，悲剧情节，苦难精神，宗教情怀，以及对人格与尊严的捍卫，对人性与真理的叩问等等，在这首诗中皆有效地转化为语言审美意义或生命智慧意义上的经验与独具个性的言说，并达成了彼此之间由内到外合理完整的统一。当然，我也确信，不同的读者，对此肯定会有不同的感受或界定。
第三，是整首诗的平衡性。个人觉得诗人在诗中对人与事，物与景等等的处理时，较好做到了大与小，虚与实，近与远，深与浅，明与暗等在语言推进中句子的排列与段落布局间的平衡，比如：“这块量身而造的 ‘历史’模板／如今又严谨地对应于我们的／人体结构：膝盖，腰，纤细的颈，／以及死火山一样苦闷的舌根。”再比如：“五年或更远一些，当坐实／这是新冠元年，即新宪二年，／那时，我或许真就56了／／五月初三，剥水煮蛋，请剥得分明：／把蛋壳，远远的扔到河里。”像这样词语、句子与段落间构建均衡的微妙效果在整首诗中几乎随处可见。
第四，整首诗从阅读的节奏与句子、段落间的起承转合在音韵上的控制与把握也很不错，从而带给我们良好的阅读口感。我想诗总是要拿来读，并最好读出声来的。因为诗运用的工具是语言，而语言本身又有着非常特殊之处。就是说诗的语言既具有视觉成分，可以和绘画、雕塑相通，同时，又可以作用于听觉（可以诵读），与音乐相通。其实，我们对语言的感觉，就是对生命气息的感觉，而呼吸的节奏是诗与生命最好的结合形式。一首好诗就是用这种充满视觉想象力的、与呼吸合拍的、完整完美的语言写成的。正如美国诗人奥登所言： “诗歌不过是另一种表达的艺术，可以有声，也可以无声。但有声的或许比较好，因为更为深刻，经验的基础也更为宽广。（一首诗）始于愉悦，终于智慧，在对生命的一点澄清中结束。” 从这一点上看，黄啸在诗中无疑是做到了的。
第五，我认为黄啸在言说中的用典也是适当且恰到好处的。比如这句：“豆腐干就花生米如何有云腿之美。”是出自金圣叹临刑前说的话，表现出面对死亡，金圣叹超常的平静与凛然。黄啸在此这样写，似乎也暗指自己面对死亡这一命题时的可能状态或希望的状态；再比如，诗中第一章与最后一章，是描述摩西上西奈山的形象。前两次，都听见了那个叫他去的声音。黄啸诗中写的是重塑的第三次上山，他告诉我们，因为那为我们生命创造的水与光（火）都没有了，他必须上山，但这次，他没有听见召唤。所以，还是空手而归——存在也许已经没有了希望。诗人在此用典的真实意图似乎是要告诉我们：对于现实中的某种处境，他的愤怒、无奈与绝望。可见，这些典的巧妙运用，一方面可增强写作在文化历史背景上可能的纵深感和言说上的宽度，喻反思和批判于无形中。另一方面又提升了文本阅读的某种深度与应有的难度，并带给了读者联想与想象上的更多可能性与趣味性。
第六，我认为也是最重要、最令人钦佩的是，黄啸在诗的写作中对语言的敬畏和讲究，这表现在他的语言对于诗中具体细节的处理与情景描述上的功力与成熟，其审慎的态度与对语言近乎“洁癖”的选择，其表达的精准与惟妙惟俏之处确有让人惊叹和击节之喜。且看诗中的这段：“而馒头，有别样的仪式／在莫言的小说中，被饥饿／噬疯的女人，月亮般献祭着／枯瘦的屁股；或如死去的／祖母和外祖母，用小脚／在公共食堂的空地上跳舞。”这是诗人怎样细微的观察、想象与刻骨的描述，这样的词语切入特定语境的细节中，又给这黑色的幽默赋予了怎样锥心的痛楚。从这个维度上看，黄啸的诗似乎又有罗兰 · 巴特所倡导的零度写作的倾向？恍如一种以追求技艺与形式为目的的纯粹、中性的写作。
行文至此，我蓦然觉得似乎还可换一个维度来打量这首名为“乱不成章”的诗，我们会随着整首诗的语言推进，逐渐发现、领会到诗人黄啸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凭借隐喻的方式所蕴含其中的对于历史到当下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态势。这让我猛然想起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诗歌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就是一切。” 以及“思想是没有装饰的写作”，“是无声地充满心照不宣的不朽言语的写作。”他强调写作的不及物性，为语言引入了否定、沉默、质疑、偶然性、绝对性，以及主体的消失。而另一位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也认为诗歌是语言中的语言，纯诗就是 “绝对的诗”，而诗人的任务是创造与实际事物无关的一个世界或一种秩序一种体制。尽管如此，但我还是敢说，就黄啸这首诗的写作技艺和语言策略来看，诗人在此要告诉我们的肯定远远不止这些，就像他曾向我推荐过的乌克兰裔美国诗人卡明斯基的纯粹、天赋和忧郁；或者美国女诗人毕晓普诗中所表现出的基于个人化的修辞与想象力，以及诗人对正义的信心和责任感，永远以一个清醒﹑严格的观察者的态度去审视这个世界，以自己的方式去响应并承受这个时代给他的压力，二者表现在黄啸的诗歌写作中，并不矛盾，正如前文所述：诗人正是在记忆与现实的痛楚中打开了语言的可能之门。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现代主义诗潮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下，现代诗人试图以现代诗的语言表达替代退席的诸神，并使其成为后来诗歌写作新的意义来源。对此，墨西哥诗人帕斯曾说：诗是存在的正面, 语言就是现实，而且是生活和人的最终意义。古典诗歌的意义来源于宗教、伦理和传统，现代诗则为了人在上帝死去后仍然可以活着而发明意义。但他同时强调了语言在诗歌表达上的殊异与创新。可见，诗的写作，从精神到文本，从语言到形式，从来都是鼓励出新、独特，拒绝重复的。而诗人黄啸在这首“乱不成章”的诗中对此所作的尝试和努力，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以为是积极且富有成效的，其优异的呈现，缘于他在漫长的阅读与写作长河中对过往生活的细微观察、体验、思考及对他人和个人写作经验的广博有效积累，当然，更缘自他长期刻苦的写作训练与拒绝重复。
是的，我们深知，对于一位已年逾 “天命”，写作已近三十年的中年诗人黄啸而言，在个人的写作历程中，寻求新的尝试于过往写作的不断“转身”，是不容易的，其难度是难以预料的，诗人的努力与付出无疑更是艰辛的。但我以为，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来说，这是有益的，必须的，也是值得的，这是诗人的责任，也是诗人的荣誉。而对于读者来说，要更为深入、全面、准确的解读诗人黄啸的这首诗，也需要静下心来，尽可能的以个人的视野与经验，多读，细读，深入的读，这考验着读者的耐心，更检验着读者的阅读面与对语言足够的敏感和辨识度亦即感受力。
最后，我想把我在《诗歌，直抵生命真相的可能 》一文中的末尾一段放在这儿，作为这篇诗歌随笔的结尾，也作为我与诗人黄啸的共勉，并希望以上这些文字就诗人黄啸的诗歌本身而言，不至因我的偏颇而造成过分的误读。
“其实，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无论是两个世纪前写下《恶之花》的波德莱尔，还是倡导纯诗写作的马拉美、兰波、瓦雷里，以及后来的里尔克、叶芝、艾略特，还是更近一些的奥登、策兰、阿什贝利、沃尔科特等等，无不在各自的写作中探索、尝试着诗歌表达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现实与自我生命的有效对接。比如，当我们在布罗茨基的诗中读到他巨人般的语言和文化视野时，会发现他的创新的词语，他的句法和思想能够超越诗节的限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阅读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灵魂的淬炼而不仅仅只是语言本身。我们会认识到，我们自己也应在长期的诗歌写作中学会清醒、诚实、尊严、对词语本身的尊重以及这样一种意识：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写下的诗歌能够抵达这个世界和我们生命中的某个陌生地域，就必须为语言付出代价，也就是全部的生平与生活。”
20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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