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春之后,我看了大量的迷信鬼神书,看得入了迷。我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我就生怕吃的肉是死去的亲人变的,所以除了每天早晚念两次经外,每顿饭又加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主超生。开头是在开饭的时候,当着人面,我自己默默地念,后来我索性让人先出去,等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地念完,再让他们进来。所以后来每逢吃饭,他们便自动等在外面,听我嘟囔完了才进来。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下肚去。这时,我已经索性吃素,除鸡蛋外,荤腥一概不动。我不许人们打苍蝇,只许向外轰。我知道苍蝇会带病菌传病给人,苍绳落过的饭菜,我一律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如果发现菜里有苍蝇腿要罚厨师的钱,尽管如此,我却不准任何人打死一只苍蝇。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猫抓住了一只老鼠,为了救这只老鼠,我就下令全体家人一齐出动去追猫。
我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梦,梦见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我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在念过经之后,对众人宜布道;佛来了!我便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面是空的,可是因为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八道,所以战战兢兢地向空中磕起头来。
我家里的人都叫我弄得神神癫癫的。在我的影响下,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铜磬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庙里一样。
我还常常给自己问卜算卦,而且算起来就没完,不得上吉之卦,决不罢休。后来我日益害怕关东军害我,发展到每逢吉冈找我一次,我要打卦卜一次吉凶。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也无一定之规,往往是见景生情,临时自定。比如走路时,前面有块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然后便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槛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入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
在我的教育管制之下,我的侄子们--二十岁左右的一群青年,个个像苦修的隐士,有的每天“人定”,有的新婚之后不回家,有的在床头上悬挂“白骨图”,有的终日掐诀念咒,活像见了鬼似的。
我还每天“打坐”。“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这时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兴起来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给仆人负责,如果鹤叫一声,就罚他五角钱。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抻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药成癖,给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给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药不仅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子几角钱来,但为买些用不着的药品,可以拿出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他们和我专雇的医生每天为我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浑身是病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东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发电站。到了那里,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走了不多远,我就喘得透不过气来,回来的时候,眼看就要昏过去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强心剂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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