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出更高期待：“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英国学者李约瑟早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即使中国快速的经济崛起，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但是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51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弗里德曼说：“你们中国人什么都可以拿走，但有一招你们没学会我们就不怕，那就是美国民间的创新能力、创新文化。”
面对21世纪的全球科技影响力竞争，现在也有很多社会有识之士担忧：为何我们出不了像马斯克，比尔盖次，乔布斯那样的创新型企业家？
我国半导体行业领军人，曾经被业内称为“芯片铁娘子”的李爱珍4次落选中科院院士，无奈出走美国后，最终成为了美国外籍院士。
“这是位足以与居里夫人和图灵并列的科学家”。这是外媒对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评论。国内某记者采访她时曾问：你为何不申请院士？”屠呦呦回答：“我申请过好几次了，很多人鼓励我应该去申请。1978年科学大会上，作为组长，我单位得了奖，卫生部部长亲自推荐我当院士，但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情况很复杂…”多次申请院士，却至今还未被称为院士，更为荒唐的竟然还被国内某些权力专家评价为一个三无的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还恬不知耻地说道：“外国专家的话言过其实了，这个奖不是我报的，也没有征求我同意，我不赞成她一人获奖，我赞成科委批准的发明单位大家都获奖”。
拉马努金奖 ，科尔代数学奖获得者，获选庞加莱研究所2017/2018庞加莱讲座教席 的天才数学家许晨阳 ，2012年回国报效祖国，就在大家以为他会一直为国效力的时候，许晨阳却落选了院士。6年后无奈出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并留下振聋发聩的三句话：论资排辈缺机会，学风浮躁氛围差，学术造假无底线。
2014年，清华最年轻的女博导颜宁带队攻克了困扰世界结构生物界半个世纪的难题，却落选了院士。颜宁选择出走美国，两年之后成功当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毫不夸张的说，就算是居里夫人来参加咱们的评级，那也得毕恭毕敬的；爱迪生来了，那也得是递烟送酒的，不然那就是不懂规矩，意味着没有未来。
有网友戏谑：爱因斯坦来了得先会敬酒，牛顿来了得先会递烟，霍金来了都要站起来敬杯酒，并且酒杯还要压低点，站不起来是能力问题，不站起来是态度问题，要取得科研经费首先要学会怎样拍马屁，其次才是项目的发展前景。就算爱因斯坦要经费也一样，也得搞清楚主陪、副陪啥的，光这个他就得研究三年，他哪有时间去写相对论呀？！
在关系复杂框框很多的国内，要是华佗、扁鹊再世也不能行医，霍金没关系残疾证都办不下来，比尔盖茨肯定评不上职称，牛魔王来了都得先犁三亩地。
弃美籍归国的北京大学及首都医科大学教授饶毅曾怒斥：几个老院士围着一个处长在赔笑。几个老院士给处长赔笑，可能这就是很多优秀杰出人才出走国外的真实而又荒唐可笑的原因吧。
在权力大于一切，关系大于一切的国家里，多是一些巧言令色，溜须拍马，擅长歪门邪道，弄虚作假，蝇营狗苟的那些人步步高升，在各行各业呼风唤雨，弄权作势，真正有能力有天赋的人要创新，要标新立异，谈何容易，想报国都无门，壮志都难酬啊！
每一次技术创新革命都发生在西方，在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方面，我们出不了像马斯克，比尔盖次，乔布斯那样的创新型企业家，会出现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谜等等的原因，为何会这样，要值得我们去深思。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丛日云在《哈耶克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误导 ——以“扩展秩序”概念为中心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在整体上远比西方的国家权力更强大、更专制、更任性，它使特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自发秩序的萌芽随时会被压制、干扰和摧毁。
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和设施，更需要具有高效、公平、创新性的机制体制、政策、法规以及法律环境去培育具有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去吸引国内外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21世纪全球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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