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演绎经济学教程·理论篇·生产理论·第四章

生产理论·第四章：储蓄─投资变化及影响

第一节  净投资的影响

在经济体系中，合计储蓄或合计投资水平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从均衡经济态分析入手。生产发生在总共长达六年的过程中，总收入为418盎司黄金，总储蓄─投资为318盎司，总消费为100盎司，净储蓄─投资为零。在100盎司的净收入中，83盎司由土地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获得，17盎司由资本所有者获得。由于自然利率的一致，生产结构保持不变，其引起的价格差与经济体系中的合计个人时间偏好表一致。如哈耶克所述：“生产结构是否保持不变，完全取决于企业家觉得仍然将出售产品所得回报的一部分再投资于生产同类的中间物品是否有利可图。这一方面取决于这一具体生产阶段的产品所取得的价格，另一方面取决于为生产的原始手段和来自之前生产阶段的中间产品所支付的价格。资本组织现存程度的持续性，相应地取决于每一生产阶段的产品所支付和取得的价格。因此这些价格是决定生产方向的真实而且重要的因素。”

如果在某个时期，存在由时间偏好表下降引起的净储蓄，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假设消费由100降至80，节省的20盎司进入了时间市场，总储蓄增加了20盎司。在这转变的过程中，净储蓄从0变为20。在储蓄达到这一新水平之后，将会出现新的均衡。此时总储蓄等于338，净储蓄为零。从表面上看似乎又一无所有了。消费不是从100降至80了吗？那么以最终消费为基础的整个生产活动复合体又会怎样呢？而且缩减了的消费如何能支持在生产者物品上增大的开支额使之有利可图呢？哈耶克恰当地将后者称为“储蓄悖论”，即储蓄是扩大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同时这样的投资本身却似乎为投资者们播下了金融灾难的种子。

让我们再次使用第五章第四节所使用过的《收入归入生产要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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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资本家1的货币收入金额会急剧下降，他将只会得到80盎司而不是表中显示的100盎司，同时分配给原始要素和资本家二的金额也相应减少。因此从最终消费者开支开始，由推动货币收入和价格下跌的动力沿着生产结构传递下去。然而与此同时，另有一股力量也同时发挥作用。这20盎司并没有凭空消失在整个体系中，而仍处于经济体系中被投资的过程。遍布整个经济体系中它们的所有者，寻求让他们的投资获得最大的利息回报。新的储蓄使得总投资与总消费之比从318:100变成338:80，更缩小的消费基数必须支持生产者更大金额的支出。特别是在较低层级的资本家们的合计收入必然因此下降之后，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答案是只有一种方法：把投资进一步顺着转移至更高层级的生产阶段。我们通过简单研究就能明白，那么多投资者能够从较低阶段转移至较高阶段，并在每一阶段保持一致的利息差异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经济体系中生产阶段的数量，即延长生产结构。增加的总储蓄对经济的影响是延长和窄化生产结构，而且这个过程是可行的，自我维持的。因为在每个阶段，它始终保留着必要的价格差异。下面《净储蓄的影响》图展示了净储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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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结构的变窄和延长。粗线AA是原先结构的轮廓。最底下的矩形即消费由于新储蓄的增加而变窄。随着我们逐阶向上，与原先结构相比，新的生产结构BB(阴影部分)变得相对越来越窄。只有上面几级才比原先的结构更宽，最后还增加了新的更高的阶段。图中的阶梯表示的是利息差。

应该注意到在新生产结构BB中的阶梯，即不同阶段之间的差距，比AA中的明显要窄得多，这并不是偶然的。如果BB中的阶梯与AA中的一样宽，那么结构便无法延长，总投资将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然而结构中变窄的阶梯究竟意味着什么？基于我们借以做图的假设，它等同于利息差的下降，即自然利率的下降。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得知，社会中较低的时间偏好率带来的结果恰恰是利率的降低。因此降低的时间偏好率意味着储蓄投资对消费之比的升高，并导致价差缩小与同等的利率下降。下面的《利息差的降低》图描绘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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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图中，我们画出了在各个生产阶段上的累计价格。图中越往右，生产阶段就越低，直到消费阶段为止。AA是原先的曲线，其最高点代表最高累计价格，即最终被消费掉的产品的价格。靠左边的这些点表示较高阶段时较低的累计价格，每个点之间的差异代表了利息差，也就是不同阶段的利息回报率。BB是在储蓄增加后描述新情况的曲线。消费已经减少了，因此B中最右边的点比A中最右边的点低，箭头描述了这一变化。BB曲线上靠左边的点自然比最右边的点低，但程度与AA曲线上的对应点相比要小，因为利率更低意味着两个阶段的累计价格之间差距更小。往左的下一个点，有相同的利息回报率，会在大致相同的斜线上。因此由于BB曲线比AA曲线更为平坦，即因为较低的利息差，它在某点处与AA曲线相交，并且在交点的左侧即较高级的生产阶段，它的价格比A高。箭头同样表明了这一变化。

在《利息差的降低》一图中我们已经了解到额外储蓄对生产结构和利率的影响。发现利率的变化是累计价格的差距减小，因而合计消费降低。紧接着的下一个更高阶段的累计价格差距更小，直至两线相交，而较高阶段中的价格也比之前要高。让我们来考虑多个阶段中的价格变化与发生的过程。消费需求的降低导致投资资本从消费最近的阶段转移出去，所以引起较低阶段中的价格下跌。另一方面在较高阶段中，由于新储蓄的作用和从较低阶段转移来的投资的影响，对要素的需求扩大。在较高阶段中增加的投资支出，提高了这些阶段中的要素价格。较低消费需求在较高阶段的影响好像趋于消失了，而且越来越多地被增多的投资资金所抵消。

哈耶克清楚地描述了由总储蓄增加所引起的降低价格差的再调整过程。正如他所述：“最终的影响将是，经过了较低生产阶段价格下跌与较高级生产阶段价格上升之后，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价差将会普遍减小。”(见哈耶克《价格和生产》第75-76页)。

不同部门的累计价格的变化，会导致那些进入到要素累积过程的具体物品的价格变化。当然，这些要素即资本品、土地和劳动要素。又由于资本品是生产出来的要素，最终可以归结为后两者，显然在较低阶段中，较低的合计需求会导致那些阶段中各种要素价格的下降。专用要素由于无处转移，不得不承受降价的冲击。而非专用要素却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转移到对要素的货币需求扩大的较早生产阶段。再次联系中，资本品的定价最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资本品被分解为土地、劳动和时间的价格，并且曲线的斜率即利率差。表明了资本品的定价方式。那么最终重要的要素是土地、劳动和时间。时间因素已经详尽考察，解释的是利息差。正是土地和劳动要素构成的了在生产中被转移或保留的基本资源。有些土地是专用的，有些则不是。有些能够用于生产过程中的几种不同类型，有些则只能用于一种类型。而劳动几乎总是非专用的。确实有极少数人可以想象只能执行一种任务。这里的“专用”是指对某一生产过程完全的专用性。当然，对于任意要素的非专用性，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较低专用性的要素更容易在不同阶段或产品之间转移。

因此，那些只专用于某一阶段和过程的要素价格将会在较后的阶段下降，在较前的阶段上升。那些包括所有劳动要素的非专用要素，往往会从较后阶段向较前阶段转移。首先各个非专用要素的价格会有差异，它在较低阶段中价格偏低，在较高阶段价格偏高。然而在均衡状态下，任何要素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肯定拥有一个一致的价格较低阶段中的较低需求及其带来的较低价格，结合较高阶段中的较高需求和价格，使得要素从后向前转移，转移直到要素价格再次达到一致价格时才停止。

在这里我们将最终归于要素即土地、劳动和时间的货币总金额定义为净收入。在任何均衡情况下，净储蓄根据定义为零，因为净储蓄意味着过去一段时间中总储蓄的变化，净收入等同于且仅等同于消费。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看第六章第一节的图《收入归入生产不同阶段的要素》时，可以发现原始要素和利息的全部收益只能来源于净收入而不是总收入。总储蓄=总投资从318增加至338。但是消费却从100降至80，而正是消费在均衡情况下提供了净收入。净收入就像是支付给原始要素的货币价格和收入来自的“基金”，并且此“基金”已经减少了。净收入基金的接收者为原始要素劳动和土地以及时间的利息。我们知道利息降低是生产系统中由于降低的时间偏好引起的储蓄和投资上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利息收入的绝对金额等于总投资乘以利率。总投资增加了，所以经济分析不可能确定利息收入是下降、增加还是保持不变，任何结果都是有可能的。

同样，关于总原始要素收入是什么情况也是无法确定的。在总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两种力量向不同方向拉动的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总净收入货币基金在下降；另一方面，如果利息下降的幅度足够大，利息收入的下降幅度则有可能超过总净收入的下降幅度，所以实际上总要素收入增加，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经验上是相当不可能的。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要素与利息的总净收入会下降。如果总原始要素收入下降，由于我们隐含地假设原始要素的供应是给定的，因此这些要素价格以及利率也会普遍下降。

原始要素的收入和价格的整体变化趋势可能是向下的，这确实是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因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总投资不断增加的经济体系，其中要素价格如工资率和地租持续地下降。虽然如此，我们关心的不是要素的货币收入和价格，而是要素带来的真实收入和价格，即要素的物品收入。如果货币工资率或工资收入下降，消费品供应上升，这些物品的价格下降幅度更大，结果将是要素真实工资率和真实收入的提高。正是确实发生的这一切解释了总投资不断增加的经济体系中工资和租金下降这一悖论。以货币表示，可能存在着下跌，但是在真实意义下，却总是上涨的。真实工资率和收入的上涨是由储蓄和投资增长总是会带来的要素边际有形生产力的提高。较长生产过程中提高的生产力使得资本品的有形供给增加，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高使得消费品的供给增加，带来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所以即使劳动力和土地的货币价格下跌，消费品的货币价格的下跌幅度总是更大的，因此真实的要素收入会增加。结论是，在一个总储蓄和投资增加的经济体系中，货币工资和地租很有可能下降，但真实的工资和租金会上升。原因是投资增长将增加生产阶段的数量，将生产阶段往后推，并采用更长的生产过程。正是这种增加的迂回性，使得任何资本的增加即便没有伴随着技术知识的进步，也都会导致原始要素平均的有形生产力提升。特别是总投资的增加，可以提升最高阶段的资本品的价格，从而鼓励创造新的阶段，引导企业家将要素投入到这个新的、蓬勃发展的领域。可以说，总投资基金的大部分被高级资本品更高的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这些物品周转的新阶段所吸收。

第二节  变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价值与合计利润

如我们所知，净储蓄可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总投资。总投资的这些增加，首先是由于有业务增加的企业利润形成的。这些利润往往会在较高的生产阶段形成，旧有资本转去的地方和新资本投入的地方。一个企业产生利润，其资本的资本价值也以相同金额增加，正如同损失会减少其资本价值一样。那么，新投资的首要影响，也就是会导致经济体系中出现合计利润，集中于更高生产阶段的新生产过程。然而随着经济开始向新的均匀轮转态转变，这些利润越来越多地归属于这些企业家在生产中必须购买的要素。最终，若没有其他干扰性的变动发生，结果会是经济体系中的利润消失，处于新的均匀轮转经济状态，真实工资和其他真实租金上涨，土地的真实资本价值提升。后面的这个结果当然完全符合之前的结论。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驱动土地的真实资本价值上升。

租金的真实价值的进一步上升，可能被预期到，也可能未被预期到。未来租金的上涨被预期的部分已经在整片土地的资本价值中体现并折现了。遥远未来的租金上涨可能被预期到，但这对于当前土地的价格没有明显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时间偏好所使用的日期过于遥远，超出了现在的有效时间范围。真实价格的上升如果没有被预见到，那么这当然是出现了企业家错误，市场在当前价格上资本化不足。因此，贯穿整个土地占有的历史，来自基本土地的收入只可能以三种方式获得：(1)通过纠正他人的预测错误而取得的企业家利润；(2)作为利息回报；(3)对于土地的首先发现者和使用者来说的资本价值上升。

第一个类型的收入是显而易见的，在企业经营的所有领域都普遍存在。第二个类型的收入是土地赚得的一般收入。由于资本化这个市场现象，来自土地的收入的大部分是投资的利息回报，这与在其他商业领域一样。因此土地给予的收入中，唯一特殊的成分是第三类，由首先使用者取得，因为它的土地价值从零开始变为正数。在此之后，土地的购买者必须支付其资本化的价值，换句话说，想要用土地赚取租金，一个人要么购买它，要么发现它。若是前者，他赚取的只是利息，而不是纯粹租金。资本化价值可以不时地上升或下降，只有发生某些新的未被预期的情况，或人们对未来的情况有更好的了解，才需要预先折现。若是这种情况，之前的所有者因为未能准确预测新情况而错失利润，从而蒙受企业家损失，而现在所有者就会赚取一笔企业家利润。

那么土地唯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某个具体时间点上被发现，然后被第一次投入市场的，所以首先使用者由于他对土地最初的发现和使用，赚取了纯粹租金。土地资本价值在此后的一切上升，在价值上可以解释为：或是因预测更准确而致的企业家利润；或是利息回报。首先使用者只是在最开始获得收益，而并非在之后他实际上出售土地的任意日期。资本价值上升之后，他拒绝出售土地就意味着机会成本，即放弃的以其资本价值出售土地的效用。因此他的真正收益是在他的土地资本价值上升的较早时候取得的，而不是他以货币形式收取收益的较晚时候。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不确定性和企业家利润，并假设市场能够正确地预知所有未来的变化这个极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土地租金价值的所有未来上升在土地最初被发现和使用时就会被资本化在土地的价值中。首先发现者会立即收获净收益，而在此后，他和他的继承人或者买家所赚取的，就完全是通常的利息回报了。当未来的价格上涨太过遥远，以至于无法影响资本化价格时，这仅仅是一个时间偏好的现象，而并不是市场的调整过程神秘地崩溃的信号。完全的折现从没有发生过这一事实是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结果是企业家收益通过上升的土地资本价值而持续形成和增长。

因此，这次我们从土地所有者的视角看到，资本价值的合计收益与合计利润是一回事。合计利润先出现在较高层级的企业，然后向下渗透，直至提升真实工资以及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拥有较高层级生产阶段所使用的土地所有者的合计利润。

我们唯一还没有讨论的，是土地的首个发现者的原始收益，该项来自土地的收入既非利润又非利息。但是这里同样既不存在资本化也不存在纯粹收益。拓荒，即寻找新的土地，新的自然资源，不是一门特殊的生意。对其投资需要资本、劳动和企业家能力。预期的寻找与使用的租金，在支付勘察、整形费用时就已考虑在内。因此这些收益也被资本化到原始投资，而它们的趋势会是接近于投资的通常利息回报，与这个回报的偏差构成了企业家利润与损失。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来自土地的收入实际上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生产系统中的所有净收入归于工资、利息和利润。

我们将总资本投资不断增加的经济体系定义为“增进经济体”；将总资本投资不断减少的经济体系定义为“衰退经济体”。增进经济体的标志是合计利润。当从一个“储蓄─投资”水平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转变的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较高的生产阶段，赚取的合计利润增加。增加的总投资，首先增加获得净利润的企业的合计资本价值。随着较高生产阶段的生产和投资增加，以及新储蓄的影响持续，利润消失，归属为真实工资率和真实地租的上涨。后一种影响，加之利率的下降，导致土地的真实资本价值上升。

如果出现相反方向的转移，比如说总储蓄和投资下降，消费增加，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大部分内容我们只需要逆向追溯前面的分析即可。假设情况是从338:80转变为318:100，在向新的均衡转变过程中，会出现20盎司的净去储蓄，因为总储蓄从338降为318。也会有相同金额的净去投资。造成这一转移的原因是市场上个人的时间偏好表的升高。这会提高利率，扩大生产阶段当中累积价格之间的利息差。它会拓宽消费基数，但减少可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货币。我们只需将上面的图是反过来，设想相反的转变，即生产结构变短变宽，生产阶段数目减少，价格曲线变陡，利息差变大，但投资基数减少。消费品的价格会变得更高，因此各个较低阶段中的要素需求也会增加。另一方面，面对较低阶段对货币的吸引，投资基金的萎缩，以及这些基金从较高向较低阶段转移，人们会普遍抛弃较高阶段，较高阶段的专用要素会受到收入降低以及被完全抛弃的冲击，在较低阶段的专用要素则会取得收益。

以货币计，净收入和消费会增加，因此合计的要素收入也会增加。利率上升，但总投资基数下降。以实际看，重要的结果是由于最具有生产力的过程即那些最长的生产过程被弃置，劳动、土地的有形生产力降低。每个阶段较低的产出，资本品较低的供给以及随后导致的消费品产出降低，造成了生活水平的降低。货币工资率和货币租金可能会上升，也可能由于更高的利率不会上升，但消费品的价格一定会因为物品的有形供给减少而进一步上升。

投资减少首先表现为经济体系当中出现合计损失，特别是那些最高的生产阶段，正在流失消费者的企业蒙受损失。随着时间流逝，由于企业渐次离开这个行业，放弃这个现在没有利润的生产过程，这些损失趋于消失。损失因此会以较低的真实工资率和较低的真实租金的形式归属于要素。价值更高的利率，导致土地的真实资本价值降低。专用于这些生产线的要素会受到尤其严重的打击。

为什么在增进经济体系中会有合计利润，而在衰退经济体系中会有合计损失，可以以下述方式证明。要产生利润，市场上的生产要素就必须资本化不足，或者折现过度。要出现损失，市场上的要素就必须过度资本化，或者折现不足。但是如果经济体系是平稳运转的，即从一个期间到另一个期间，总投资一直保持恒定不变，那么资本的总价值也会保持恒定不变。一条生产线上的投资可能会增加，但只有另外某处投资减少这才可能。因为合计资本价值保持恒定，所以任何利润即资本化不足的错误结果都必然会被相等的损失即资本化过度的错误结果相抵消。相反，增进经济体则有新储蓄所带来的额外的投资基金，这会为经济体系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资本化的新收入提供来源。这些构成了这个变动期间的合计净利润。在衰退经济体中，投资基金减少，在经济体系中留下的要素过度资本化的净领域。在此变动期间，它们的所有者蒙受合计损失。市场是有可能预测到投资变动的，如果对于投资增加或者减少预期准确，那么合计利润或者合计损失，会在投资发生实际变动之前，以资本价值增益的形式产生。在经济体衰退的过程中出现了损失，是因为先前采用的过程必须被弃置，已经开工的那些最高的阶段被迫弃置的事实，即说明了生产者没有完全预见到这次转移。

因此我们分析的另外一个结论是，在平稳经济体系中合计利润将等于合计损失，即盈亏会等于零。这个平稳经济体与在我们的分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均匀轮转经济体系是不同的建构。在平稳经济体中，不确定性并未消失，也没有遍及于整个体系所有成分的永不终结的恒定循环。事实上，恒定的只有一样：总投资资本。显然，若给定数据恒定，平稳经济体倾向于演变成为均匀轮转经济体系，在一段时间之后，市场的力量会逐渐消除所有个人的利润和损失，同样也将消除合计利润与合计损失。

现在让我们回到衰退经济体和资本投资减少的情况。从储蓄向消费者转移越大，影响也就趋于越激烈，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就越大。这样的转移可能也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可以用来轻易反驳那个十分流行的假设，即资本结构受某种神奇的恩典或隐藏之手帮助，一旦建成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自我再造，而无需资本家积极的储蓄行动即可维持这一资本结构。罗马帝国的废墟是这种假设谬误的无声证明。

虽然精确地度量社会中的资本价值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能否定资本价值这个概念的存在以及重要性。拒绝维持资本价值，即净去储蓄的过程，被称为消耗资本。消耗资本当然不是指很多批评者所讽刺的“吃机器”，而是指未能维持现有的总投资以及现有的资本品结构，把这些基金的一部分用于消费支出。人们通常认为只有耐久资本品的折旧基金可以用于补充资本消耗。但这忽视了很大一部分资本，即所谓的循环资本，也就是迅速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的较为不耐久的资本品。由于每个阶段都从销售这些或那些物品中取得基金，生产者并不需要持续重新购买循环资本。这些基金同样可以立即用于消费。

衰退经济体的情况是我们可以称为“危机状态”的例子。危机状态也就是从总和上看，企业正在蒙受损失的状态。废弃生产的最高阶段而导致的生产下降，加重了这一情况的危机一面。麻烦源自储蓄不足和投资不足，即人们的评值转变，现在不选择做足够的积蓄和投资，所以无法保证过去已开始的生产过程继续下去。不过我们对于这种转变不能简单批判，因为在给定的现有条件下，人们是自愿决定让他们的时间偏好变高，决定当前消费更多的比重，甚至不惜以降低未来的生产力为代价。

因此，一旦总投资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它不是自动维持下去的。生产者必须维持总投资，而要实现这一点，他们的时间偏好必须保持在较低比率，并且继续愿意储蓄总货币收入中的较大一部分。此外，我们已经证明这种维持和未来的增进无需货币供应量的任何增长或需要货币关系中的其他变动即可发生。事实上，即便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价格都下跌，增进经济体也仍然可以出现。

第三节  资本积累和生产结构的长度

庞巴维克是生产结构分析伟大的创始人，但他把资本积累等同于采用“更为迂回”的生产方法，因此留下了被误解的空间。如在著名的鲁滨逊例子中，鲁滨逊如果想要能够比在没有任何资本时抓到更多的鱼，就必须首先织一张网并且之后维护它。对此，庞巴维克说：“资本的迂回方法多产但漫长，它们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但只能在一个稍晚的时间。”将这些方法称为“迂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不难知道，人总是努力用尽可能最直接、最简短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正如米塞斯所阐明的那样：与其说是迂回的生产方法有更高的生产力，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更高有形生产力的生产过程需要更多时间。

现在我们假设，我们面对一系列可能的生产过程，各自有不同的有形生产力。我们也可以根据它们的长度，即根据从资源投入到最终产品产出之间的等待时间，来对各个过程进行排序，其他条件相同，最初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等待时间越长，负效用越大，这是因为在实现满足之前逝去的时间必然越多。最初被使用的过程，在价值上会是最有生产力并且最短的。没有人坚持认为所有长的过程就一定比所有短的过程更有生产力。有许许多多长的过程根本没有生产力，或者生产力低于短的过程，人们显然根本不会去选择这些较长的过程。总之，尽管所有新的投资都会投入到更长的过程之中，但这不意味着所有较长的过程都更具有生产力，因此值得投资。然而问题在于，对于所有短的并且极具生产力的过程，人们肯定会最早投资和建立。给定任意当前的生产结构，一项新的投资不会投入到一个更短的过程中去，因为更短而且更有生产力的过程早已经被选择了。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人类走出极为原始的生产水平只有一种方法：投入资本进行资本品生产。但这不是很短的过程能实现的，因为生产最有价值物品的短过程一定会被人们最先采用。任何资本品增加的作用只能是延长结构，使得采用更长、更具有生产力的过程成为可能。人们会投资于相比之前采用的过程更长、更有生产力的过程。这些过程更具有生产力的形式有两种：(1)生产更多之前生产的某种物品；(2)生产某种较短过程根本不可能生产的新物品。在这个框架内，这些较长的过程是为了达成目的所必须使用的最为直接的过程，而不是更迂回的过程。因此如果在徒手的情况下鲁滨逊可以每天抓到10条鱼，而用网每天可以捕到100条鱼的话，织一张网不应被视为一种“更为迂回的捕鱼方法”，而应该是“每天捕到100条鱼的最为直接的方法”。此外，不论有多少劳动和土地，没有资本人是不可能生产出一辆汽车的。因此就需要一定量的资本，必要数量的资本的生产就是获取一辆汽车最短最直接的方法。

因此任何新的投资都会进入到更长、更有生产力的生产方法当中。时间偏好的存在制约了人们使用更具生产力但更长的过程。任何均衡状态都会基于时间偏好，或者说纯粹利率，而这一比率将决定对储蓄和投资的资本金额。时间偏好对生产过程的长度，因此也就是对最大产量设置了一个限度，从而也就决定了资本。所以时间偏好的下降，以及必然的纯粹利率的下降，意味着人们现在更乐于等待一定量的未来产出，即相比之前以更大的比重投资更长的过程。时间偏好以及纯粹利率的上升，意味着人们等待的意愿减少，他们将会在消费品上花费更多比重，而更少投资较长的生产过程，所以最长的生产过程中的投资必须被放弃。

在投资转向一种比之前需要的物品较不那么有用，但比其他一些物品有更短的生产过程的一类物品时，投资增加延长生产过程这一规律出现了一条限制条件。这里这一过程中的投资之所以被选中，不是因为过程的长短而是因为它是价值次优的生产力。但即便在这里，生产结构也被延长了，因为人们等待新的和旧的物品比之前等待旧的物品时间更长。新的资本投资总是会延长整体的生产结构。

如果一项技术发明使得投资更少的资本就能有更具生产力的过程，这难道不正是增加的投资缩短生产结构的例子吗？到此为止，我们一直假设技术知识是给定的。然而在真实的动态世界中它不是给定的，技术进步是变化的世界最为激动人心的特征之一。那么这些节约资本的发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必须指出，投资和生产力在任意时间都是由储蓄的多少来决定，而并非是由技术知识的状态决定的。由于没有得到资本的介入，总会有大量的可用技术方案处于闲置状态未被使用。要让新的发明投入使用，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本，也只有通过在较长的过程中做进一步的投资，才会带来更大的产出。贺拉斯·怀特在批评庞巴维克时引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燃油最早由船只在北极捕鲸提炼加工鲸鱼油来生产，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生产过程，之后的一项发明让人们得以在陆地钻孔获取石油，因此极大地缩短了生产周期。表面现象似乎是这样的，而实际情形是：猎鲸船是现成的，油井和机器必须从头造起。换句话说，现在要取得更多燃油的唯一办法是投入更多的资本到石油钻探行业的更多机器和更长的生产周期中去。怀特的批评只有在发明可以逐步节约资本的情形下才是有效的，逐步地节约资本的发明会使得产出总是会随着过程的缩短而增加。果真如此的话，空手去钻油而不借助于资本，就必须比用机器钻油更具有生产力。

庞巴维克做了一个类比：有一项农业发明用到两个不同等级的土地上，其中之一在之前产生的边际产品是100蒲式耳小麦，另一块在之前产生的边际产品是80蒲式耳小麦。现在假设使用发明将较次土地的边际产品提升到110蒲式耳。这是否就意味着较为贫瘠的土地现在比肥沃的土地产出更多呢？或者说农业发明的效果，就是让较为贫瘠的土地比肥沃的土地更有生产力？这正类似于怀特的观点，他认为发明也许会让较短的生产过程变得更具生产力。正如庞巴维克所指出的：发明会同时增加的这两块不同等级土地的有形生产力，较好的土地会变得更加好。同样，也许一项发明确实能让一个较短的过程比之前一个较长的过程更具有生产力，但如果考虑到较长的过程也要利用发明的话，仍然会比较短的过程更具生产力。使用发明的结果永远是用机器钻油比徒手钻油更高产。

在经济学理论中，技术发明获得的地位言过其实。人们往往认为生产受制于技艺水平、技术知识，因此任何技术上的改进，都会立即在生产中体现出来。但其实资本才是一个更严格的制约，资本不能超越现存可用知识的限度参与生产，技术虽然重要，但总是必须通过资本投入才能工作。即便是最为激动人心的节约资本的发明，比如石油钻探，也唯有通过储蓄和投资才能投入使用。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我们只要看看落后或者欠发达国家，就能清楚地看到，相比储蓄下来的资本的供应，技术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相对较弱。这些国家缺乏的不是西方技术方法的知识，这些学起来容易得很。以人或书的形式传授知识的服务，他们能够毫无困难地购买。他们缺乏的是使得先进方法发挥作用的储蓄资本的供应。仅仅看着美国拖拉机的图片，非洲农民不会获益多少，他缺乏的是用于购买拖拉机所需要的储蓄资本。这是对他的投资和生产的重要制约。从这个讨论来看，技术援助无助于促进落后国家的生产应该是很明显的了。正如庞巴维克在讨论先进技术时评论说的：“知道有机器存在，也乐于享受利用机器所带来的好处，但却不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购买那些机器的人总是有成千上万”。

因此，商人对更长、更具有形生产力的过程进行的新的投资会选择一系列，之前就已经知道，但由于时间偏好的缘故而未能利用的过程。时间偏好以及纯粹利率的下降，将意味着投资者可动用的储蓄资本扩张，因此也就是较长的过程扩张，时间对于投资的约束减弱。

一些批评者说，并非所有净投资都会用与延长结构，新的投资也可以复制现有的过程。不过这个批评不得要领，因为我们的理论没有假定净储蓄必然会被投资于某条特定生产线的某个确实更长的过程。已经现存的较长过程得到更多的投资，与此同时现存较短的过程投资减少，总的结果就是延长了合计生产结构。将消费转移到这种投资，也同样可以实现一个更长的生产结构。比如在上面提到过的鲁滨逊的例子里，假设鲁滨逊现在投资第二张网，可以让他每天总共抓150条鱼。即便这第二张网也许生产力不及第一张，但现在生产结构仍然是延长了的。从他必须要造和再造他的总资本，直到获得产出为止的整个期间，已经显著延长，他现在必须再次减少当下的消费，去做他的第二张网。

第四节  新技术的采用

在任意给定的时间，总会有大量可用的、更具生产力的技术被搁置，而企业仍在使用旧的方法。是什么因素在决定着这些企业是否采用新的、更具生产力的技术呢？

企业不立即抛弃旧的方法，根本原因是因为之前已经投资了某个资本品结构。随着时间、品位、资源和技术的变化，从事后来看，这项资本投入很大一部分变成了企业家错误。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者当初能够预见到价值和方法的变动，他们会以十分不同的方式投资。然而现在投资已经做出了，现存的设备必须以最为有利可图的方式加以利用。比如美国19世纪晚期对铁路的投资，如果投资者们当年能够预见到卡车和飞机竞争的兴起，那么对铁路的投资就会少得很多。不过既然现成的铁路设施还保存完好，关于利用到何种程度的决定就必须基于当前与预期的未来的成本，而不是过去的费用或损失。

如果新机器或者新方法的优越性足以补偿购买机器所需的额外开销，旧机器就会立即被新的、更好的机器所替换。厂房从旧址迁移至更优越的新址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优越之处必须是在于能够更好的获得要素或消费者。并非每样技术改进都立即运用到所有领域的事实没有比如下例子更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并非所有人在市场上出现新车或者新的流行款式时，就会丢掉自己的旧车或者旧衣服。对于设备更新来说，只要运行成本低于安装新设备的总成本，旧设备便会继续被使用；而如果使用旧设备的总成本包括对资本品损耗的置换成本更大，那么企业就会随着旧设备的损耗而逐渐将之抛弃，并投资于新的技术。无论如何，采用新技术或者新厂址受到已经给定的资本品结构的约束。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那些最能够满足消费者欲望和要求的过程和方法会得到采用。投资一项新技术或者新厂址如果无利可图，则意味着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角度来看，以废弃旧设备为代价而将资本用于新过程是一种浪费。所以设备或厂址因破旧而废弃不用的速度，并非由商人武断地决定，而是由消费者的需要和评值所决定，是消费者决定着各种物品的价格和盈利性，以及生产这些物品的非专用要素的价值。

自由市场的批评者从两个自相矛盾的观点攻击自由市场：第一个是他们认为自由市场过度地减缓了技术改进的速度，它原本能够更快也应该更快；第二个是它过度加快了技术改进的速度，因而搅乱了社会的平和发展。“技术统治论者”也在谴责这种根据投资的边际价值生产力而非有形生产力来达到奖惩效果的市场。但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个有形生产力更高但价值生产力更少的例子，而且理由充分：已经生产出来的给定的特定资本品给旧技术一个优势，使得旧技术在设备废弃之前的实际支出的运营成本低于新项目的总成本。继续使用旧技术仍然有利可图让消费者获益，因为要素用于别的更有价值的生产过程。我们已经得知，只要企业家知识和远见允许，自由市场的生产会使得要素得到更好的配置，以满足消费者的愿望。生产力通过新技术和新厂址的改进，会与使用现存旧工厂所放弃价值产品的机会成本相权衡。通过选择和奖励好的预测者，惩罚差的预测，这一市场过程将最大可能地保证企业家的预见能力。

第五节  储蓄─投资的受益者

我们已经得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导致劳动和土地要素所有者的真实收入增加，后者反应为土地资本价值的上升。不过土地要素的收益仅限于某一些具体土地。即便存在合计收益，其他一些土地也许仍会损失价值，这是因为土地通常都是相对专用的要素。对于完全的非专业要素即劳动，则有真实工资非常普遍的上涨。这些劳动者是投资增加的“外部受益者”，即他们无需购买就能享受到他人行动的益处。投资者自己可以获得什么收益呢？长期来看，利益并不特别大。事实上，他们的利息回报率是降低了的。不过这并不算损失，因为这是他们时间偏好改变的结果。由于扩张经济体中利率的下跌可能会被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上升所抵消，投资者的真实利息回报很有可能增加。

因此，投资者获得的主要收益是短期的企业家利润，这些利润由那些预见到某个领域有利可图的投资者赚得。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随着更多投资者进入这一领域，利润趋于消失，尽管变动的数据总是向有冒险精神的投资者展现新的获利机会。相比较而言，工人和土地所有者赚得的短期收益更为确定。企业─资本家承担在不确定的市场中进行投机的风险，他们投资的结果可能赚得利润，可能盈亏平衡，无利可图，更有可能蒙受完全的损失，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的利润。尽管合计的新投资会带来合计的净利润这一点是确定的，但却没人能够确定地预测利润会在哪些领域出现。与之相对的是，随着新的投资提高较长过程中的工资和租金，新投资领域的工人和土地所有者立即就能获得收益，哪怕投资者从结果看来是不经济、不盈利的，他们仍然获得收益。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在满足消费者方面企业─资本家所犯下的错误由他们自己承担了沉重的损失。然而从最终结果来看，由于企业家生产了错误的物品，整体上消费者的真实收入也会因此受到损害的。

第六节  增进经济体与纯粹利率

显然，增进经济体的一个特征，必然是纯粹利率的下降，我们已经知道，要让更多的资本进入投资过程，作为时间偏好普遍下降的反映，纯粹利率必须下降。如果纯粹利率保持不变，就说明不会有新的资本投入，时间偏好大体稳定，经济处于平稳状态。纯粹利率的下降是时间偏好下跌，总投资增加的必然结果。纯粹利率的上升是时间偏好上升和净去投资的必然结果。因此经济要不断地向前发展，时间偏好和纯粹利率就必须不断下降。如果纯粹利率保持不变，资本只会维持在相同的真实水平之上。

由于行动学从不确立定量规律，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确定纯粹利率变动与资本金额的变动之间的任何定量关系，我们只能断言其定性关系。

应当注意哪些是我们没有表达的。我们没有断言纯粹利率是由可用资本品的金额或者价值所决定的。我们因此也并没有得出结论说，由于利息是资本的价格或出于任何其他理由，资本品货币金额或者价值的增加，必然降低纯粹利率。我们的断言恰恰相反：较低的纯粹利率增加了可用资本品的金额与价值。这条因果原理的方向与通常所相信的正好相反。因此纯粹利率可以在任意时间变动，受时间偏好所决定。如果他变低，投资的资本库存会增加；如果它上升，投资的资本库存会减少。纯粹利率发生变动，对于资本库存有反向的影响，并非是从不确定的、复杂的经验数据所得出来的结论，例如，这条规律并非是通过观察落后国家的市场利率高于发达国家而推论出来的。显然这个现象至少还有一部分是由于落后国家有更高的企业家风险成分，并不必然是纯粹利率的差异所造成的。这种结论只能是也应该是从公认的公理演绎而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