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倪三好
我的父亲是乡村教师，教过一段时间的中学，但更多的时候是与小学生打交道。我们家在县城，以城为中心，四个方向就分别称为东南西北乡。父亲曾在多所学校任职，四个乡都呆过。那时一周只休息一天，又由于交通不便，连个自行车也没有，来回一般都是步行，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因而，稍一有点事，办事极为细心严谨的父亲就会耽搁了回家的时机。在我的生活里，无论是年少之时，还是成年之后，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多。
但父亲的三个外号，“老和尚”，“老黄牛”，“老迂”，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前两个，是父亲所在学校乡村的村民、同事给他起的，后一个，则是常挂在我母亲嘴边的称呼。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乡村学校，大多设在祠堂里。祠堂不仅大，适合做学校，而且节省财力物力，稍加间隔、装修，一间间教室就成形了。教师的宿舍也设在其中。祠堂往往占据了一个村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最好的地带，四面八方的学生，从不同方向汇集到祠堂，实是众望所归，就像千万条小溪流，最终汇入大海一般。
父亲从事教育工作一辈子，担任过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会计、出纳等多种职务，执教过语文、数学、美术、体育、音乐等多种课程。他的博闻强识，多才多艺，深受同事和学生的赞誉；他的敬业精神，他的正直无私的品性，深受同事和学生的敬重和爱戴。他爱校如家，经常一人在星期天坚守学校，从而被一些同事戏称为“老和尚”，一个“守庙”的和尚！
第一次听到父亲的这个外号，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位江老师，与父亲同在一个学校。他的家同我家就隔一条街，不过百余米。一个周六的黄昏，母亲已做好晚饭，却迟迟不能开动。母亲埋怨着，“这个老迂，迂到这个时候还没到家。”正念叨着，只听一个清脆而带着娘娘腔的声音传进院子，“倪师母，倪师母”，随着声音，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子出现在眼前。“倪师母，你家‘老和尚’叫我带个信，他有事不回来了。”“就他事多。一家人等他吃饭却是等个空。”母亲迎上前去，“谢谢你，江老师，又害你跑一趟。”
此后，常常见到这位江老师，常常从他嘴里听到父亲的这个外号，不是带口信，告知“老和尚”不回家了，就是邀父亲一同返回学校，总是听到他用那特有的清脆而颇具娘娘腔的声调大声叫喊：“老和尚，走喽！”
有一次，父亲临回学校前跟母亲说，“这个周六，让老三到我学校去一趟。我买了点山芋，礼拜天帮我一起带回来。”到了周六下午，一放学，把书包送回家，我就踏上了去父亲学校的路。这时的父亲，就在江村小学工作。这个村，站在县城的高处，就能望得见，大概十里左右的路程。我一溜小跑，穿过“飞机场”（县城边的一块一千多亩的大田地，在山区较为罕见，俗称“飞机场”），穿过一道河，再穿过一条蜿蜒在稻田中的石子路，便来到了江村的村口。一幢幢青砖绿瓦的房子，石板路整洁光亮。沿着村郭，一口大池塘，十多个妇女在塘边洗衣洗菜。我向她们打听学校的地址，她们一听我是找倪老师的，就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这俩个说：“嘿嘿，老和尚还有儿子”，“老和尚有儿子，还不止一两个呢！”那俩个说：“这小伙子跟他爸一个样，真像！”“这小家伙一头的黄毛，像个外国人”。我羞得满脸通红，逃离似得离开了池塘。
按照她们的指点，不一会就来到了学校。好大的一座祠堂！ 挺拔的门楼，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门梁与立柱的木头，高大而粗壮，得有两三人才能合抱。古老而巍峨的祠堂，瞬间给我一种威严、深邃的感觉，敬畏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进了大门，一个足有篮球场般大小的堂厅出现在眼前，正前方是一个宽大的舞台，左右两边分别是三四间教室。偌大的祠堂里阒无一人，静寂极了，光线微弱，幽暗幽暗的，笼罩着一股莫名的森严和神秘。我有些害怕起来，赶紧大喊：“爸，爸！”喊声在祠堂里回响，似乎在增添着那恐怖的气氛。壮着胆子，我停下来，等待父亲的回应。久久地，终于传来了父亲那熟悉的声音：“我在楼上，楼梯在舞台后面，你自己上来吧！”惴惴的心平静了下来，我绕过舞台，走上楼梯。楼梯陡峭而狭窄，不由地你不小心翼翼。那又高又陡的楼梯，大概算得上这辈子我走过的最陡峭的楼梯之一。走在上面，下巴几乎要碰到前头的楼梯板，身子隐隐有一种往后倾倒的感觉。一些梯板松动了，踩在上面既晃又响，更显得陡峭而险峻。我想起电影《夜半歌声》里的恐怖画面，似乎就是眼前的一幕，心里不禁想到，父亲长年就生活、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整天就身处这样的楼宇之中，怪不得别人要称他为“老和尚”啊！
上了楼，走进父亲的房间，一股书卷气立刻把我包围了。狭小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条形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就是书籍和各种各样的本子，堆满了书架，占据了床桌底下、椅架旁边的所有空间，几乎没有脚掌活动的余地。父亲伏在办公桌上正写着什么。我举目看去，一行行蝇头小字，工工整整，镶嵌在本子上那红绿相交的线条之中。桌上堆放着几本类似的本子，硬皮壳子，或红或蓝，壳子边钻有两个小眼，一根黑丝绳穿过其中，收束为一个漂亮的结，就像一只黑蝴蝶静静地躺在上面。那天晚上，父亲安排我早早睡下，又伏在案头写啊、记啊地忙乎起来，也不知他什么时候上的床。原来这时的父亲，兼总务主任、会计、出纳等多种职务于一身。那一笔笔流水账，不知消磨了父亲多少工夫，耗费了父亲多少心血！印象中父亲还不时把账本带回家，一有空就在上面记记写写，核来核去。记得母亲曾埋怨父亲，说：“学堂里那一点点账，一日到夜都搞不好，跟个和尚念经似的，捧着不放！”父亲回敬道：“你讲得简单！记账、对账，一分一厘都不能错，多出一分不行，少掉一分也不行！”是啊，父亲面对他的账本，就像老和尚面对经书，用他那惊人的细心与耐心，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把那“经”念得分毫无错、晶莹亮堂！
父亲退休之时，正值县里筹办陶行知纪念馆。负责筹办的程先生是父亲的老友，深知父亲的性格，就邀请他协同筹办此事，也就是打打杂，帮帮忙。做事极认真负责的父亲，为了纪念馆的顺利开张，忙里忙外，四处张罗，常常耽误了吃饭的时间，母亲带着几分挖苦、讽刺的口吻数落道：“你一个帮忙的，比人家负责的程先生还要忙些！”父亲不仅肯于出力，默默工作，而且还大方爽快，不计得失。家里一些老旧的家具就被低价收购，甚至自甘奉送，作为陶行知的遗物送往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有一年暑假回家，我崇敬地前往纪念馆参观。走进一个展厅，大概是展示陶行知少年读书生活的，一眼就认出了我年少时常坐的那张老式的书桌，一头沉，有三个抽屉，抽屉上铜质的拉环黄中带黑，依稀还浸润着我的手指留下的汗渍。书桌上立着一块标牌，上面赫然写着：陶行知私塾时使用过的书桌。不少参观者围着书桌仔细打量，似乎想从上面寻找些伟人的痕迹和奥秘出来。而我的心却在翻滚，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涌上心头，愧疚？自豪？可笑？可悲？……
父亲在纪念馆前前后后干了十余年，也算是为家乡的文化事业继续发挥了余热，直到古稀之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恪守的岗位。开馆闭馆，迎宾送客，清扫展厅，整理展品，邮寄信件，分发报纸，这些琐碎之事，他做得是那样较真，那般到位，那样主动，那般自觉，常年累月，始终如一。父亲这种一丝不苟、默默奉献的工作精神，他的不怕吃苦、不怕吃亏的为人品格，进一步为人们所了解所赞赏。于是，同事们一般在非正式的场合，在背地里，在私下谈论的时候，都亲切地称父亲为“老黄牛”。
作为他的儿子，小时的我，听到的是“老和尚”这样的戏称，成年后的我，又听到了“老黄牛”这样的美誉。“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的这句诗，正是父亲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正是父亲朴质人格的最好概括！
父亲做人做事的这种细致耐心、不怕吃苦吃亏的精神和品格，不免会受到母亲的责怪和埋怨。母亲总是嫌他做人太傻，做事太傻，总是被人支配，为人作嫁，自己受苦受累，吃尽了哑巴亏。我常听母亲如此抱怨父亲，“你个好好先生，什么事你都揽在自己身上，哪个叫你做事，你都答应，从来不晓得拒绝，也不问问自己是否做的去。”是的，面对工作的需要，父亲从来都是迎头而上主动适应，力求完美落实，不知偷懒为何物，也不知投机取巧为何物；面对别人的要求，父亲始终都是笑脸相迎满口应承，尽力满足达成，不知拒绝为何物，也不知敷衍了事为何物。这样的品性，这样的精神，移用在家务事上，便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细致耐心，一点小事弄半天，实在是心细如发、一丝不苟到了极点！此种脾性，与手脚麻利，做事爽快的母亲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然入不了母亲的“法眼”，被母亲嘲讽为“温吞水杀鳖，有的玩”。自然而然，母亲就常常把“老迂”这两个字挂在嘴边，既用这两个字称呼他，又用这两个字评论他。而父亲从不与母亲计较，他依然我行我素，照样按他的方式去做人做事-----“迂”，固执地“迂”，一如既往地“迂”。
在那个衣食有忧、生活拮据的年代，父亲以他的吃苦耐劳和聪明才智，与母亲一起艰难地经营、支撑着家中的生计。在工作之余，在节假日，父亲只要回家，只要在家，就不会闲着，不是带领我们几兄弟去离家几十里的深山砍柴，就是去十里开外的郊野种地种菜，常常是凌晨两三点出门，直到天黑才能回家，含辛茹苦，披星戴月。父亲能干这些重活、累活，在那个困苦的年代似乎并不稀奇，但他还能做许多细活、工艺活，可能就不那么多见了。他学会了裁剪和缝纫，我们四兄弟的不少衣服都是他亲手做的；他学会了理发，我们兄弟四人的头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他亲手剃的；他学会了修理，家里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都留下了他手工劳作的痕迹。父亲真是无所不能啊！这世上似乎没有他不会做的事，似乎也没有他不能克服的困难！父亲以他的克勤克俭、吃苦耐劳，以他的自尊自强、心灵手巧，给我们兄弟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榜样，给我们家树立了一种优良的家风：踏实努力，自力更生！
小时的我，对于父亲裁剪衣服的过程和动作，见的虽不多，但印象极其深刻，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往桌前一站，接过母亲从木箱里取出的散发着特有香味的咔叽布，铺放在饭桌上，左手执尺，右手拿着裁缝所特用的扁平型画笔，在布料上比比划划，画出各种线条，或直或曲，或弧或拱，然后沿着线条，小心翼翼地在布料上开剪。裁缝大剪搁在木桌上，游弋在布料之间，发出一种特别清脆的声音，咔嚓咔嚓，撞击着我那颗对父亲崇敬崇拜的心，直到今天似乎仍在嗡嗡作响。有时，遇到一种不熟悉的服型，为避免失败而损坏浪费布料，父亲就会找出几张报纸，先在纸上比划琢磨，将剪下的片样与买回的学裁剪的教本比照，感觉到差不多了，才会在布料上正式开剪。如此裁法，哪有不慢，不迂的道理？
记得我插队之后，有一次回城，正好父亲也从学校返家。一见面，看我的头发长了，来不及歇息歇息，父亲就从房间里找出理发工具，就要给我理发。那时我大了，嫌父亲剪得不好看，就不愿让他剪。母亲也说，“两角洋，去店里剪吧。”父亲却不依不饶，坚持要给我剪，一边和善地笑着，做我的思想工作，说：“现在我的水平提高了，经常给同事、学生剃，他们都说好！”我于是坐了下来，就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冬日里和煦的阳光，透过邻居房屋的屋角，洒满了整个庭院，包裹在我们父子的身上，那么温馨，那么温暖。父亲打开工具包，掏出白色的围布，双手扯住围布的上摆，抖一抖，往我的额头前一甩，服服帖帖地披盖在我的胸前，又在脖子后紧紧地打了一个结。接着，父亲拉开马步，半蹲半立，中指与无名指夹着梳子的左手，轻轻地按住我的头，右手握住剪子，开始细心地推剪起来。剪子推得很慢，父亲的手艺并不高，但他极为耐心。整整半个小时过去了，我坐得有些不耐烦，母亲也在旁边嘀咕，“迂死了，迂死了，一个头剃这半日，人家一头猪都杀好了！”父亲却一点也不着急，他迎着光线，左看看，右看看，上瞧瞧，下瞄瞄，这里修一剪，那里补一刀，修修梳梳，梳梳修修。终于完工，只见父亲拿出母亲常用的那面镜子，伸到我的眼前，颇为得意地说，看看，漂亮得很！我看看镜子中的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像一块瓦覆盖在头顶上，两只耳朵，直挺挺的，全暴露在头发之外，剑拔弩张，面目可笑。我有些不高兴，嫌父亲剃得太短了，说：“丑死了，以后再也不要你剪了！”父亲似乎很委屈，也很不服，说，这头怎么丑，不是好得很嘛！
是啊，什么是丑，什么为美，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会完全不同，标准也会因人而异。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太任性了，我一点也不理解父亲的苦心，我一点面子也没给父亲留下。此时此刻，一阵懊悔袭上心头，绵绵怀念漫过脑海！父亲，我真想还坐在院子里，在阳光的沐浴中，在微风习习的石榴树下，让你再给我剃一次头！
可是，我再也领略不到你独特的手艺，再也享受不到你无偿的服务了！
父亲与母亲结合于建国之前，二人风风雨雨，走过了近七十年的人生旅途。年轻时，他们相亲相爱，共同担负起赡养老人、抚育儿女的责任；年迈时，他们相濡以沫，相怜相惜，共同面对自己的生活。结婚六十多年，父母二人很少红过脸，很少吵过架。父亲总是以男人的宽容大度求得夫妻的和谐、家庭的和睦。最近几年，母亲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不但卧床难起，行走不便，神志也有些不清。父亲拖着沉重的步履，忍受着自己身体的多种不适，悉心照料母亲。买菜做饭，忙里忙外，甚至连母亲吃的药，都需要父亲时时提醒，并准备好，张罗着让母亲将药服下去。父亲的细致、耐心，体贴、关爱，达到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直到自己染病住进医院，他还在念叨没能让母亲及时服上控制血压的药，而不时流露出愧疚和自责之情。
2014年元月9日，也即我生日的那一天，母亲突发脑溢血，不幸过世。人们常说，儿的生日，母亲的受难日。确乎如此啊，十月怀胎的折磨与艰辛，一朝分娩的煎熬与苦痛，儿子的降生，总是以母亲的痛苦为前提为代价的。我强忍着巨大的悲恸，与兄弟们一起把这噩耗告诉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父亲。父亲似乎显得异常平静，两行清泪沿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往下流。他不顾我们兄弟的劝阻，坚持从病床上爬起来，颠着蹒跚的步履，参加了母亲的葬礼，护送他厮守了六十多年的妻子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仅仅二十四天之后，父亲就紧随母亲而去了。
父亲，是母亲在天堂召唤你吗？这一次，你怎么听母亲的话了？你怎么走得这么急，你就不能再“迂”一回吗！
2017年1月20日初稿
2017年1月25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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