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翻过一篇爱情小说，内容早已忘却，只不过，其中一关键句，倒是记得清楚：爱她，就请说出来。
的确，有爱，就该说出，否则遇到个观察力不高、情商偏低的木头，一段本该天雷勾地火的情缘不成，岂不叹哉？！
此话推而广之——做了好事，虽没必要拿大喇叭，通告天下，做那无意思的市恩之辈，但和颜悦色，态度谦和的微微示意：我做了……还是需要的。否则恩没结上，弄出个怨，就有些不妙，若再搞出个仇，更是扼腕叹息了。
琅琊王走向晋元帝的漫漫路上，王导是臂膀、是股肱、是腹心；甫登帝位，拉着王导的手，“与君同坐此座”；帝位稳固，小动作便开始了，重用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以分王导之权。
这就是皇权的专制特性，决定了它的自私与独享。或许在孱弱时，其会拿出一定的权力分享，但一旦大势稳定，专制特性必然上升。
“受害者”王导倒是坦然而对，毕竟忠贞不贰，历经三代的忠臣，不是虚言。可在荆州掌握军权，习惯了“瞅啥？！瞅你咋的？！”三句不合，就动手的堂兄王敦却怒从心起，上疏元帝，说：“导倾见疏外”，请元帝回忆过去说的“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字），当管、鲍之交”。这道奏疏到了建康，被王导退还给王敦，但王敦再次派人送交元帝。
君臣矛盾已然表面化了，元帝仍步步紧逼，任命谯王司马承掌湘州，扼住荆州上游；委戴渊为司州刺史，刘隗为青州刺史，压缩王敦势力。防范、敌视之心，昭然若揭。
322年，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军到芜湖，又上表指斥刁协。元帝得讯大怒，下诏讨伐王敦，命戴渊、刘隗两军入卫建康。
王敦叛乱，建康城里处境最难的是堂弟王导。其每天一早，就率领宗族二十多人于宫门前请罪，说家门不幸出此乱臣贼子，请皇帝发落。刘隗进了建康，与刁协力劝元帝，把王氏全族处死。元帝虽未点头，但到底应该怎样对待王导，心中犹豫不决。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尚书左仆射周顗，就是《世说新语》中作楚囚泣的发起者。
周顗入宫觐见元帝，王导见了，喊他道：“伯仁（周顗字），我全家百口的性命都拜托你了（伯仁，以百口累卿）！”但周顗连头也没回，昂着头，径直进了宫。
然而，周顗见到皇帝，极言王导是个忠臣，不能治罪。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请他宴饮。周顗喜欢喝酒，在宫里一直喝到大醉，才出来。王导仍在宫门口等侯，叫周顗，周顗也没搭理，而且边走还边大声说道：“今年杀叛军贼子，换个个头大的金印，带在身上（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
周顗出宫后，回到家里，又连忙写了篇奏折，言词恳切，替王导他们求情。
可王导压根不知道周顗两次为自己向皇帝求情，他只看到了危机来临，周顗对自己的冷淡，甚至还怀疑其落井下石，所以内心中，非常怨恨周顗。
元帝召王导进宫，安抚了他，表示对其完全信任。三月，又发布诏书，称赞王导是能够做到大义灭亲的忠臣，任命他前锋大都督，命周札守石头城，刘隗守江中蒲州上的金城。可王敦到底是百战之将，能力不俗，一战而胜，刁协逃跑途中被杀，刘隗则逃往后赵。
王敦此时，倒也没有废黜元帝，只是做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为了震摄朝堂上下，显示自己的威严，他准备大开杀戒，借几个人头。
《晋书.列传三十九》记载道：
王敦询问王导：“周顗和戴若思是南北两大才子，应该做三司（司空、司马、司寇）这样的大官，没有什么可以疑虑的。”王导不回答。又问：“如果不做三司，那应该可以做尚书令、尚书仆射吧？”王导还是不说话。王敦便说：“如果不配为官，那就杀了他们。”王导继续沉默。（敦既得志，问导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所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导又无言。）于是，王敦便杀了二人。
戴渊，作为元帝对付王敦的打手之一，领兵对付过老王，被杀，也还罢了；可周顗，不过是个说话的态度问题，在朝堂顶撞过老王几句，也被杀，纯粹就是王导怀恨在心，默许导致。
后来，王导在整理中书省的文件时，发现了周顗极力为他辩白的奏章。原来周顗一直在维护他，只是不想让他有感恩之心、之举，所以在他面前从未表现出来罢了。想到自己不负责的沉默，王导拿着周顗的上书痛哭流涕，无法控制。回到家后，对家人说：“我虽然没有直接杀死伯仁，可伯仁却是因我的不作为而死。幽冥之中，我对不起这个良友呀！”（导料检中书故事，见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这便是典故“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来历。
唉，王导聪慧，自不用怀疑，面对生死大局，一时乱了心智，没看出周顗的良苦用心，对王敦之问，三缄其口，间接害死周顗，的确有损贤士之品！可周顗，做好事，不留名的精神，我等佩服！但表面冷漠以对，暗救王氏全族的行为，还是值得商榷……
一句话：做好事，最好留个名，毕竟也要让后人有个学习的榜样，可以“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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