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南京为都城，而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南京成为陪读。明清更迭，金陵一下子成为政治上极为敏感而微妙的地区，对满清通知心怀不满的明朝遗民们选择聚集在这座前朝留都。这些人流连于金陵山水草木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艺术群体，即“金陵画派”。这个画派并非由风格或师承而定，譬如松江派、吴门画派、新安派等，相反，即使是“金陵八家”也是师承各异，风格不一，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与特殊的地区将他们汇聚成了同一股文化源流。
当初不愿进京的画家们如今集体“进京”，便是中国美术馆的“金陵盛跡：十七世纪的金陵画坛”展览。展览分为五个部分：金陵先声、金陵八家、金陵别样、金陵妍丽、金陵余韵。
金陵先声
明末,金陵文化界以文士为其主导，既有在朝身居高位的官员，也有在野的隐士与苦读的青年才俊。他们大多能坦然面对明末社会政治状态，常常徜徉于山水名胜之间，以写书作画为娱。松江董其昌曾短暂为官南京，半官半隐，成为十七世纪初文人逸士的典型，为许多文人所效仿，所作山水画风在文人画家群体中影响颇大。从十六世纪末开始，各地职业画家为繁荣的商业文化所吸引，纷纷流寓南京。而金陵本地籍的半文人半职业画家悠游翰墨，多沉浸于明末的吴派、松江派、浙派（武林派）、新安派等的画风之中，基本上保存着典雅的痕迹。
金陵八家
“八家”之名，初见于康熙初年，周亮工《读画录》记载，王弘撰《西归日扎》则有《善画八大家记》流传，后张庚《国朝画徵录》、乾隆十六年（1751）《上元县志》等转述，说法略有出入，但揭示出十七世纪中后期金陵绘画的主流审美趣味。所谓“金陵八家”，实是对于当时金陵画坛主要人物的总称，因画风相近，将之归纳一起，视为“八家”，代表者如张修、谢成、叶欣、樊沂、樊圻、吴宏、高岑、胡慥、谢荪、邹喆、陈卓、盛丹、蔡泽等人。他们取法两宋院体，以金陵的某些实景为基础，着意于诗化处理，笔墨精致细腻，成为明末清初金领地区的一种风尚。同时，他们又善于延续明中期以来的文派特色，设色清丽，富有诗情，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金陵设色风格，从而将怀旧书写转化成冷清的孤寂。
金陵别样
十七世纪的中国历经着有史以来罕见的巨变，曾为明代南都的金陵在复杂剧变的时代中，影响尤其深刻。七处、程正揆、程邃、胡玉昆、张风、髡残、龚贤、吕潜、石涛等人构成了一连串的遗民画家序列。与职业画家不同，他们在明清朝代更替的背景下往往以水墨方式抒发文人思想，弥漫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感伤情怀。他们大多追求一种特殊的复古倾向，表达了一种沉痛的文化失落感。正因为他们，金陵开始出现了一种纯粹形式上的复古主义的绘画风格。
金陵妍丽
晚明清初，市民生活发达，声色犬马，文人名士狎妓之风盛行，十里秦淮成为旧院别馆林立之地，由此催生了诗文、书画、曲艺相结合的青楼文化，涌现了一批能诗善画的名妓，譬如顾眉、董白、卞赛、李香君、寇湄、马守真、柳如是、陈圆圆等“秦淮八艳”。她们才貌双绝，与名士交往，画艺精进，并参与到文人的唱和之中，成为明末清初繁荣的消费文化的象征。对她们来说，绘画既是用以谋生、竞争的手段，又是借以消除内心积虑的工具。
金陵余韵
十七世纪末，金陵画坛颓势已现。明末清初金陵画家们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虽然秉承家法，但大多亦步亦趋，其画学枯萎，画路窄贫，画风纤靡。而画面气格日渐卑弱，笔墨亦日渐疲软，结构缺乏变化，有成绩者可谓乏善可陈，高荫（高岑子）、高遇（高岑侄）、何亢宗（高岑徒）、邹坤（邹喆子）、樊云（樊圻子）、郑淮（樊圻徒）、胡濂（胡慥子）、陆逵（胡慥徒）、龚柱（龚贤子）、宗言（龚贤徒）等人，传移摹写，一切都在规矩之中。除金陵八家弟子外，柳堉、周璕等人独辟蹊径，跃出八家之囿。
（以上为展板信息抄写，太困了，今天先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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