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32天《山国轨 第七十四》第二部分

《管子》学习第232天《山国轨 第七十四》第二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问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尔日，春缣衣，夏单衣，捍宠累箕胜屑，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屑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

        桓公曰：“善。吾欲立轨官，为之奈何？”管子对曰：“盐铁之策，足以立轨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对曰：“龙夏之地，布黄金九千，以币赀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币。周岐山至于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币称贫富而调之。周寿陵而东至少沙者，中田也，据之以币，巨家以金，小家以币。三壤已抚，而国谷再什倍。梁、渭、阳琐之牛马满齐衍，请驱之颠齿，量其高壮，曰：‘国为师旅，战车驱就敛子之牛马，上无币，请以谷视市櫎而庚子。’牛马为上，粟为下。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马归于上。”

      管子曰：“请立赀于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外皆为赀壤。被鞍之马千乘，齐之战车之具，具于此，无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

      “国谷之朝夕在上，山林廪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轻重在上。行田畴，田中有木者，谓之谷贼。宫中四荣，树其余，曰害女功。宫室械器，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握以下者为柴楂，把以上者为室奉，三围以上为棺椁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

管子曰：“盐铁抚轨，谷一廪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无怨咎。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

字词注释

[1]天财：指自然资源。

[2]泰春：即春天。此种用法至今犹有保存，如下文“泰秋”，今民间即有“大秋”之说。

[3]功：农功。繇：通“徭”。指徭役。

[4]令之所止：明令封禁之山泽等处。止，禁止。此指对山泽的封禁。

[5]令之所发：明令可以开发的山泽。

[6]廪：贮藏，储备。

[7]缣衣：夹衣。与下文的单衣相对。

[8]捍宠累箕胜屑：泛指各种工具。捍，木棒、竹竿之类。宠，笼、筐。累，绳索。箕，畚箕。胜，当作“幐”，口袋。，竹筐。屑，筲，盛饭的竹器。，稯绳。

[9]折券：折价偿还公家。

[10]十日：这里指农业活动中最要紧的十日。下同。

[11]除田：整治土地。

[12]龙夏：即雷夏，在东海之滨，产盐。

[13]布：布放，贷放。

[14]赀：计算，估量。引申为换算。

[15]周：围绕，周匝。岐山：即峱山，在今山东临淄南。“岐”为“峱”字之讹。峥丘：即青丘，在今山东广饶北。西塞丘：在今山东平阴。

[16]称：视。

[17]寿陵：今山东潍坊之寿光一带。少沙：万里沙，在今山东莱州东北。

[18]梁：梁山。在今陕甘交界地带。渭：渭水。阳琐：当作“琐阳”，在今河北大名。三地皆以产牛马著名。衍：山坡。

[19]驱：通“区”。区分。颠齿：牙齿，臼齿。古代看马的年岁大小，主要观其牙齿生长数量。

[20]“请以谷视市櫎而庚子”三句：此处宋本为：“请以谷视市櫎而庚子牛马，为上粟二家。”今据张佩纶说改。庚，偿付。

[21]二家：指“巨家”“小家”。

[22]赀：罚款，罚缴财物。

[23]倍：即“培”。培土修葺田界。

[24]有：取。

[25]千乘：四千匹马。古代一辆战车要四马。

[26]朝夕：高下。这里指粮价的贵贱。

[27]“宫中四荣”三句：谓房屋四面屋檐下应种桑树，若种其他树，就是妨碍纺织。荣，屋翼，屋檐。

[28]仰：仰仗，来源。

[29]柴（zhài）楂（chà）：栅栏，木栏。楂，即“柤”，木栏。

[30]室奉：指建房用材。

[31]抚轨：即合乎国家专营之策。抚，符。

[32]谷一廪十：谓粮食在民间其价为一，经国家买入囤积后，则粮价为十。意即国家通过用盐铁专营得来的货币收购民间粮食进行囤积，可以使粮价上涨十倍。

[32]菲葬：薄葬。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仲说：“不征税而能满足国家需要，有什么办法吗？”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经营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众征税呢？”齐桓公说：“什么叫经营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春天，人民种地与服徭役；夏天、秋天和冬天就要明令规定山泽的封禁和开放，民众要依令到山泽从事生产活动。这都是凭借时节控制市场，也是物价涨落、民间借以相互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这百姓在四时所需的东西。”

      齐桓公说：“什么叫百姓四时所需的东西？”管仲回答说：“春天，百姓将要使用的东西，君主已有储备了；夏天，百姓将要的东西，君主已有储备了；秋天，百姓将要使用的东西，君主已有储备了；冬天，百姓将要使用的东西，君主已有储备了。春天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畚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需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没有钱财的农家都可以租借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工具器物。完工后归还公家，公衣折价偿还公家。因此劳力出自百姓，而使用的器物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是所谓的按照农时进行作业。”

      齐桓公说：“好。我想建立掌管统计管制的官职，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盐铁专营的收入，就足够建立掌管统计管制的官职了。”齐桓公说：“具体怎么做呢？”管仲回答说：“在龙夏地区，贷放黄金九千斤，可以用钱币换算黄金。富户用黄金，小户用钱币。从峱山周围至青丘的西塞丘地区，均是山田，只贷放钱币并按贫富分别调度。从寿陵周围往东至少沙一带，均是中等土地，用贷款来控制，富户用黄金，小户用钱币。这三个地区的粮食出产都已掌握起来，粮价就可以涨十倍。梁山、渭水、阳琐三地的牛马遍布齐国的山坡，请去区分一下牛马的岁口，验看一下它们的高壮程度，说：‘国家要建设军队，将为配备战车而征购你们的牛马，君主没有钱币，就用粮食按市价折算偿付给你。’牛马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下降。两地卖出粮食，粮价又回到原来的水平，牛马则落到国家手中。”

      管仲说：“请与民众确立罚缴财物赎罪的规则，有田地的人要在田内修好田界，不可向外侵越壤土，侵越外面的任何土地都是要受罚缴纳罚款的。国家需要加鞍的马四千匹，齐国战车的马匹配备这样就可以解决，不必向民间求索。这也就免除按丘邑等单位向民众征课马匹的赋税了。”

      “国内粮价的高低涨落决定于国君，山林和库藏械器的价格涨落决定于国君，春秋冬夏的物价高低也决定于国君。巡行各地的农田，田地里种植的树木，称之为粮食之害。房屋四周应种桑树，种其他树的，都视为妨害女功。建筑宫室制造器械，不靠国家的山林就没有其他来源。这样之后君主就可以在山林之中确定三个等级的租税：树粗不足一握的为制栅栏的用材，树粗一把以上的为建筑用材，树粗三围以上是制造棺椁的上等木材；栅栏用材应收租税若干，建筑用材应收租税若干，棺椁用材应收租税若干。”

管仲说：“用盐铁专营的收入来办理统计管制事业，可以经过囤积使粮价从一涨为十，君主得利九倍，民众照常衣食服徭役，下层安稳没有怨言。免除他们的田产赋税，从山林资源中收税。富户厚葬他们亲属的缴纳重税，贫户薄葬他们亲属的缴纳轻税；富户修建装饰自己房屋的要缴纳重税，贫户盖小房子的缴纳轻税。君主在国内设立统计管制制度，就像使用绳索一样控制民众的贫富，这就叫国家的统计管制工作。”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内容说明国家的财富靠民众的生产而来，而民众的生产又要与时令季节相合，因此说：“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所谓“官天财”，就是说国家的财富靠顺应天时进行及时的生产而得来，即是说根据一年四季的变化及时进行相应的生产活动，在不同的季节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对不同季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和管理，就能使国家有足够的财富，而不必向民众征求太多。 “官天财”就是指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利用，设立相应的官职，来管理和统计民众的生产及其物产，作为国用的基础。例如，在春天进行农耕和徭役，在夏天、秋天和冬天则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资源的封禁和开发。

        君主在四个季节提前为百姓储备所需物资，可以确保百姓在不同季节都有足够的资源使用，体现了资源的集中管理和分配的优势。通过规定每个季节的工作时间和内容，君主有效地管理了劳动力的使用，确保农业生产不受影响，同时完成了其他必要的工作。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可以避免资源短缺和资源浪费，有效控制市场波动。

      从社会管理角度看，无财力的家庭可以借用工具和公家的衣物，这体现了一种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所有家庭都能完成必要的工作，不因贫困而受限。而工作完成后归还公家，衣物折算成券，这种做法促进了社会合作和资源共享，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通过合理的资源管理和经济策略，还可以防止富民剥削贫民，避免贫富差距扩大，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文中描述了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如在龙夏地区布放黄金九千，以币赀金，巨家用金，小家用币。这意味着在富裕地区使用黄金，在贫困地区使用货币，以此调节经济。在周岐山至峥丘之西塞丘这些山邑之田布币，根据贫富情况进行调节。在周寿陵至少沙等在中田地区也使用货币，巨家用金，小家用币。通过上述措施，“三壤已抚”三种土地类型都得到了安抚，国家的谷物产量增加了十倍。在牛马管理方面，对于梁、渭、阳琐之牛马，因为这些地区的牛马数量众多，可将其驱赶到颠齿，量其高壮，用于国家的军事和战车。“谷视市櫎而庚子”，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用谷物作为市场交易的标准。“牛马为上，粟为下”，牛马的价值高于谷物，两家分散其谷物，重新调整后，牛马归于上层。

        文中管子提供的“盐铁之策”还包括通过操纵市场价格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盐铁抚轨，谷一廪十，君常操九”意思是，通过盐铁专卖的收入来进行国家的统计和管理工作。具体来说，国家通过盐铁专卖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和囤积粮食，使得粮价从一变为十，而国君可以掌握其中的十分之九。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稳定了粮食市场，确保了国家在经济上的控制力。

    君主还可以通过控制盐的出口量来提高盐价，从而获取更多的黄金，再利用这些黄金购买其他国家的廉价物资。通过盐铁专卖和合理的经济调节，国家不仅能够设立轨官，还能大幅增加谷物产量，提升经济效益。这种策略不仅可以积累财富，有助于平衡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还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生产和经济结构。这一政策在历史上多次被采用，如东汉时期的盐铁专卖政策。

      从文化习俗角度看，四务中的工作内容，如制作缣衣、单衣等，反映了当时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这些习俗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四务的安排体现了古人对季节变化的深刻理解和利用，这种季节观念在农业社会中尤为重要。

      总之，“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文章最后强调了国家通过统计和管理手段，使得百姓的贫富状况如同被绳索控制一样有序。通过这种“国轨”系统化的管理，国家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调控社会经济状况，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仲学派的商贸立国构想（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国家正从以人口为支撑点的城邦转向以土地为支撑点的帝国，并就此奠定了2000多年帝国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基础。对于当时的各诸侯国而言，如何改变旧有的制度并构建出新的制度，以便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国力、赢得国家间的生存竞争，进而获得统一天下的机会，是摆在那个时代君主与政治家面前最重要的难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管仲为代表的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通过对时代问题与历史经验的透彻把握与深入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论，并积极参与国家制度改革与实际治理活动中，从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管仲相齐，只用了7年时间就让齐国得到中兴，几乎没用什么战争手段，就让齐国称霸于诸侯，由此可见管仲在治国理财方面的能力之高超。管仲去世后，承袭管仲治国思想的后人（可称为管仲学派）继承了管仲在治国理财方面的经验与思想，并加以发挥，最终在《管子》一书中表达出独具特色的帝国构建设想与治国理财艺术。

众所周知，后世中华帝国的制度原则与治国方略是经由秦统一天下而奠定的，而秦制的基础又是由商鞅变法决定的。商鞅变法及《商君书》中推崇的治国方略是重农抑商，与《商君书》形成鲜明对比并持续影响后世的是，《管子》一书推崇运用商贸手段构建帝国并治理国家，它反映了中华帝国构建与国家治理的另一种可能道路。作为国家治理方略，重农抑商后来成为帝国的根本原则与正统标志，今天的我们已无法知道，历史是否有可能让齐国通过商贸手段统一天下，并构建起体现管仲学派想法的别样中华帝国。不过，需要交代的是，管仲学派倡导的商贸立国方略也始终隐伏在帝国国家治理之中，直至在晚清开始的中国国家转型活动中成为现代重商主义的先导。

一、以掌控资源作为商贸立国的条件

管仲以及管仲学派活动的时期，依然是农业经济占优而非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因此，以商贸手段立国的前提，是国家（或君主）手中必须掌握基于粮食与自然资源而形成的商品。在《管子》一书中，可以用商贸手段来操作进而实现对内治理、对外争霸甚至统一天下的资源，主要有四项：粮食、货币、盐铁与市场渠道。当然，掌握这些资源，不仅可用于商贸操作，实现国家治理（“货多事治，则所求于天下者寡矣，为之有道”，《乘马》），而且可以实现“利出一孔”以便吸引民众归附（对此商鞅同样提倡），“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国蓄》）。不过，管仲学派主张的靠商业手段来实现利出一孔，比起商鞅的强制手段明显要缓和得多，这也是商贸立国战略不同于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

（一）粮食资源

在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对于国内治理和对外争霸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商君书》中多处进行讨论。《管子》也强调，“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山至数》）。粮食对于百姓而言尤为重要，“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因此，治国的关键在于积粟，“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牧民》），“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治国》）。

粮食多，好处在哪里？《管子》说，粮食多，民众的道德水平就会因此提高（“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军事力量也因此增强（“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侈靡》）。粮食多，可以用来吸引外国民众投奔，它也是各种财富归集乃至开疆拓土的关键（“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治国》）。粮食多，还可以用来调控市场、抑制兼并（“凡谷者，万物之主也”，“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国蓄》）。

那么国家怎样才能有效地掌握更多的粮食？《管子》建议，先要尽可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办法至少有以下几项。

第一，君主施政要从民所欲，让民众有积极性，“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牧民》）；要使民以时，以免耽误农时，“彼王者不夺农时，故五谷丰登”（《臣乘马》）。

第二，要禁末作文巧，以增加劳动力，“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治国》）。

第三，要设法防止高利贷侵害农民利益，“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治国》）。

第四，要设法让士、农、商、工四民负担均衡，“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治国》）。

第五，重视土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地篇》），要按不同土地类别做好国土规划（“有山处之国，有氾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山至数》），然后分别加以管理。

在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国家不是依赖横征暴敛，而是巧用谷、币、货物的关系来进行市场操作，以便把更多的谷物掌握在手中，这一点下文再讨论。一旦君主掌握了粮食资源，就可以将其用于国家治理并立于不败之地，“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国蓄》）。

（二）货币资源

管仲学派强调，国家必须掌握货币资源。在那个时代，货币显然还是商品货币。正如《国蓄》篇所列举的，主要有三种货币，“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管子》特别强调，国家一定要掌握这些货币资源，才能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国蓄》）。

运用货币治国，最为重要的是利用货币、谷物与货物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社会的调控，“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特别是在《轻重》诸篇中，管仲学派多次提到了“人君铸钱立币”，即君主必须掌握货币的发行权。

（三）盐铁等资源

管仲学派也强调了国家掌握盐铁等资源的重要性。与其他诸侯国相比，齐国的耕地资源并不丰富，但因所处的半岛地形而拥有广阔的海岸和滩涂，这意味着齐国可以充分发展海洋经济，尤其是开发鱼盐资源，这是其他诸侯国无可比拟的优势。事实上，海洋资源早在姜子牙时代即已得到开发，政府从中大获其利，这一获利方法也因此常被后世称为“太公之术”。

在《海王》篇中，管仲学派将“官山海、正盐策”作为特别的措施提出，主张齐国要对盐业、铁矿等消费弹性低的资源商品实行统一管理，以发展相应的产业。既然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要吃盐用铁，国家就通过垄断并加价出售来获取财政利益，“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海王》）。

除了盐铁等自然资源外，《管子》还主张对其他自然资源也实行国家垄断，“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轻重甲》）。

当然，从真实的历史看，盐铁这样的资源在齐国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专卖实属有疑问，有学者因此认为《海王》篇为汉代学者的著作。需要指出的是，管仲学派此处提倡的“官山海”，未必是汉代桑弘羊主张的全面垄断盐铁资源的政策，因为《管子》中反复提出要跟商人合作而不应实施全面垄断，“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轻重乙》）。

（四）市场资源

管仲学派强调，国家必须掌握市场渠道。渠道也是资源。在齐国这样因处于四通八达的交通所在而商品经济一直比较发达的国家，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问》）。

国家掌握市场渠道，自然不能靠强制性力量，而要依靠公共服务，比如《轻重乙》建议为商贾立客舍。管仲在齐国主要靠设立市场、减轻关税、提供优质服务、鼓励外贸四大政策来达到“天下商贾齐归若流水”的目的。《问》中对国家掌握市场渠道的建议是，“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十六道同身”。

另外，管仲还通过设立6个工商乡（另外还设15个士农乡）来优待工商，比如说不服兵役。这样可以让他们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并有利于他们教导子女、互相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与信息等（《小匡》）。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财政中国三千年》，刘守刚，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7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